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农场》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作品，奥威尔出生于英属殖民地印度，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各派人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奥威尔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动物农场》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我们看得心惊肉跳。他将悲喜剧熔为一体，使作品具有了极大的张力。拘谨的英国人生性谨慎，但讽刺文学却一枝独秀，而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他并非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和事，而是直接揭露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邪恶以及他们所支配的语言体系的堕落。

故事发生在曼纳农场，从前被人豢养的禽畜行尸走肉地生活着。一天夜里，动物们在谷仓中听了雄猪老麦哲所讲的梦，仿佛听了一堂福音传道或启蒙教育，任人宰割的动物从此认清了受人剥削、被人奴役的处境。不久，他们群起而动，赶走了主人琼斯，自己当家作主，推行“动物主义”。动物农场建立伊始，全体动物享有平等权利，开始崭新的生活。

然而，正当农场笼罩在大家庭式的温暖之中的时候，正当动物们任劳任怨、忍受委屈、迁就现实的时候，新的当权者却开始用新制度来为自己捞取特权。猪群占据了领导的地位，它们的两大领袖拿破仑与斯诺鲍展开殊死搏斗。经过多次较量以后，前者终于获胜。

奥威尔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匹叫鲍克瑟的老马，他忠心耿耿地为拿破仑工作，一生中有两句名言：“我要努力地工作”、“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他从不思考，没有疑惑，活得充实、活得愉快。他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结论。鲍克瑟因年迈力竭而亡，死后却被拿破仑将皮和骨头换取威士忌喝。拿破仑在鲍克瑟隆重的追悼会上，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鼓励家畜家禽都向死者看齐，做动物农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模范成员。

斯奎拉是群猪中指鹿为马的宣传家。它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农场的今昔做对比，常说的“你们没有谁希望看到琼斯卷土重来吧”这句话，成为一切异议和不满的成员头上的紧箍咒。越是把过去的处境描述的可怕可怖，很成问题的现状就越是显得美不胜收。于是，缺乏理解能力的动物们欣然地接受了实际上更加残暴的奴役。作为领导阶级的猪群把牛奶和苹果留给自己享用，其它动物却忍受饥饿，对此，斯奎拉的解释是振振有辞、理直气壮的：“你们不会把我们猪这样做看成是出自自私和特权吧？实际上我们猪根本不喜欢牛奶和苹果，我自己就厌恶它们。我们实用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健康。我们是脑力劳动者，农场的全部管理工作和组织工作都要依靠我们。我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为大家的幸福费劲心机。因此，正是为了你们，我们才喝牛奶吃苹果。”动物们呆头呆脑地认可了斯奎拉的合理化解释，反而对猪群感激涕零。

一个新建的强权社会必然需要一个“公共污水沟”，即倾泻仇恨与怨毒的场所。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斯诺鲍恰恰充当了一个虚拟的靶子。拿破仑将斯诺鲍作为“革命最危险的敌人”，让所有成员都时刻警惕斯诺鲍的复返。这样，动物们的视线就被转移了，革命的质变也就得以悄悄完成。凡是与斯诺鲍相关的迹象在某处出现，施暴者便抓住借口，从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搞出惊世骇俗的大案要案来。凡是统治露出破绽时，便把斯诺鲍作为替罪羊，所有的过错一股脑推到它身上，这个假设的敌人永远也无法反驳。黑白对照，黑者愈黑、白者愈白，合理永远合理，不合理永远不合理。

当语言的作用运用到极限时，狰狞的面目便暴露出来。九条恶犬为拿破仑开道，顺者昌逆者亡，当年制定的“七戒”被刷掉，“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变成“四条腿好，两条腿更好”。最终，领袖把“动物农场”改为“曼纳农场”。这里不存在真话，也不允许讲一句真话。一切都在不断地被修改，目的就是为了磨灭动物们的记忆，让幸存者不再对暴zheng、非正义和公开的丑剧产生丝毫的惊奇。群猪竖起双腿走路，在大厅里与其他农场主举杯联欢。此时此刻，其它动物默默待在窗外，“从猪看到人，又从人看到猪，再从猪看到人，但它们已经分不出谁是猪谁是人了”。

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在极权主义社会里，黑白颠倒、指鹿为马成为常态，而说真话的人却被送往精神病院。《动物农场》的寓意正在于此。这部小说由于题材敏感、主题尖锐，竟有十二家出版社拒印，但一旦出版，它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在英美读书界获得经久不衰的好评。在二战以来最佳英文小说的名单上，《动物农场》与《麦田守望者》等巨著并列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