原创 林建明 程家墩的故事
《青豆子，黄豆子》
七月末，中伏，和一个叫“三九”的天气被人称为一年中的两个极端：火焰冰山。
天热，工地上作业的时间短，也就懒得出门。妻买菜回来才七点多，包装得像个稻草人般，长衣大帽的。进门往茶几上扔下一只小袋子，还扔下一句话：没事剥剥豆子，甭一天到晚捧着本书装先生的样子。妻子当然是说笑的，我却认真起来，覆上书，找来眼细密的箩，当然还有一个分类垃圾桶。
豆子是青绿色的，却称不上毛豆了，每粒都鼓鼓囊囊的，很成熟，外壳的绒毛不知道是脱落还是磨损掉了，光光的有点幽亮。抓一把出来，水淋淋的扎手，怀疑是用可乐瓶喷过水，昨夜的星辰没这么大方。
毛豆我熟悉，像天天见面的熟人。
儿时夏初，母亲一大早去菜地，窸窸窣窣砍回一抱豆禾子，说一抱有点夸张，五六棵的样子。母亲的手臂不长，还有镰刀，还要挎菜篮子，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心事。那年头当个家庭主妇不容易，有许多想抱的东西，反而抱得少了。
初夏的毛豆还像青涩的毛头小子，躲在肥厚的叶子背后，腼腆地贴着豆禾。我起床后就坐在树荫下，拽过豆禾，豆荚不用摘下来，一粒粒抠，扁平的豆子裹在白袍里，老家人叫“瓤”，母亲说瓤不要扔了，烧汤味鲜。拽一棵禾子，自下而上，由平到瘪，五六棵豆禾剥下来不过大半碗豆米。放到箩里，不用搓，捏，揉，用水淘淘，过过即可。锅里水开了，倒下去，“叭叭”倒敲几下箩底，确认干净了。水再次沸腾打只鸡蛋，搅搅就好了，盛在碗里，舀点猪油，撒点葱，一盆又鲜又糯的毛豆汤就陪伴了童年的一个夏天。
在老家，能早早的吃上毛豆都是点（种）在菜园里、地头埂或沟渠沿边上的。生产队时，黄豆算不上经济作物，也算不上粮食作物，地位就显得很尴尬。五月末麦子收割后，棉地开始管理了，准备种玉米的土地则要反复犁钯，平整得像用木梳梳理过，垄地中间打两行宕，捻上底肥，浇上水粪，才让玉米种子粉墨登场，再覆上一把烧透了的火粪。然后才在豆米两边点上黄豆，如一篇文章后的补白。
我喜欢看庄稼人点豆子。
蓝天，白云，骄阳，熏风，七八个庄稼人，身着大短裤，腰系三尺老布长巾，赤裸着晒成泥土色的身子，每个人的头上戴着一顶有点发黑的旧草帽，当然腰中还围系一根细草绳，一只盛满黄豆的小篾箩，右手的小铁锹在地上铲个口子，左手捏两粒豆子朝口子里一扔，准确无误，小铁锹锹口再回一下，碎土便盖住了豆子。反反复复，周而复始。常常看得我眼花缭乱，甚至不相信似的跑到地里“检查”一下。
相比其他作物，黄豆的命可能最贱了，不需要施肥，不需要打药水，只要锄锄草即可。长大了才知道，它的根部长着些疙疙瘩瘩的东西叫“根瘤菌”，它能将空气中的氮转化为植物能吸收的含氮物质，如氨，而植物为根瘤菌提供有机物。似乎像人一样，老实的孩子没人疼，矫情的孩子有人怜。这些豆子分回来时已是深秋了，当然也舍不得吃的，留着过年做豆腐生腐，遇到好年成，母亲还会用它做一锅“滚糖豆”。
想想那时候的生活，现在坐在空调屋里实在是一种奢侈。
一小袋毛豆剥出来的豆米估计有一大碗，白白胖胖的。这祥的豆米已不适宜做毛豆汤了，除非放到高压锅里压一会。最好的吃法是做“丝瓜毛豆”或“青椒毛豆”，家里做的时候毛豆子也要先放到锅里用白水煮一下。当然和茭白，茄子，咸菜都可以搭配成可口的菜肴。
这时节，在上海的大小饭店里都有道冷菜叫“毛豆结”，不用剥米，毛豆荚两头剪掉，洗净直接下锅放上冷水烀煮，熟透后加上味精，盐即可，想增加颜值的，切几片红辣椒摆上去，绿中夹杂着几点红，看着也是种不错享受。
临近午时，朋友圈里热声一片，其实天气再热也挡不住时光的脚步，秋天已在前面缓缓地举起了手。就像毛豆变成青豆，再变成黄豆一样，吃豆子的人也从懵懵童年变成白发老人。
《手术》
母亲病了，病得很厉害，得做开刀手术。
这是节前我还在上海的时候，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的。听声音，有些恐惧，还有点孩子般的委屈，似乎我稍微说点什么，哭声就会冲腔而出，从遥远的老家一路“呼呼”地传到上海。
其实我心里也有点担心，父亲在的时候，母亲有个小病小灾的，他都不告诉我们，会即时带她去看医生，我们知道后往往都是过节的时间里，母亲唠叨着花了多少钱的时候，父亲总是用其他话打断她的絮语。现在父亲走了快两年了，我一直还认为家里有两个老人，除了隔几天打个电话外，也不能做点什么的，后来每次打电话觉得母亲耳朵似乎不太好，我说东她说西，沟通起来实在吃力，我就想，随她说什么吧，只要听到很干脆地声音就好，身体、心理就没什么毛病。
母亲一个人在家里，确实让人牵挂，带她去上海，她舍不得几只鸡，几分菜地，又怕自己走了门口长草，猫狗跑到稻场上拉屎拉尿，好像比我们的牵挂还多。关键她和长子的关系又老是融不到一起，是那种有点说不清的家事。
我对她说过节的时候回家，带她去医院。听了我的话，她连声说好，和我小时候听了她的许愿心情是差不多的。
国庆那天出了上海的“城门”到了无锡，计划那天晚上吃完“喜酒”再乘着夜色回家，每次回去心里都急急的，恨不得一步就飞进村庄。
晚上八点多出了酒店的大门，雨竟然越发大起来，风也急急的，原来是又一个台风来袭。台风让开了差不多一天车的我劫步了，再开四五个小时的车会让身体不怎么好的我散架的，况且还有几个人随车。
二号早上，吃过早餐出门就接到家里的电话，母亲说，别人家的孩子都到家了，问我是不是不回去了？我只得笑着说，在路上了，不要急。
到家已是下午三点多，去看望母亲和那只需开刀的手。母亲的手伸在我的面前，是小拇指，有点弯曲，中间本该凹下去的那截被一个小包填平了，摸上去有点像老茧，和其他黝黑的皮肤不同的是，浅黄色，有些透明，是长了肉刺，也许是干活时戳进了什么没有挑干净，应该不属于什么大病。
我吐了一口气。
去医院的时候已是九点多了，母亲像个没出过门的孩子，紧贴着我的身边，惶恐不安的样子，那只轻松自如的手紧抠着我的上衣，将我扎在裤子里的衬衫下摆都拽了出来。医生挟着，捏捏，摸摸，头歪了歪再看了看，就低头画天书般画满了一张纸，递给我，让我去交钱。我没看懂写的是什么，但我认得“住院”两个字。
交了一千块押金，又得到三张单子，护士说，先去抽血化验，做B超，拍片子，然后去二楼做心电图。有这么严重吗？现在不仅仅是母亲紧张，我也跟着紧张。
上上下下的时间里，所有该做的都做了，又挂完了四瓶消炎药水，让母亲在走道边的蓝色塑料上坐下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
坐下不是休息，是在排队，在母亲前面的还有好几个，都等着“挨刀子”，西边不远处是两扇关闭的玻璃门，贴着同样的三个朱红大字“手术室”。
我去问吧台里的白衣天使，晚上住哪里？她看了我递上去的单子，嫣然一笑，这么一个小手术还住什么院？看我不理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住院才能报销的多，不住只能报二十五块。我吸了一口气，吓死我了，又是拍片，又化验的，我还以为病变呢？护士依旧笑笑，脸上像朵花似的，这还不是怕老人年纪大了吃不消？反正有医保，放心吧，所有的检查都正常，也只花五六百，剩下的都报了，陪陪老人去吧！
想到了母亲那双腿，五年前父亲打电话给我和我弟弟，也说要动手术，一条腿手术费要五万。吓得我们慌忙赶回家，准备送她去医院，她死活不肯去，说快八十的人了，两条腿要十万，卖掉也值不了那么多钱，又说怕有后遗症，恢复不好就下不了床，真正走不了再说。是啊，五年过去了，双腿还是好好的。我又想，像肉刺这种小手术以前怎么用也不要几十块钱的吧。
其实让母亲恐惧的大概还是费用，和旁边人闲聊时她伸出了那只不痛的手，隐约有条疤痕，她说这只也动过手术，花了七千多块。她一个月的养老补贴才七十元，做个小手术得用十年的补贴，她心疼，“儿子的钱也不是大水淌来的”。
我忽然就想到自己，我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吃的是恩递卡违抗病毒药，前两年配一个月的药要近七百元，一年要八千多。村里好心让我办了一个证，去镇Z府可报百分之四十，我仍要花费近五千。今年去青浦开过一次药，竟然只需要十七元一个月的，让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反复问医生有没有搞错。医生说，我还骗你啊，药一样的，厂家一样的。是啊，没错，错就错在这价格太离谱了，这么一点钱我还何必找Z府麻烦，报什么销？只是不明白，以前这中间巨额的利润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这S会某些部件是不是生了毒瘤？也需要动动手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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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煤油灯》
年，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一个礼拜了，就像岁月从身边溜过没有痕迹一样。早晨起床，太阳再一次从东边楼角闪出来，明晃晃的。
往年在家里呆到这个日子心里就开始痒痒的，就想着很快要离开这个才回来没几天的家，得准备外出，再回来又得等下个新年了，站在转折的路口，心里便有些忧郁。但今年情况特殊，上海那边通知让推迟一些时间过去，心里又在担心，这一推迟不知道该到什么时候？
人，就是生活在矛盾中。
不过初七在老家是个不兴出门的日子。老人们都说“七不出，八不归”的，我也没有在这个日子里出过远门，今天更是静静地呆在家里没下过电梯。在老家初七还有个习俗，晚上和大年夜一样，灯要点到天明。至于为什么，我小时候没有问过，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坊间传说很多，传了好多代，都是这么过来的。就像一个疤，不必去揭，揭开也许会汩汩流血的。
现在的灯具可谓五花八门，形态各异，也很精美，豪华绝伦，可以调节可以遥控，可以声控。但我永远忘记不了童年的煤油灯，忘记不了那微弱的、经不住一缕风吹的光。
那时的村庄里，每家都有一两盏能看见“内心”的煤油灯，放在堂屋的茶几上、孩子们够不着的地方。这也是庄稼人的脸面，讲究的还在灯罩的上方，套上裁剪成园园的白纸。至于房间里、锅屋里挂在墙壁上的大都是墨水瓶或其他小瓶做的简陋的小挂灯了。因为没有灯罩，点燃细铁管内的棉芯，立刻有束跳动的火苗，并且像庄稼人的愁绪一样，一直在“嗤嗤”地冒着青烟。久了，墙壁上便留有一条黑色的印迹，像用浓墨书写出的一个大大的感叹号。
煤油灯只是在天插黑的时候才亮一会的。母亲是个很吝惜的人，更何况煤油是不容易随便买的，一年只有那么几斤的供应票据，比吃的菜油还要金贵。没有月亮，没有星星的乡村之夜来得早，黑得像团墨。人们吃完饭吹灭灯早早上床睡觉了。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常常望着屋顶的亮瓦（一块瓦大小的玻璃），看月亮，看星星，看掠过的云堆，有时什么也看不见，但双眼还是睁着的，静静地发呆。
到了大年三十那天，父亲才将所有的灯里灌满了煤油，端出放在堂屋里的灯盏，取下胖乎乎，圆磙磙的灯罩，在水里轻轻擦洗干净。晚上，我们这些顽皮的孩子睡不着，东跑，西逛，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大方地亮着灯，昏黄的光线从门缝里，窗户里透出来，点点灯光将乡村串联成夏天夜间的银河。
缕缕光线中我们寻找、拣抢没爆的哑鞭炮，走东家，跑西家，崭新的口袋里装得鼓鼓的，口袋边留着浅浅的尘埃，也不管父母埋怨、漫骂，第二天便享受着蓝色火焰带来的乐趣；偶尔还有可以爆炸的，点着了快速扔进水宕里，塞到盆子底下，童年的心也随之激情四射。
现在想想，仍然觉得温馨。
日子数到初七，年就淡了，就像身上的新衣已被平常的衣服替换了一样，晚上的灯虽然还家家亮着的，但大都是从堂屋门缝里透出来的，房间窗户里外都已浸在黑夜之中。
我读初一的时候，是恢复高考的那年秋天。在桐贵中学，离家有点远，在没有钟表的年代，醒来就要起床，往往都是在天色未亮之时，点上锅屋里的煤油灯，自己做吃的。然后引燃煤球炉，淘点米倾在大铝锅里，注满水后才出门，这是给家里人和畜预做的早餐。摸黑出村时，心里害怕，便大声哼着咿咿呀呀的曲儿，到了公路上就会碰到同样咿呀的同学，胆子一下子大起来。放学到家时同样也是黑夜，走在回村的小路上，看到有煤油灯的亮光，就知道家里人在那里等着我。
恢复高考后，读书就不仅仅在课堂上，在学校里，还多了课外作业和辅导书，我也贪上了新兴的文学杂志。晚上，我家的灯光比别人家亮的时间要长得多。坐在灯下，书在面前，我一副很努力的样子，母亲也变得大方，默默地坐在大桌子对面，纳鞋底，织毛衣，也不说话，更不打扰我，只有贪玩的弟弟，在灯照不到的阴影里溜出去玩，或偷偷地溜回房间里睡觉。
可任凭我怎么努力，也没用，高中还是没考上。有时便想着那盏煤油灯，它的光亮注定只有那么大，右扭灭了，左扭火大了烟也浓，但光却亮不起来。
这就是命吧。
结婚那年年底，村里终于有了电。当天晚上，家家户户亮着灯，远远望去，村民们像过年一样，每扇窗，每扇门都露出灿烂地笑容，那情景真的宛若满天的星星。
现在城里已没有了黑夜，夜色仍旧驻留在乡下，在原野，在无人烟的地方。我的村庄里，年夜的灯还像过去一样点亮，但灯光开始稀疏了，许多房子被它的亲戚贴上春联，像两行殷红的血，门上的铁锁锈迹斑斑，像似被岁月封上了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