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整天忙得脚不沾地，脾气又急躁，很少有耐心做一些针头线脑的细活。
大概四五岁，立夏来临前，小伙伴炫耀五颜六色的蛋网兜，我眼馋得不行，跑到母亲跟前嘀嘀咕咕。
母亲被缠得没法，只好丢下手中的活，东翻西找，摸索出一团收藏的棉花，然后差我去小街买染料。
等我从供销社买回染料，母亲已经在用木疙瘩陀螺捻棉线，我蹲在母亲脚跟，目不转睛地看着。
母亲眯着眼睛，嘴角微微上扬，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浮现在母亲的脸上，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知了在树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叫，我就这样看着母亲，巴不得这样宁静又缓慢的时光无限地延伸。
母亲抬头看看，日色将午，这才把棉线从陀螺上褪下来，再浸泡到兑成水的染料里，回过头又去打扫猪圈。
我一次一次地问母亲“染好了没”，然后等不及地把染成红色的棉花绳从染剂中捞出来，一圈一圈地晾挂到篱笆上。
母亲嘴里念叨着“心急等不得烧虾红”，拄着铁锨从猪圈里跳出来，随手掐下几根树枝弯成圆，再把挂在篱笆上的红绳缠绕到弯成圆的树枝上 ，接着用铁锨柄挑起来，挂到老榆树的枝干上。
一阵风吹过，沐浴着天光云影的棉花绳，仿佛插上了翅膀，扑棱棱地飞起来。
傍晚时分，从地里回家的母亲，把晒干的红绳子剪成段束在一起，一端固定在板凳的铁钉子上，另一端开始编织成蛋网。
一只给我，一只给姐姐，三哥是没份的，因为他已经是“大人”了，虽然他比姐姐大不了几岁，因为这些棉花平时做棉袄棉裤都舍不得，母亲自然把捻线编蛋网兜当作胡乱糟蹋。
鸡蛋鸭蛋也是稀罕物，平常时节难得一吃，除非家里来亲戚，母亲才舍得端上一盘清蒸鸡蛋，或者韭菜炒鸭蛋。
所以，立夏总在我们的望眼欲穿中姗姗来迟，其实，在那样贫穷的日子里，哪一个节日，不是我们眼巴巴盼来的?
所以，那样一个立夏早上，我和姐姐欢天喜地地从母亲手中接过滚烫的鸡蛋，一人一个，可是下一秒，姐姐变了脸色，她嘟囔着我手里的鸡蛋比她的大，要跟我调换。
我紧紧捂着蛋网兜，本能反应就是往旁边躲，姐姐跑过来抢，我力气没有她大，受到惊吓似的大声叫喊。
母亲扬起手作势要打姐姐，同时骂骂咧咧，一天到晚馋不死，有得吃还挑三拣四，赶快去割猪草。
姐姐不情愿地松开手，我占了便宜，自觉理亏，便悄悄地挎起竹篮往外走，不多一会儿，姐姐从后面追上来。
我俩故意跳着走，好让挂在胸前的蛋网兜晃荡的幅度更大一些，同时又故意走得很慢，好让网兜充分展示，叫小伙伴看见之后满眼生羡慕。
儿时的岁月，极度贫乏，但值得炫耀的东西又非常丰富：一根弹弓，一只毽子，一尾小鱼，一串沙包，一块飘过河的石片，一圈熟蚕豆，以及装着一枚鸡蛋的蛋网兜。
装着鸡蛋的蛋网兜挂在脖子上显摆了一天，到晚上睡觉的时刻，才小心翼翼地摘下来 ，悄悄地埋进糠箩里。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觉，姐姐的哭喊声把我吵醒了，她的立夏蛋不见了，糠箩里只剩下空空的网兜。
我跳下地扒拉一番糠箩，谢天谢地，我的立夏蛋安然无恙。
见姐姐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妈妈喝住正向门外奔跑的三哥，小三，是不是你偷吃了大丫的鸡蛋?
三哥歪着脖子，一脸不服气，她们能吃，为什么我就不能吃?你偏心！
母亲牙疼似的咂咂嘴，然后伸出食指抵住三哥的脑门，说你真不晓得好歹，她们两个比你小，你还好意思争吃?
三哥突然挥动着双手，大嗓门喊起来，我不管，我就是要吃煮蛋，哪天我非得把大丫二丫扔到河里不可。
“哐啷”一声，母亲顺手抓起一只碗，扔向大哥，三哥头一歪，碗从三哥的眼角擦过，跌落地上。
十多岁的三哥一跺脚，哭着跑开。
三哥后来去外地读书，母亲总忍不住地后怕感叹：要是真砸伤了小三的眼睛，不得害他一辈子?也怪那时太穷，要是有得吃的话，不得一样给你三个哥哥？
微薄的食物，五个饥肠辘辘的孩子，给了这一个，就没法给那一个，手心手背都是肉，母亲当时的为难和心疼，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如何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