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闻年枷响》

再一次听到连枷（我们家读该）声是去年的仲秋时节。

老同学帮祥在他的朋友圈里发了一个视频，里面有两个上了年纪的乡下老婆婆，头上扎着挡灰的毛巾在用连枷拍打着黄豆，“叭，叭”地。视频很短，没几秒钟，听得我有点焦急，像一个几十年没看到的旧友擦肩而过，总有些不甘。我便连连点开视频，想让这声音连续起来，能够听得久一点，但总是徒劳，眼前无论看到抑或听到的依旧是断断续续的。

是啊，那久违的声音，一段暂短的视频怎能让它连续起来呢？

当时我便写下这个题目，也就是想连续这个久违的声音，连续这个久违了的记忆。只因事情繁多，没时间也没心情去连续。从此，那个“叭……叭”声不时在我心头响起，纠缠着我的思绪，特别是在有点空闲的时候。

近日在他乡的田野经过，视线里的葱绿渐渐被齐刷刷的麦穗改变了，想想还有个把月的时间老家新麦就可以开镰了，但现在的孩子却再也听不到那“叭，叭”的连枷声响了。

记忆中钉耙，挖锄，平锄总是被挂在高高的墙上，杉木的柄被摸得锃亮。而同为古老原始工具的连枷似乎有点冷落，靠在泥巴墙的角落里，默默无闻。但我知道在所有农事的大戏里，锄头、钉耙出场的时候虽然多但都是配角，都是戏里的引子或序幕，只有连枷的出现才是临近农事大戏的一场或全场的剧终。所有的劳作，汗水，希望乃至失望都在这连枷的“叭，叭”声中见了分晓。

有时候我在想连枷拍在作物上的“叭叭”声，像极了一个受了怨屈的女人瘫坐在路边，有人无人时都在唠叨着自己的不幸，唠到伤心处，便用手拍一下土地。那声音透露着无奈，不甘，让人听着听着便忍不住有些伤感。这种体会是我在走南闯北后的现在才有的，我知道程家墩的先人们已经历过几百年这样的拍打，唠叨，但没有同情，没有听客，他们坚强地起身，走进空旷的稻场，抡起连枷，“叭叭……叭叭”是一阵又一阵疾风骤雨般地拍打。

童年所有的记忆来自于门前那片麦田。在我六七岁的时候还只是敢去生产队的稻场上玩，至于外面的世界跑的最多是靠近村庄边的麦田里。那时我的个子也就麦苗高，钻到麦田里看不到我的头发，隔壁的孩子便笑我，给我取了绰号“万年桩”，意思是长不高的树桩。

我喜欢去麦田里是因为麦子抽穗的时候，夹杂在麦苗中间还有一种叫“乔麦”的作物，比麦苗长的快，青灰色的，大人们认为它抢了麦子的养份，锄草时发现了就会拔掉它，但总有“漏网之鱼”。我喜欢拔下它的穗做麦哨，掐一截嫩头用手一捏，便有两个裂口，含在嘴里，腮帮一鼓就会发出“呜呜”地响声，麦管细声音就细，用力就小，麦管粗声音浑厚，腮帮鼓的就圆，我很少拔粗的麦管，我的腮鼓的像青蛙的气泡，那声音也发不出来。儿时体会不到大人们的艰辛，饿了回去向大人们要吃的，冷了要穿的，自己想要的都得到了便认为是天下最快乐的人了。

“日晒稻黄，雨淋麦黄”，两场夏雨，几个烈日，麦子开镰，村庄就忙碌了。

程家墩的女人们都会打连枷，但能走到生产队稻场中间挥舞连枷的只有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经过队长的眼睛和心里扫描过的。几亩大的稻场，铺满厚厚的麦禾，还有满场烈烈的日光，麦禾舒服的弓起了身子，麦穗焦急地抬起了头，它们都在等待着午后连枷的出场。

连枷在空中“吱呀”响过，像出拳人摆好架式向对方发出“嗨”的一声招呼，接着便是“叭”的一声连枷落地，随即这两种声音混合着响彻在稻场的周围，“吱呀吱呀”，“叭叭叭叭”。十几个女人面对面分成两排，脚步横移，连枷起落，看得着的连枷痕看不着的脚板印其实都像心与灵一样配合的默契。这不光是技巧，耐力，还有一股韧性，十几张连枷挨在一起起起落落，丝毫不会纠缠在一起。

母亲每年这个时候都在稻场中间，她也是十几个打连枷人之一。我比麦苗高一点的时候，也懂点事了，我憎恨这炎炎烈日将母亲嫩白的脸晒得黝黑，布满了汗珠，也恨那连枷扬起的灰尘，它们弄脏了母亲脸，胳膊，大腿。可是我无能为力，我所做的只能是在午后拧着白瓷茶壶去给母亲送半壶凉开水。

厚厚的麦禾中间被踩出了一条金黄色小道，拍打过的麦穗则成了一条小河，麦粒躲在麦禾下面，像顽皮的孩子在和大人躲猫猫。在稻场的西侧，完成了拍打的麦禾被男人们重新捆成麦把等着上垛，还有人在将拍打下来的麦子用木掀一趟趟地推成麦堆。

这一堆堆的麦粒是老人的微笑，是孩子们眼里的馒头，面汤，是母亲心里的希望，所有的拍打所有的辛苦就是想让麦粒干净利落的从麦芒中脱离，装满屋里的缸，罐。

连枷声没有因为一杆连枷的暂停而停顿，“叭，叭”还在继续。

所有举着连枷拍打的人都很专注，连枷在手中起落，心在面前的麦穗上，所以连枷的目标不会落空。尽管脸上汗珠如麦粒般从脸上滚落，尽管拍打起的灰尘呛着我的喉咙，我也抡起连枷，学着大人的模样，举起，用力，落下，我的连排没落在麦穗上，连枷的角却戳到泥地里，震摔了连枷，震麻了手掌。母亲扔下茶壶摸着我的手，连说：“没事吧？没事吧？”我有点倔犟，还要捡起连枷，母亲说：“你还没连排高，逞什么能？”我说：“我如果能打了就替换你，让你歇歇了。”母亲说：“傻儿子，你看到你爸了吗？他们要堆草，要犁地，要挑粪施肥。女人做女人的事，男人有男人的事情，多着呢，庄稼人的活做不完的，我儿大了要读书，做个有文化的人。”

我在连枷地拍打声中渐渐长大，到了明白使用连枷技巧的时候，离开了那个农忙时家家户户门口都响着“叭，叭”声的村庄。

但我终究没学会打连枷，也没有如母亲所愿成个文化人，后来我成了一只候鸟。但我知道，我一直在举着那杆连枷，我的拍打也从来没有停歇，尽管不是拍打在麦穗上。

这就是生活。

《蔷薇花开》

少年时代听过一首很流行的黄梅歌，其中有句“路旁的野花你不要采”一直萦绕在耳际，觉得这“野花”是专指野蔷薇花的，还天真的想象这写歌的人，一定是被蔷薇花的利刺伤得刻骨铭心。

那时我最喜欢的就是蔷薇花了，也许是乡下除了农作物压根就没什么其他的花，没有选择喜欢的余地。每到清明前后，沟渠边，野地里，还有篱笆墙上，一丛丛的野蔷薇便蹿出了一蓬蓬的嫩枝。没几天的功夫，白的，粉红色的，还有腥红的花蕾就耀眼在我们的面前。任凭它的刺有多密多锋利，我们总能想办法掐到一根根嫩嫩的枝头，撕掉它的外皮，去咬它宝石般圆润的茎，水淋淋，甜晶晶，直达心底。在那有着个叫“荒春”的年代，它虽然填不饱我们的胃，却能满足我们的胃口，蜜了我们的嘴唇，充实了我们的好奇心。吃完再采一捧鲜花回家，放在一只盛着清水的大碗里，房子里便充盈着它淡淡的香味，闻着它读书，吃饭，睡觉，它薰香了我们的少年时光。

成家后去他乡打工，看到许多名贵的花都开在树上，鲜了一方天空也眩晕了行人的双眸。野蔷薇花似乎不受欢迎，因为我压根就没有见过。但有次在青浦的凤溪乡下，我却看到大片的农田里种植着蔷薇花，叶子肥大，花瓣鲜红如血，每朵大小形态似一个模子脱出来一般。朋友见我疑惑便说，这是栽培的月季，花店里的玫瑰花就是由它替代的。

还好我没买过鲜花，我想。后来也就不相信玫瑰了，甚至连累到蔷薇花，觉得它也不再纯洁。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再一次看到蔷薇花开已是三十年后。去年三月的一天，没听到春雷也没和春雨碰面，但春天却悄无声息的来了。我们披着灿灿的阳光去“谋道”南边的一个小山上，去做老太太的清明。那天去的都是老太太的下人：我家的弟兄三个，叔叔家的，小爹爹的孙子，男男女女还有我们的孩子一起有二十多人，五六部车，浩浩荡荡的上了山，山上松树林中有个叫“望瑞庵”的小庙，我的“老太太（父亲叫奶奶）”坟墓就在庙的隔壁。

坟前也有一小片松树林，透过黑黝黝的树杆朝南望去，是一条小山坳，沿着小山坡被庄稼人垒成高低错落的梯田，此时油菜花金黄，逼仄的田埂月牙般弯弯曲曲，埂上小草青青，自上而下望去，似一幅田园美画。

就在老太太的坟上，我看到久违了的野蔷薇花。花开，依旧是少年时的模样，看花的人已近花甲。没有人知道此时我心中的五味杂陈。凝视着面前的土坟被雨水经年的冲刷，只剩下大大小小的石块，上面被或粗或细的蔷薇藤如一张网覆盖住，或张或闭的花朵点缀在绿叶丛中，似我们的思念。细看会发现，这一地的蔷薇其实都缘自一棵近似老树枯根的粗藤上蔓延出去的，藤很粗但并不长，折断的部位已近似木炭，在它的侧面又伸出几根拇指般粗细的分枝，向四周铺开，复又枝上生枝，枝枝交错。

野蔷薇像玫瑰但终究成不了玫瑰，它有杆却无法高大挺拔；有花并不艳丽成不了摆设，上不了厅堂；有藤却不依附于他物，它生有利刺，却不是为了示威，逞强，只为默默的保护着自己瘦弱的身体不被欺凌。它静静的守卫住自己的一方天地，哪怕极小，小得只容下插足的地方，汲取一些有限的养份，努力的向四周扩张，生枝散叶。

我们都是老太太散开的枝叶。

今年清明我是独自一人回去的，三十号因为去枞阳看油菜花节，三十一号才和弟弟一家相约去“谋道”。在老太太的坟头上我再次看到了那些纵横交错的野蔷薇，或许是受正月雨水太多影响的缘故，花还没有开，嫩嫩的枝头才冒出雀舌般的嫩叶，但我相信它一定会盛开的。

看满山的植物，松树、杉木，映山红，高低的權木丛乃至小草……又有哪一种不是呢？因为有了它们，山，才不惧风雨，泥土才不流失；也因为有了它们，山，才显得茂盛，有生机，有内涵，才生生不息。

《老家夕阳》

生活在他乡，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的眼球便总是被它吸引着，感觉那轮红日就静静地挂在老家的桦树梢上。透过树枝的空隙，温柔的光偷偷的钻过母亲锅屋的那扇小窗，跃进母亲小桌子上的酒杯里。“嗞”地一声，酒，流进母亲日趋干瘪的嘴，她的脸上也渐渐布满了晚霞。

母亲很孤单，收收拣拣的只有到黄昏了才有空闲静静的享受一会。父亲没去世时，这个时候他总是监督母亲的酒杯，当母亲喝完两杯还要父亲倒点时。父亲极小气的倒了一点，还举起杯子对着夕阳的光看了看，赶紧扭紧瓶盖：“这回再说也没用了”。母亲笑了，皱褶的脸上像盛开了的菊花。

现在锅屋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在小桌边独饮生活这杯辣酒，醉过吗？我们一直担心，但也只能说是担心，有时在这个时间打电话问问。锅屋里母亲坐的对面原先是父亲坐的小木椅还是那样的摆放着的，只是母亲的脸上那朵菊花不再怒放。

外公外婆都三十多岁的时候才生了母亲这么一个独苗。六，七岁时，晚上母亲不含着外婆的乳头都睡不着；十二岁前，走路都要骑在外公的肩上。母亲说，六月天，外公去地里锄草也要驮上她，胳肢窝夹着草席，一只手提着锄头，挑着个酒葫芦。到了地头，寻棵树下，放下草席让母亲在上面玩，酒葫芦挂在树杈上。外公锄一个来回的草就摘下酒葫芦喝几口酒，解解渴，再逗逗她玩一会。当外公的背影渐渐远时，母亲忍不住也偷偷摘下酒葫芦……

这些都是我长大后母亲说的，说这些大都是我们几个不听话惹她伤心的时候。她的话很明显地表明，她也是出生娇惯的，现在什么苦都能承受，我们怎么就不能？

我们听了也就笑笑，听的次数多了我们也渐渐懂事了，有时就会数落她年纪大了，说的都是些老掉牙的事情。外公外婆我从来没见过，就连他们长的什么模样也想象不出来，更没有母亲的那种体会，自然在心里没有什么感受的。但我们知道，父母用锄头、钉耙、铁锹、用手、用肩，还有汗水，甚至泪水在村外的土地里精心呵护着他们的庄稼。我也是父母的庄稼，当他们收获了土地上的庄稼后，再用来供养我们，我们成熟的时候，他们的腰也渐渐弯了，发也渐渐白了。

我的父母是这样，所有村庄的父母可能大都这样。只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又多了一个让人揪心却又无奈的“牵挂”二字。

时常回家的时候大都在黄昏时分。别人开车回家三个多小时，我却要五个小时，年纪大了吗？感觉自己就是奔向那黄昏的夕阳而去的。

在村庄里，我时常看见那些曾经脾气能稍微一点就燃的中年人，大都走路迟钝了，再也听不到那清脆的脚板踏在泥路上的“叭叭”声响。门前的老周九十多岁了，在我小时候经常去菜园地的路上看到过几次，每次都是拎着菜蓝。我说：“还要下地啊？身体搞坏了，志兵又要从宁波回来服侍你。”他笑笑，声音不大，似乎有点难为情的样子：“只种点小菜地哦，种了一辈子庄稼的人不能连小菜也去买吧？”这么简单的话竟让我语塞。后来再见到他，我的车子就远远地停着，我不想按着喇叭打乱了他缓慢的步子，更不想催他退到路边让我的车子过去。看着他手里拎着一篮子的小菜，我便想起每次回上海时母亲硬往我后备箱里塞满的绿色。

村西的老杨老夫妻俩也经常看到，有时离得近了，递上一根烟，老杨总是将手先在衣服上揩一下再接过香烟：“家来了？应该的，应该经常回家看看。”我点点头，听着这朴实的乡音感觉有点酸。

还有志学老娘，九十五了，仍旧体板硬朗，只是耳朵有点聋，老伴去世的早，儿女也都在外面。每次见到我都声音很大：“家来了该？”我回答的声音也不低她却听不见，似乎也不听，就径自从我身边彳亍过去了。母亲说，父亲走了后，她一个人睡有点怕，就经常叫她晚上陪她睡。我想说，她都九十多了，万一？可终究没有说出来，母亲孤独、恐惧，这漫漫长夜，有个人陪她，即使说的话听不到，但有温暖。我又有什么理由去干涉？

那次回家在家里只呆了两天，母亲开心得像个孩子。得知我就要回上海，母亲跑到菜地里挑了许多蔬菜，还装上坛坛罐罐的腌菜，说要让我带回去，给她孙子、孙女、孙媳妇吃，我说不要了，但怎么拦也拦不住她。

回上海的头天晚上儿子也回去了，临走时车子便由他开进了程家墩去装那些坛坛罐罐。我没有随车回村，蹲在村前的公路边沿，看着眼前土地上的玉米秧子发呆。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以前每次都是老父靠在门框上向我挥手的，现在我怕车子掉头那一刻见到母亲眼角的泪和抽动的嘴唇。

车子向东急驶的时候已是下午两点了，儿子说回“家”吃晚饭差不多。我没说话。阳光透过车窗像床无形的被子盖在我身上，暖暖的。但我知道此刻太阳已经偏西，又一个黄昏即将来临，又一个夕阳即将挂在树梢上，在它仍旧绚丽，未被黑夜吞噬之前，我们真得好好珍惜它。

我在音乐的催眠下昏沉沉的，但眼角已经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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