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刻着村子名的石碑旁的榆树下，一群人围在那有说有笑，中央的位子，一个中年男人跪坐在惨白雪地里，手里攥着毛笔，凝凝看着面前的大红宣纸，久久未落笔。他像是在思索，在抗争。

　　余晖降至土地，人群也归于沉寂。他终于落了笔，墨水早已冻结，痛苦和晦涩约于纸上，他们相逢是必然的事，谁也不愿意要这一张歪七扭八，仿佛带着些它意的“福字”，四散的人，像他手里的狼毫，每一丝每一毫都没有关联。

　　片刻时间，只有我二人还在原地，他看着我，轻叹了一声唉，

　　“回来了？”

　　“回来了。”

　　他仔细端详着那张福字，在无垠的雪地里，那一抹红色要比夕阳热烈的多。

　　“来，你看看这福字。”

　　我走近他，那字极狰狞极别扭，笔锋太多，性格太多，不该出现在福字上，更不该出现在村子里。

　　“和从前有些不同。”

　　“如何不同？”

　　我不作声。我想他是明白如何的，无论是字如何，还是他如何。他也不寻安慰，那看来像是怜悯。只是沉默，他把那张纸藏进怀里，不露半点颜色，朝我打了打手势，独自往黑暗中去了。

　　他姓甚名谁，我想村子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也可能是曾经知道，时间一长，忘了也是正常的事。长辈叫他二子，同龄人叫他二哥，我们便叫他二叔。

　　他在村子里出生长大，读过几年书，种过几年地，幸而他无依无靠，才能无挂无碍。如今总算稳定下来，在镇上的洗车行做着杂工，又凭着那几年学历学得的几笔还算可以的字，勉强维持生计。

　　我认得他，已是几十年前。也许是他实在喜欢孩子，也许是只有孩子会认真同他讲话，他从来不怜惜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倚坐在村口的榆树下，他总是带着只精挑细选后得的一根木棍，在地上挥来抹去。父母长辈都视他为异类，不过他从来不会反抗，听话是他最擅长的事了。不过那时他也不过二十的年纪，能怎么反抗呢？

　　他二十岁前的事，没什么可详说的经历，不太和睦的家庭，不太丰富的生活。一般于他，习惯如同吃饭喝水，学校的先生说他资质一般，成绩一般；家里的长辈说他长相一般，头脑一般；临近的街坊说他礼貌一般，世故一般。久而久之，品行似乎也一般起来，这不是他做出来显明的，是被猜出来的，只要有嘴的地方，就总能给那些猜测找几份证据，堆砌起来，足够压死他们口中一切嫌疑，犯人，而正义又从不许还嘴，否则就是不打自招了。他深谙其中道理，便从不与人争论。

　　在学堂里的日子是他最自由的一段生命，错误可以被弥补，衣服蹭破个窟窿也能填上个补丁。他在那会儿有几个朋友，做什么都在一起。再后来，情窦初开，他看着同龄的少女，也有几分悸动，表明心意予一个姑娘，他现在谈起还是满脸通红，从不讲其中细节，几句带过，不明所以的结局，他每次讲这故事都让人听的云里雾里。不过他终于也没娶妻生子，他在后来又谈过几段，潦草结束了，至于谁耽误了谁，谁伤害了谁，他现在也没定论。

　　爱情都是后来发觉的，开始只想和她说说话，后来没她吃不下饭，再后来做什么都要一起。两个人不合适会分开，两个人合适也会分开，在一起总要分开。他谈起那女人，还是幸福的，尽管两人再见面也许未必能认出彼此，不再亲密，不再寒暄，但在分离的日子里，总有股莫名的什么催促着行动，可能是激励，也可能是泄气，总之他会奔赴到对他而言或美或糟糕的另一天地。

　　他只在家里种了几年的稻谷，就和同村的一起外出打工。这段故事他从不细讲，与他一同走的那几人早就举家搬进了新城，无处打听，难免从哪里的阴暗角落里拱出挤出来几句流言，乘着风，淋着雨，越传越远，越传越多，最后也就变成事实了。孩子遵从长辈的教诲，榆树下就剩下他自己在那，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会找他写几个福字，几幅对联，这是他和社会沟通的仅存渠道了。

　　至于他的字，从来都是这样的，不过从前是隐着的锐，如今却是明面的锋利，他们在榆树下评他的字，我想他们并不懂什么书法，什么用笔，只知道他与打工之前不同了。做人圆滑些没什么坏处，他如果懂得道理，除夕总会有人家留他吃顿年夜饭。

　　他住在黑暗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没人愿意进他的狗窝，我不是常回来，回来总要和他叙一叙，朋友一样的。

　　带着两袋子干粮进屋，原来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污秽腐朽，比外面的寒气相较起来还有几分温暖，他盘坐在炉子旁填着柴火，没发觉我的脚步，

　　“二叔，我给你带些东西。”

　　他把柴火桔梗扔到一边，抖去袄子上尘土，笑意满盈，热情接过袋子。我们从来聊的内容，天南地北，他一嘴我一嘴，谈不出什么观点，聊不出什么结论，但总能聊到天亮。可是近况不太明朗，他和我，今天尤其郁闷，对坐在被烧的通红的炉子边上，脸被烤的炙热难耐，二叔看出我有些不适，提议到外面走走。

　　他腰有些问题，不直，曲着走路。我俩走在腊月的雪后村路上，不谈不论，只是踱步，他上了年纪有些迟缓，我同他的速度。各家各户都在准备过年的材料，我们没这烦恼。孩子大多都是盼望过年，吃些平日里难见的稀罕，无论怎样顽皮也有“吉利”做免死金牌，二叔不在乎吃食，也早过了血气方刚、不知力竭的年纪，他总是望着人家的窗子里面，从前会有几个熟悉的目光回信，他也就满足了，不过今日无论他怎样看，即使做些咳嗽跺脚，也不再有什么反馈了，只有院里的狗冲我们狂叫，主人呵斥闭嘴，家的狗突然冲着主人吠起来，村里人对此最在意。他于是不出动静了。

　　快入正月的前几天，北方的冷及魂，走不出多远，我们终于是分道扬镳了。

　　除夕当早，应父亲的话去集市上买些对联，二叔仍旧是在榆树下盘坐，行走的人匆匆，没人愿意多看他一眼。

　　昨晚他肯定没睡，精神不是很好，不过他的字有很大不同，软，像是夏天在那棵榆树上爬的毛虫，黑黢黢，不过没有蜇人的刺，亲近许多，有人见我跪在摊前，也凑上来，人越来越多，一切和原来一样了，除去他的字。

　　卖到正午，一厚沓字抢购一空，他这辈子写的东西当属今天卖的多，看着手里的一袋子零钱，他在思索，终究是服从了。

　　再见他已是年后，二叔说好几户人家邀他去喝酒，他没应允，那些人家把饭直送他屋里炕上，另带了两瓶村里秋后打下粮食酿出的酒，我祝贺他熬到头，好日子终于来了，他窃喜，窃笑，不敢大声讲话，在我耳边窃语，

　　“不是我写的。”

　　不是他写的，那该是谁？反正不是我，我要写也不会写那样的字。村里的人懂写字的人寥寥，只有几个在镇上读书的孩子，也许就是孩子，二叔肯定用了什么伎俩，给了什么好处，不过字不用二叔教，他们从来是学写那种字的。

　　二叔也成了和村里一样的人，这算是升华，甚至是飞升，富起来了吗？他还是在那屋子独住，地位？似乎比从前不明显。只是人们愿意和他对视，愿意和他说两句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