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姜太公，即姜子牙（公元前1156-1017），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寿至139岁。姜太公是周文王倾商武王克殷的首席谋主与西周的开国元勋，齐国的缔造者，齐文化的创始人，在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方面都有卓越建树，是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被称为“周师齐祖”“百家宗师”，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姜太公自幼喜好学道修礼，画阵比战。年长后进一步精研传统推数之术，善于洞察时事，分析形势，应时权变，是西周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改革先驱人物。他以文韬武略，不畏天命、顺势进取，佐周灭纣。以首功封齐，创建了东方大国——齐国的千载业基。他先后辅佐了六位周王，因是齐国始祖而称“太公望”，俗称姜太公。

晋·苻朗《苻子·方外》载：“太公涓钓于隐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尝得一鱼。鲁连闻之，往而观其钓焉。太公涓跪石隐崖，不饵而钓，仰咏俛吟，及暮而释竿。”

姜尚的钓法奇特，短干长线，线系竹钩，不用诱饵之食，钓杆也不垂到水里，离水面有三尺高，并且一边钓鱼一边自言自语，“姜尚钓鱼，愿者上钩。”一个叫武吉的樵夫，看到姜子牙不挂鱼饵的直鱼钩，嘲讽道：“像你这样钓鱼，别说三年，就是一百年，也钓不到一条鱼。”姜尚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曲中取鱼不是大丈夫所为，我宁愿在直中取，而不向曲中求。我的鱼钩不是为了钓鱼，而是要钓王与侯。”

后来，果然周文王姬昌到来。姬昌兴周伐纣迫切需要人才，得知年已古稀的姜尚很有才干，他斋食三日，沐浴整衣，抬着聘礼，亲自前往磻溪应聘，并封姜尚为相。姜尚辅佐文王，兴邦立国，帮助姬昌之子周武王姬发，灭掉了商朝。自己也被武王封于齐地，实现了建功立业的愿望。

成语“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便源于此。

首功封齐建国

周王朝定鼎，武王封赏功臣谋士，师尚父姜太公因在兴周灭纣中的首功被封于齐。领封之后，太公带领文武百官，携家人侍从，车乘辎重，浩浩荡荡，东行就国。

《史记·货殖列传》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而人民寡。”《盐铁论》说：“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营丘经济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好，对经济的发展不利。太公以其超人的谋略智慧，结合当地实际，确立了务实求功的基本指导思想。制定了三大基本国策：“举贤尚功”, “因俗简礼”、“通商工之业，使渔盐之利。”

举贤尚功

选拔有才德之人，给爵位授实权，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均用其所长，并督创实绩，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太公“举贤尚功”，举贤任能，不计亲疏，唯才是举，为后来“齐日大至于霸”的业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因俗简礼

因东夷土著之俗，简化西周的繁礼，以适应当地的民情。齐地是中国早期开发区，伏羲、炎帝、蚩尤、共工均曾居于此。此地是制造舟车、冶铸兵器的肇始之地，有尚武重仁的传统，蕴藏着全面发展的很大潜力。太公发挥这一优势，调动广大士民的积极性。采取了“敬其众，合其亲，因其明，顺其常”(《文韬·文韬》)的策略，要求官使们对民要：“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同上)，激发士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周礼，即保持了它的权威性，又简化了一些繁琐程序，从齐地民俗的特点出发，两相结合，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于周礼的新制，从而调动了齐民兴齐建国最大的积极性，开改革开放之先河。

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

太公封齐之初，营丘一带原虽是一片荒凉的草莱之地，但有其独特优势，营丘西境有盛产高含量的优质铁矿石的商山，因出铁矿著名又叫铁山，迤东有煤山，储铜矿丰富；北境靠清河临济水，两水入海处构成了天然的鱼盐产区，地潟卤宜种桑麻，纺织品早已知名，构成了齐民发达的丝麻纺织业。

太公因地制宜，制定了有利于发挥这些优势的经济政策，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实行农、工、商并举。他在注重发展麦、黍、稻生产的同时，又大力发展桑麻种植，舟车兵器制造，劝女工极技巧。

《论衡》说：“齐女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当时已有规模可观的纺织、刺绣手工业。据《子牙子》、《六韬》载当时已有铁矛、飞钩、锤、戟、斧、刀、耒耜等铁器的制造。与开发矿业，冶铁相匹配的，是煮盐捕捞、向河海求利。盐是人的生活必需品，市场广阔，很快成齐国的支柱产业。河海之利进一步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农、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

太公把“通末业”（商业）作为富强民国的根本保障之一。太公一方面重视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发展桑蚕丝织，发展鱼盐捕捞，积累了大批的商品资源。另一方面，重商业贸易，使齐国货物遍利天下，“冠带衣覆天下”，发展与各国的通商贸易，以实现财蓄货殖，富民强国的目标。“地薄人稀”的荒僻之地在较短时间里变成“世为强国”的大齐。

“六守三宝”的富民思想

姜太公的理财富国、富民足民的发展经济的思想主张是全面而深刻的。《六韬·文韬·六守》载太公曰:“人君有六守三宝。”六守:仁、义、忠、信、勇、谋。三宝：大农、大工、大商。这“三宝”在齐立国之后，也是列入建国方针之一，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农工商同时发展，重点又是发展工商业，这些得力举措，使齐国发展成为民富国强的大国。

姜太公在“三宝并重”、“本末并利”、“上下俱足”、广开财源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政策，主要是“九府圜法”。所谓“九府圜法”，颜师古注云：“《周官》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云九府·圜谓均而通也。“九府”是“掌财币之官”。《周礼》的“九府”之职能，在于“通货币，易有无”。姜太公的财政经济政策和理财富民思想，为周朝的经济管理、经济监督、赋税收纳货物保藏等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为齐国的强大，为后来齐桓公和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平叛安周征四方

太公封齐治齐，正大展鸿图之时，武王驾崩，太公赴京奔丧。至周宫面见留朝辅政的周公，二人对王权有所安排后，又与诸重臣商议立王与治丧事宜。大家议定，立世子诵为王，即成王。在其年幼不能摄政期间，暂由周公摄政，待成王年长后还政于王。成王即位，诏告天下，改元更始。夏六月，安葬武王遗体于毕地(今陕西省咸阳市北)，大事既定，太公返齐。

《荀子》载：“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太公返齐不久，管叔、蔡叔、霍叔散布：“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摄政实为夺权，将来还政于成王，使朝野人心浮动。周公于是对太公、召公说：“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行王政，是恐怕天下叛周，没有脸告慰先王在天之灵……所以才辅佐成王。”《齐太公世家》中也记载“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之时，成王曾命太公“五侯九阳，实得征之。”太公深知，管、蔡、霍三人为武王胞弟，因是王室中最可靠的人，才让他们监视纣王子武庚，故称“三监”，他们若对周公疑心并妄动为乱，诸侯有人乘势而起，后果将不堪设想。太公接周公书信，知道事情严重，一方面支持周公、一方面部署力量，以备不测。

成王元年，“三监”果然与纣王子武庚内外勾结叛周，由于武庚的乘势而入，西周王室内部之争，变成了殷商遗民复仇、旧朝复辟的叛乱。特别是乱发京畿，外邦诸侯有人响应，形势就更加严峻。武庚起于殷(今河南汲县境)、管叔发于庸(今河南郑州市北)，蔡叔发于卫、霍叔起于邶，对周室王城形成三面进攻之势。而南境淮上九伯皆叛，东夷实力强大的“五侯”蒲姑和奄、熊、盈、徐也先后相应起事。而周王朝大战方休，兵疲财乏，而平叛的战机刻不容缓。

太公以其雄韬伟略，与周公兵分内外，两线出击。周公率京畿之兵，伐诛武庚“三监”；太公奉成王诏书讨伐五侯九伯。两线齐击，让叛军不得内外呼应。二年败武庚，诛管叔，流放蔡叔，太公继以齐军降淮上九伯，并迁其君；灭蒲姑平息东夷五侯之乱。武庚残部窜入东海上，靠将领正廉骁勇顽的抗，太公“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孟子·滕文公下》)，擒杀了武庚。内外伐胜利之后，太公顺势一鼓作气，又平定了不顺者五十余国。使周转危为安。太公立下了二次安周大功，应成王诏，使齐成为专征伐大权的东方主盟国家。

军事取得胜利之后，周成王把蒲姑领地又封给太公，使齐国版图超过了五百里。而齐专征伐大权所及“东至海，西至河，南王穆陵，北至于无棣”，超过了其版图。这些为日后太公发展齐国政治、经济、军事提供了有利条件。太公二次安周，再次体现他高超的政治军事天才。他在封齐之后，仍能够做到周、齐两地兼顾，既是周天子的良辅，又是齐国人的圣君，为后世千载永垂。由姜太公开始，一直到春秋战国，前后八百年，中国最繁荣的市场，就是齐国的首都临淄（现在山东淄博）。

孔子评价道，“许由，独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

司马迁：“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一葉 2021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