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非理性的人》。第7章 基尔凯戈尔。
这真是一个独特的人。一个独特的存在。
基尔凯戈尔之所以至今对我们仍有影响，其终极源泉既不在他的理智中，也不在他反对理智“帝国主义”的战斗中，而是在于他这个人本身的宗教的和人的热情，理智由于这种热情而熊熊燃烧起来且获得它的全部意义。这在今天依然能够唤醒我们，去关注我们自己的主体性问题。正如帕斯卡尔所说，我们打开一本书，期望碰上一位作者，结果我们却遇上了一个人。
基尔凯戈尔订婚的插曲成了一出人的戏剧，这出戏剧的终极意义是宗教的和哲学的。对于思想家，就如对于艺术家一样，生命中算得上重要的，不是他所遭遇的感人奇遇的多寡，而是那生命的内在深度，一旦生命有了深度，甚至最平常、最不足道的事件也可以产生出某些伟大的东西。
从来还不曾有人像他那样严格地坚持他自己的真理路线。基尔凯戈尔，用尼采的话说，成功地成了他所是的个体。
在存在与理论之间有一种根本的差别。基尔凯戈尔则以一种西方思想史上空前彻底的方式继续探究这种差别。在这种探究过程中，他不得不对黑格尔的哲学展开一场全面的论战。
黑格尔并非如现今有些人所设想的那样，是个怪僻的疯子，而是一位很伟大的哲学家。然而，基尔凯戈尔是一位更其伟大的人物，有了这一条，即使没有任何别的理由，他也能够发觉黑格尔的错误。黑格尔所犯的特有的罪过不在于因循传统，把存在置于他的体系之外，而毋宁在于他开头把存在排拒于他的体系之外，到后来又企图把存在放进他的体系之中。他选择的办法最不妥当：他试图借逻辑带回存在。
基尔凯戈尔批驳黑格尔，打了一场非常热烈又非常漂亮的仗；他以此捍卫的那样一种存在，没有一点深奥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我们通常的人的存在，即具体的、个人的和有限的存在，基尔凯戈尔看到理性正要把它一口吞下。
基尔凯戈尔之前的哲学家们已经对“我存在”这个命题作过思辨，但是只有他才注意到他们淡忘了的一个至关紧要的事实，即我自己的存在对我完全不是思辨问题，而是一种我个人热情介入的实在。我并不是在心灵这面镜子里找到这种存在的影子，我是在生活里遭遇到它；它就是我的生活，一股无形地环绕着我的整个心灵镜子奔腾不息的“流”。但是，如果存在不是作为一个概念在心灵里被反映出来，那么在何处我们才能真正地把握到它呢？在基尔凯戈尔看来，同自我的这种决定性的遭遇存在于“非此即彼”的选择中。
当基尔凯戈尔放弃了丽琪娜，从而永远地放弃了他所渴求的常人生活的慰藉，他也就遭遇到了他自己的存在，他这种存在的实在性比任何一个概念的实在性都要猛烈和有力。同样地，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决定性地选择了或是被迫选择了，也就是作出了关乎终生的选择，他就经验到了他自己的作为处于思想之镜以外的某种东西的存在。他遭遇到他存在这个“自我”，不是由于思想的“超然”状态，而是由于选择的“介入”及精神病苦。
为了把自己的见解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基尔凯戈尔煞费苦心地制定了存在三层次的理论，即美学层次、伦理学层次和宗教层次；而他对这三个层次的阐述也是他对哲学最有意义的贡献之一。
基尔凯戈尔身为一个宗教经验心理学家常常沉湎于诸如恐惧和战栗、忧虑或畏惧以及绝望等情绪，这常常被人看做他的气质极端病态的征兆。大家都承认，基尔凯戈尔对这些情绪确实有些偏好，至少我们可以说，在讨论它们方面，他是胜任愉快的，既富于戏剧性又很会用辩证法。然而，重要的是，他对这些情绪的处理没有病态，没有一点夸大其词或危言耸听的色彩。这样一些情绪是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基尔凯戈尔执意勇敢地面对它们。
基尔凯戈尔说过，如果他要在他的墓碑上刻上墓志铭的话，他宁愿只要一个短语：“这个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