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山东情
（张之权）
前阵子淄博烧烤火遍了全国，也烤到了太平洋彼岸的我，勾起了我对山东的无限遐思。
起先我并没在意淄博烧烤这事。网上不停地有人说淄博人好，山东人好，我心想 ，那是当然。你说山东人好，还有我体会深？我没有注意那些细节，听到夸山东人，心里就甜甜的。一天，手机里还是说淄博，冒出一位男士对着一张地图介绍淄博下辖的行政区。我突然看到“桓台”二字，一惊：啊？桓台在这里！于是，72年前的如烟往事从脑中不停地冉冉升起、盘旋，再也抑制不住了。
1951年1 月，我从武汉参军到上海华东防空军第三防空学校十中队学习。8月的一天，领导调我去新成立的三中队当文化教员。学员都是营、连级老干部，当时在江湾五角场，营房是日本人修的木质小二层楼，一个班住一幢，两人一个房间。我去就住在学员班里，一个班十来个人，我跟一位叫张成柏的学员住一间。张成柏同志1940年参军，山东人，老侦察员。去了才知道，这个班都是文盲，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别的字都不认识。但是资格都很老，年龄也偏大，都是1943年前入伍的老兵。
我去的第一天，住在隔壁的一位叫王占元的学员就到我的房间找我。当时有好几位该班的学员来拜访我这位新来的教员。有人介绍说，王占元是防空军司部的管理员，1938年入伍的老兵，他们都认识，他资格最老，年纪不小，就是不知道自己哪年生。
老王对我也不怯生。他是老资格，什么阵仗都见过，我一个18岁的新兵在他们面前是个娃娃 ，没有抹不开的。他直接了当地说：张教员！请帮我写封信。说着就递给我一张小纸条，只有三个字：邢光经 。
“这是我姐夫的名字。我父母 死得早，我五六岁就给地主家放猪，家里没有其他亲人，就一个姐姐，从小就给人家当童养媳，不知去了哪里。我长大一些了就扛长活，打短工。1938年八路来了， 我就参军了。”
“这不，解放了，我是乐陵的。我托人打听，有人说我姐姐在焕台县城关镇，姐夫叫——？就纸条上这个名字。请给我写封信问问。”
我说：“什么县？”“焕台！”在场的都是山东人，都不会写字，我就想当然地在信封上写下“山东省焕台县城关镇邢光经收”。我想，“焕”字好，焕然一新，容光焕发，没错。
那时信件来往没有现在快。大约过了将近一个月 ，王占元同志高高兴兴地拿封信告诉我：“我姐回信了！”当然读信的任务也是我的。信上说，知道你当了兵，非常高兴！我离家的时候9岁，你是6岁。我今年39岁了，现在住在桓台县，姐夫叫邢光经，一家人生活很好。希望弟弟有机会来家看看。
从此，老王知道了自己的确切年龄是36岁，我才18，大我一倍，相当于我的父辈了。那时他还单身。我也从此知道 山东有个桓台县，并且从此对桓台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我的这些学员老大哥都对我很好。白天我给他们上课，晚上在班里他们天天到我的房间里给我讲党史，讲军史。他们都是鬼子投降前参军的，都打过鬼子，解放战争中参加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直到解放上海 。还有的同志参加过粟裕同志指挥的七战七捷，他们说起那些战斗生活都满怀深情，无不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充满了对党的忠诚，对毛主席的热爱。张成柏和刘汉文两位是老侦察员，讲他们打鬼子时怎样潜入敌占区“抓舌头 ”，打老蒋时怎样化装完成侦察任务，有声有色。李兆宽同志是连指导员，脑子好，他天天和张季宗同志给我讲党史、军史，生怕我觉悟提高不快。
有一天我在黑板上写一个“找”字，就是为了将它和“我”字区别。刚写出来，有人就说“我”。我说，这是“找”，少一撇，早上的早。学员在下面喊，张教员，错了！我心想，我从小语文好，这么简单的字还能读错？坚持说，就是读“早，找东西的找”。那天指导员杨绘川同志也在课堂，他也是山东人，他上台纠正我的读音，我没有再坚持。但我思想上一直没有想通，到了朝鲜还想这个事。这个经历对我帮助特别大，终生受益。
从朝鲜回来，部队开展文化大进军。我去南京参加了一个速成识字法培训班，学习祁建华速成识字教学经验。在那里学习了拼音字母（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才知道北方发音和武汉发音不同。原来以为只要将四声的声调改过来就是普通话，在南京才知道还有卷舌、鼻腔发音的不同，也才认识到“找、早”不分的错误。武汉人发音司、师不分，陈、程不分，林、宁不分，粮、娘不分，这里面学问大了，从此比较注意普通话汉字读音的区别。这对我一生帮助极大。我一生从事语文教学，这事让我感激一辈子，我永远不忘这些老山东。
遗憾的是我和他们只相处了6个月，没有等他们结业我就调走了。那时，在朝鲜作战的高射炮兵524团，是1950年10月从上海开过去的，随38军首批入朝，经过一年多作战，击落敌机50多架，击伤200多架，战绩相当好。到1952年1月，我军基本掌握防空区制空权，敌机少了，作战任务大减，战士们有时间学文化，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但是没有文化教员，于是派人回上海向防空军领导机关要人。防空军抽了8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就这样我于2月到朝鲜当了志愿军，从此和这些老大哥们永别，再也没见过，也不知他们的任何消息。
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姓名我都记得。算起来王占元同志今 年该108岁了，他姐111岁，如果他们桓台还有亲人，他们 一定是曾祖级的人物了。
这么多年，我只有几次听到“桓台”二字，只要听到了，我就默默地念叨，我和桓台有深厚情缘啦，桓台你好！祝福桓台人民！祝福桓台永远 昌盛！
到了朝鲜，我们连队还是山东人多。山东兵好哇！朴实、勇敢、真诚。我就说行军中的两件事。1951年1月，我们连过清川江，向南开进，准备进入阵地。汽车拖着火炮从结冰的江面上通过，4门炮都顺利过去了，最后是弹药车，走到江中间陷到冰里面去了。这下麻烦了，过去了的火炮没有炮弹等于废铁，国内不能生产 ，领不到新的，不能弃之不顾。连队党支部决定党员带头下到冰窖窿里捞炮弹。我知道孟庆功就是一个。山东人，扛长活出身，4班的炮手。他们白天不敢行动，怕敌机侦察扫射，只能黑夜行动，党员们下到江中心将炮弹箱一箱一箱扛上岸，汽车空载了然后拖上岸。就这样挽救了一车炮弹。孟庆功立二等功。一年后，我到了连队，亲自参加了一次转移，又亲自看到了山东同志的勇敢作风。
那时敌机来得少，只有少量的侦察机从上空飞过，不经过我们的阵地上空，够不着，战士们很着急。我们部队革命英雄主义气氛浓烈，没有仗打，就嗷嗷叫，给领导提意见，要任务。于是发明了高射炮打游击的新战法，在敌机可能经过的地方小山头上挖好炮阵地，头天夜里将火炮转移过去伪装起来，敌机经过时突然开火打它个措手不及。这是很有效的方法，可是人很辛苦。总是趁半夜将火炮从这一个山上放到山下，拖到数十公里外新阵地山下，再用人力将每门炮拖到山上。全连整夜不得休息。
有一天转移，要将二炮放下山，全连的人用缆绳将火炮拉着，一点一点往下放。这时最危险的是在火炮前面掌握牵引杆的人，他掌握火炮方向，只能向正前方，不能拐弯，不然炮就侧翻摔坏了。因为是一排的炮，一排长庞书声同志自己带头掌握牵引杆，不交给别人。这就是我们军队的基层干部！那天不巧，火炮快放到山脚下了，大概还有十多米，山上拉炮的人群出了事，没有拉住，火炮向山下冲去。我心想，这下完了！一排长交代了！不死也会重伤。
全连的人都冲下山，一看，一排长安然无恙，火炮也巍然立在山边。原来，火炮失控的时候，一排长死死地把住牵引杆，直直地向前，虽然下得快，火炮没有翻，稳稳停在一个土堆旁。一排长也是山东人，保住了一门炮。
指挥排的几个老侦察员也是山东人，70多年了，我至今记得他们所有人，如张维汉、刘维刚、张禄成、孙俶禄、曹相花，都勇敢得很！他们有的操纵测高机，作战时从测高机里看着敌机向自己俯冲投弹，仍镇定地、清晰地向指挥员报告测高机里面的数据，供指挥员掌握开炮的最佳 时机。
我们连曾遭到过敌机的袭击，炸弹在阵地周围爆炸，遭到过伤亡，但全连没有一个退缩的。后来回国了孟庆功、孙俶禄等复员离队回乡，我们依依不舍呀！可恨我当时年轻不懂事，如果能留下他们的地址我会去看望他们的。
我绝对能做到这一点。
在朝鲜，宋德三同志是我的连长，山东人。1955年初部队调到北京保卫首都 ，宋德三同志升任副营长。一天全营干部集中开会学习，那是“肃反”运动的前奏。副教导员杨留芳同志突然当众问我：张之权，你到底是什么地方人？我们两次派人去调查没有你这个人？我一听急了，急忙辩护说明。宋德三同志刚到会场，果断阻止：别问了，别问了，他一个小孩子知道啥！从此以后再没有人问过我这方面的事，在当年的肃反运动中，我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和牵连。当时我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还在狱中服刑，我被调到太原北京军区语文师训班培训，回京升任团部文教助理员。
后来，有战友告诉我，宋德三同志回了山东寿光老家。他人品好，他参军了，家里留有一位大他9岁的童养媳。他在天津任职，有人劝他离婚再找。他说，我媳妇在家帮我照顾二老多年，代我送终尽孝，我不能干这种事！他回到寿光老家，一直陪这位老伴到93岁去世。2009年秋，我从美国回来，专程到寿光看望了这位老领导，我76岁，他则86了，我们分别了54年，他还记得当年的事。
这就是我的山东战友！可惜呀！可恨我当年没有留下战友们的地址。我去寿光经过潍坊，隐约记得刘维刚就是潍坊人，顺道看看这位战友该多好！
还有一件事是藏在我心中多年的愧疚和隐痛，今天写出来一吐为快吧。 我当年在上海当教员时，中队有十多位女学员，全部编在我班里。她们是防空军一些领导干部的配偶，大部分也是山东人，年纪普遍在三十左右，有的更大些。我到她们班进行辅导，一个个热情得很，把我当小弟弟看待。后来我从朝鲜回来，连队驻扎在杨树浦路，一位叫胡俊的老大姐还到连队来看望过我。我母亲生过两个姐姐，都夭折了，她一生喜欢女儿，后来再没生女儿，念叨了一生，对我们产生了喜欢姐姐的影响。胡俊大姐特地到连队来看我，我才19岁，不懂事，她走时我都没请假送她一程，连送到营区外都没有，真对不起胡俊大姐！胡俊大姐是山东胶东人，每每想起来，我都为自己幼稚、冷漠、失礼有愧疚之情。（2023年6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