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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西汉王朝到了末年，逐渐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矛盾之中。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外戚王莽逐渐篡夺了最高政治权力、建立“新朝”的重大事件。王莽当政，并没有挽救帝国的覆灭；但是极可注意的是，王莽是以“变法”“改制”作为夺权号召和施政纲领的，他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轰轰烈烈的“奉天法古”的改革运动。
“霸道”所依赖的治国角色是文法能吏；而事实上自汉初始，文吏正是帝国行政的实际承担者。随帝国之政治机器的运转加速，文吏就日益活跃起来了，以至涌现出了一批“酷吏”。“酷吏”也并不是仅仅“惨酷”而已，他们多以明法著称，以“能”著称，以“文无害”著称，并以此受到了君主的格外赏识。
在帝国政权崇儒未久，儒术与“法治”在意识形态上尚多抵触的情况之下，统治者清晰地意识到了“王道”和“霸道”这两个层面的存在，并有意维持着其间的张力。
当朝廷之臣日益浸润于儒术之时，不是依靠其贤德、而是以依附于皇权来谋取权势财富的内廷宦官与皇亲权贵，在此时就成了“霸道”的辅弼。而且，这一矛盾一直持续到元帝之时。
对于西汉围绕“五德”说的纷争，不能仅仅理解为儒生为汉廷（以及后来的王莽）之合法性做宗教论证，而是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一纷争，与“礼治”和“法治”之间的长久矛盾冲突，与从秦政到汉政（以及后来的王莽“新政”）的政治文化斗争，原是息息相关的。
哀帝之“再受命”，不过是这一浪潮激荡出来的一系列产物之一，但它也特别地反映了这一浪潮在朝廷和社会上的汹涌程度。如顾颉刚之概括：“那时人都承认汉运已衰，灭亡在即，但实际上却没有新受命的天子起来，灭亡不了，这又使许多人心焦了。
汉政因秦之“制”而改良其“政”，而在儒生看来，欲“致太平”就须彻底告别“秦余制度、项氏爵号”，使礼制仪典焕然一新。
在前汉后期的儒家学说中，理想主义逐渐压倒了实用主义。……公元前 1 世纪中期的儒家可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的学说已经占了上风。受到最好教育的人和擢升到最高职位的人都是儒家；皇帝也是儒家。但是，社会和国家却远不符合理想，太平之世和过去一样遥远。儒家察觉到一定有什么事情出了毛病。……儒家理想主义者发觉，人世还未进入‘大同’。”这一思潮所迎来的“王莽新朝的建立因而标志着汉代儒家理想主义的顶峰
钱穆说：“按汉武、宣用儒生，仅重文学，事粉饰。元、成以下，乃言礼制，追古昔”，“汉自元、成以下，乃纯用儒术，与武、宣之政不同。不达时宜，是古非今，其风至于莽、歆而极，正其篡汉自败之本也。宣帝时学者已有此风，故能预言之如此”。
王莽之本志并不在于区区王氏一族之发展，而在于使自己成为儒生复古变法之领袖、名垂青史的圣人。外戚身份，对之只是一级必不可少的阶梯而已。
沈约说“师古而不适用，王莽以之身灭”。要求“师古”“改制”而不顾“适用”与否，王莽之前的汉儒已往往如此。汉家“故事”与儒家“古制”之争，根源于先秦儒法之争。法家学派及其“法治”学说，原是适应了社会大型化、复杂化的需要而产生的专制官僚政治行政理论，它最终催生了秦帝国这样一个以专业文吏为主体的卓有效能的庞大官僚帝国。
它们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还直接就是“礼义”的具象。同书《八佾》：“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又如《孟子 · 梁惠王下》：“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知“禘”义则治天下于掌上，“王政”之存亡系乎明堂之存亡。这种引申比附，与儒家阐发“诗书”上的“断章取义”，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赋诗而“断章取义”在春秋时代是很通行的做法）。
王莽改制承于西汉“言灾异”“言礼制”之风，而汉儒之“复礼”，原是通向一个天地间无比完美的太平盛世的。
在此我们将要看到，是这个庞大官僚帝国的理性行政传统，对于“礼治”做了充分的洗礼，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其中的那些非理性因素，包括其中“乌托邦”性质的理念及其“魔化”的可能。并且就是在这一过程之中，中华帝国的士大夫政治真正奠定了其基本形态，由此而结束了其演生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