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致沅弟（2）【1332】2025-2-16
评点：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
正当江宁战事处于决战阶段，急需银子鼓励士气的时候，不料却杀出一个沈葆桢与曾氏争夺江西厘金的事情来。
沈葆桢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官员，他晚年充当船政大臣及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时，为国家的海军建设做了不少实事，是洋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以我们花点笔墨在这里多说两句。
沈是福建侯官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道光进士，咸丰五年底以编修外放九江知府，此时曾氏正带领湘军在江西打仗。咸丰六年八月，沈署理广信府知府。在太平军攻打广信府时，沈临危不惧，坚守府城，直至太平军退走。沈的这种表现，深为曾氏赞赏。事后，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写道：“幸知府沈葆桢先驰入城，得以预请援师，与参将荣寿······立志坚守，提调援师，保全要郡，实属危而获安。沈葆桢原系云贵总督林则徐之甥，又系其女婿，讲求有素。此次守城，吏民散尽，衙署一空，其妻亦同在危城，无仆无婢，躬汲爨cuan（烧火煮饭）具壶浆以饷士卒······两年以来，江西连陷数十郡县，皆因守土者先怀去志，惟汪报闰守赣州、沈葆桢守广信，独能伸明大义，裨益全局。”
就是因为这样 褒奖备至的奏章，一个普普通通的知府给朝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沈很快被提拔为广饶九南道道员。咸丰八年，曾氏又将沈调到湘军广信粮台任总理，“所有两湖、江西协济之饷银、军火，均由该道员转解”。这样，沈又成了曾氏幕府的重要成员。
咸丰十年初，沈葆桢因性情耿介与江西官场中的某些人办事不和，便借亲老无人照顾为由，告养回籍。五月，曾氏会同江西巡抚毓科专门上折，请起用沈葆桢，对沈予以很高评价：“按察使衔九江道沈葆桢，明而能断。咸丰六年在署广信府任内坚守郡城，保全东路，嗣蒙简用监司，仍留防务，筹兵筹饷，吏畏民怀······其去广信也，士民遮道攀援，来臣处呈请留者凡十数次······该道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
这年七月，曾氏在奏保李鸿章时，又提到了沈：“该员劲气内敛，才大心细，与臣前保之沈葆桢二人，并堪膺ying（担当）封疆之寄。”
曾氏明白地指出，沈与李鸿章一样，都是督抚之材。但沈葆桢脾气倔强，曾氏这样荐他保他，朝廷也授他吉南赣宁道员之职，他就是住在侯官家中不出来，朝廷无奈，只得批准他开缺在家终养。
咸丰十一年十月，曾氏已实授两江总督，他再次请求朝廷敦促沈出山。于是朝廷强行命令沈“移孝作忠，艰难共济”，速赴曾氏军营，听其调遣。十一月二十五日，曾氏再次保举沈“堪膺蒋寄”。十二月十八日，朝廷正式颁发上谕，授沈江西巡抚之职。
从以上所列来看，沈葆桢是一个为曾氏所十分器重的人，并在曾氏的一再保举下才得以破格大用，按官场术语来说，沈是曾氏这条线上的人。他应对曾氏感恩戴德，全心全意支持曾氏的事业。
但事情并非如此。前面说过，沈性情耿介，脾气倔强，他有自己的头脑，也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并不愿意事事都听曾氏的。沈这次截留江西厘金的行为，极大地激怒了曾氏。他给朝廷上了一道近三千字的长折，语气亢厉，指责沈此举极为不当，于情于分都说不过去。他气愤地说：“厘金之起，始于咸丰三年雷以諴xian（公元1795～1884年，派名昭溢，试名鸣，后更名以諴，字省之、作霖，号鹤皋、藿郊、春霆，以更名行世。湖北咸宁桂花镇石城村今大屋雷人，后世人称雷七爹。著名清朝经济家，重臣。室名雨香书屋，道光三年癸未1823年进士，历任刑部侍郎、太常侍读学士。其影响当以在扬州帮办军务时为筹饷于1853年创办的厘金制度为甚，后各省皆效仿办卡哨抽厘金，湘军更是大行之术，江南诸省厘金之重为全国之最）倡办于扬州，专为发逆兵事而设，初非公家经制之款。臣忝督两江，又绾wan（把长条形的东西盘成结）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三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何况厘金奏定之款，尤为分内应筹之饷，不得因为协饷，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则何处是臣应筹饷之地！”然后又翻老账，指出沈前此两次在饷银上的不友好态度。
自带勇打仗以来，最令曾氏头痛的便是筹饷一事。过去饷不易筹，他是怪自己没地方实权，是客寄虚悬，也只有发发牢骚而已，不便向当地督抚动气。他没有想到，如今自己身为两江总督，居然就在自己的辖境，一个巡抚敢于截留厘金与他作对。更何况这个巡抚是他一手保举上来的，更何况当此千钧一发之时！曾氏的气恼自然非比一般。我们查看曾氏全集中所收的七千多道奏稿，像这样激动亢厉、火气旺烈的奏折，也不过两三份！
但沈葆桢对此并不畏惧。他认为截留厘金也是为了江西的军务，保江西即保江南全局，没有错。他给曾国藩的信，口气也十分强硬：“本部院受病日深，万难恋栈，原不必妄参末议，自蹈愆qian尤（过错），况援师已出皖南，稍尽畛zhen（范围）之心，尽可借端推诿。”
本就不想出山了，江西巡抚当不当无所谓！沈葆桢说到做到，立即向朝廷递交辞呈。沈的这种宁可辞职也不让步的态度镇住了朝廷。朝廷不但不指摘他，反而下诏慰留。
这桩曾、沈为江西厘金归属大打官司的事件震动当时官场，恭王奕訢、大学士户部尚书倭仁、总理衙门都为此事专折奏陈，最后由户部出面裁定：江西厘金由江西省与曾氏各分一半。这个裁定给了沈葆桢面子。再由总理衙门出面，由上海轮船经费中调拨曾氏银五十万两，其中虽有虚数，但可落实二十万两。这样，曾氏于实际上并没吃亏。
半个月来，曾氏一直为此事心情烦闷恼火。即便结局如此，他心里仍不满意，三月二十七日日记中写道：“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之不明也。”
曾氏可能一直在纳闷着：沈葆桢为什么敢于以如此强硬的态度与他对抗？以笔者（唐浩明先生）看来，除开其性格强悍和所为乃出于公心两点外，还有另外一个背景，那就是整个江西官场对曾氏怀有很深的成见。这成见产生在咸丰四年底至咸丰七年初这段时期。
在江西的这两年多里，正是曾氏军务艰难的时期。湘军战绩不佳，但饷银却催得很紧，官场民间一片怨恨。曾氏一意孤行，还劾罢了巡抚陈启迈、臬司恽光宸，弄得官场上下人人自危。到了咸丰七年初，他又丢下一个烂摊子不管，不等朝命便匆匆回籍奔父丧，江西官场士林交相指摘。曾氏因此在江西的官场形象很不好。
咸丰十年，曾氏出任两江总督。时任江西藩司的张集馨便站在江西省的立场上，对曾氏多有指责。他在《自订年谱》中说：“当时曾帅具奏，言厘金由大营济饷，丁、漕归江西支用；未几又奏提漕折每月五万两，济皖南军饷内提一万两制造军火账房，以四万两解营；未几又札提每月于地丁项内拨银三万两······殊不知本省只剩地丁及杂税十余万······曾涤生不顾全局决裂无疑。”“曾帅所批，直是玩视民瘼mo（人民疾苦）。平昔尚以理学自负，试问读圣贤书者，有如是之横征暴敛，掊克:póu kè（搜刮民脂民膏之人，自说大话之人）民生，剥削元气者乎？”
从张集馨的话中可知，江西省一直将曾氏看做是一个只知横征暴敛而不顾地方死活的人。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沈葆桢才敢于放胆跟曾氏争斗。因为他的背后，有整个江西官场在支持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