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生的商业民族
1.粟特人
唐代沿袭了隋朝的互市交易，河西走廊最大的互市贸易集散地依然设在张掖，此时的张掖正式更名为甘州。有赖于隋朝对汉人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汉人不再从事对外商贸，基本都去种田了，这就给了那些从西域来做行商的少数民族商人更多机会。粟特人就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内迁坐地行商定居张掖的，他们本就善于经商，趁势抓住机会快速掌握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主动权，独霸了河西走廊商贸通道。
说起粟特人就难免要追本溯源，必得从昭武九姓开始才能讲清楚这个民族的来历。昭武九姓，源出中国西北古代月氏族，前5世纪时，在祁连山一带游牧。据《北史·西域传》记载，“其王本姓温，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国，枝庶各分王”。汉初，匈奴破月氏，迫其西迁，以河西昭武（昭武即王城，今甘肃临泽昭武，张掖附近）为故地的月氏部落遂向西逃亡，进入中亚粟特地域征服当地土著，形成若干城邦。随后，又为嚈哒统治，一度被迫改姓温（温那沙），嚈哒衰落之后，各城邦重获独立，复姓昭武，形成以康国为首的诸粟特城邦，其中有安、曹、石、米、何、史、穆、毕等国，统称“昭武九姓”。
前125年，大月氏征服大夏国，其部族一分为五，设五部翕侯，反客为主统治大夏原居粟特族。历经百年民族融合，月氏与粟特形成一个强大民族联合体。这便是昭武九姓粟特人的来历。1世纪，大月氏五部之一的贵霜崛起，统领月氏五部，征服了中亚地区的西天竺、吐火罗、萨迪劳卡伊等众多邻邦，在50年建立贵霜帝国。到迦腻色伽帝王时，帝国达到鼎盛，疆域向西扩张至亚欧大陆腹地里海，向南扩张至今印度恒河流域，成为当时与中国东汉、罗马、安息并列齐名的世界四大强国之一。3世纪，受西亚波斯王朝的攻掠，贵霜王朝日益衰落，分裂为若干小的公国。4世纪，西印度诸王公叛离贵霜，降服东印度，贵霜王朝势力更为削弱。425年，贵霜被白匈奴嚈哒灭国。
360年之后，嚈哒统治粟特族居地，月氏人仍以粟特族的小公国独立存在，分别称为康、米、何、史、曹、石、安、火寻、戊地9国，但皆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本。历史上称其“粟特人”，又因其原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汉史称其9国为“昭武九姓”。
粟特人直到消失前，都仅停留在城邦阶段、未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并先后臣属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亚历山大帝国等，这松散的臣属关系让粟特人保有了自己的文化，成为丝路上一个独特的商业民族。粟特人的商队组成不只有商人，还有武装部队可以在商路上以武力自保。在中国的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从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及蒙古高原等地区，都可以看到粟特人的足迹和建立的聚落。粟特人擅于在丝路上建立聚落，也吸纳许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比如吐火罗人、突厥人等，让粟特人掌握了许多西域民族的语言，也是他们贸易的资本。
2.粟特人入华
粟特人入华的时间大约是3世纪或更早，因为商业利益等许多原因让他们转往东方贸易，甚至移居中国，葬于中国。中国北朝、隋唐时期，为了掌控这些胡人聚落，把粟特人商队首领萨保纳入官僚体系中，并设置官吏来控制胡人聚落，管理聚落的行政和宗教事务。这段时间入华的粟特人并不全都居住在胡人聚落里，从北魏到唐代的各级机构中都可以看到粟特人的身影。考古出土的史射勿的墓志中可以看到，这位粟特人随着中原王朝到处南征北讨，累积了显赫的军功。史射勿墓称：“公讳射勿，字盘陀，平凉平高县人也。其先出自西国。曾祖妙尼，祖波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
粟特人基本上活跃于中古时期，大概在汉唐这段时间，这是陆上丝绸之路最活跃、最发达的时期。丝绸之路从中国汉代的首都长安到罗马世界、地中海世界，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就是粟特人。他们从小就跟着父母做生意，只要有利，再远的地方都会跑去做买卖。我们看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正是丝绸之路上一个东西南北的通道，就是我们所说文明的十字路口，或者商业的十字路口。向南就是印度，向北就是游牧的突厥、柔然、匈奴这些王国，往东到中国，向西就是波斯、罗马。所以粟特何国有一个门楼，东边画中华皇帝，北面画突厥可汗，南面画印度的国王，东面画拂菻（东罗马）王。他们的民族性也是这样，四海为家，是一个世界国家。比如安禄山、史思明这些人到了中国就变成中国人，到了突厥就是突厥人，到了日本也可能就是日本人。可见，这个民族的适应能力是超强的，他们的思想更是多元化包容形式的，这也就导致粟特族最后消亡，却把血脉传承带到了整个亚洲。
3.粟特人的宗教信仰
大唐的开放包容与粟特人的兼容并蓄可谓天作之合，这不仅仅体现在粟特人对血脉传承的理解方面，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同样呈现出多元文化色彩，主要有祆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后来还改信了伊斯兰教。粟特人信奉的宗教在中原文化中叫作“三夷教”，专指隋唐时期的三大外来宗教，即祆教、景教、摩尼教。
祆教（xiān jiào），即拜火教，源自波斯（发源地大概在今伊朗），因为该教的先知名叫索罗亚斯德，其原名也叫“索罗亚斯德教”，祆教是传入中国后的说法。“祆”字左边是“礻”而非“衤”，右边是“天”而非“夭”。这个字的意思是“外来的天神”。祆教属于自然崇拜，主要崇拜火，以及日月星辰。《丝路岁月》中提到长安曾有祆教的寺庙，宋敏求《长安志》中写道：“布政坊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621）立。西域胡祆神也。祠内有萨宝府官，主权神，亦有胡祝充其职。”另外唐太宗时期，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入侵灭国，王子流落到长安成立了流亡朝廷，并在唐高宗时被允许在长安建立一所祆教寺庙。在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里，可以确证祆教早在4世纪初就由粟特人带到了中国。他们在从事丝绸中转贸易的同时，还在欧亚内陆扮演着传播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角色，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景教就是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在中国的称呼。聂斯脱利是东罗马帝国的主教，他强调基督不但具有神性也具有人性，但当时基督教主流认为基督只有神性，因此驱逐了聂斯脱利派。结果后来聂斯脱利派的学说变成了主流。在元代以前，新疆一带曾有大量的维吾尔人信仰景教，新疆的喀什噶尔甚至是景教的第19教区（总共25个教区）。当时中国唐代各地都零星地有景教的寺院，称为“波斯寺”或者“大秦寺”。
摩尼教是于3世纪在古波斯兴起的宗教。因创始人摩尼而得名。中国旧译明教﹑明尊教﹑二尊教﹑末尼教﹑牟尼教等。
佛教在贵霜王朝时代曾为中亚地区的主体信仰，后来随着萨珊王朝政治影响的扩大和祆教的复兴，虽有所衰落，但仍存在一定势力。有史料记载：米国遭受西突厥肆叶护可汗侵扰，毁佛伽蓝，掠去大量金宝，安国佛教寺院规模宏大，佛像饰以金宝，大食攻入沛肯城，毁所供银质佛像，价值4000迪勒木，在佛眼中挖出鸽蛋大小的珍珠两颗，可见粟特人中佛教信徒依然不少。迪勒木就是银币。根据史料记载：大食为了推广伊斯兰教，对到清真寺做礼拜的河中百姓奖励两个迪勒木重金诱惑。安国一座价值4000迪勒木的佛像为大食所毁，佛眼一对精美的明珠也遭其掠去。萨曼王朝脱离哈里后，管辖下的中亚税收达到4500万迪勒木。因此估算1迪勒木相当于唐朝两百多文。
4.粟特人经商
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粟特位于泽拉夫善河流域，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他们的经商活动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粟特人组成商团，成群结队地东来中国进行贸易，有许多人就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在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沿丝绸之路及周边的于阗、楼兰、高昌、敦煌、张掖、长安、洛阳等大小城市形成一个个移民聚落。粟特人迁居各地，与其他民族融合，从而成为许多民族的来源之一，如张掖肃南的裕固族，他们的来历和粟特人也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到今天，虽然粟特语几乎已成了死语言，粟特人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但是他们建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也许正是这个民族骨子里那种不受拘束、随遇而安的性格使然，又因为到各地行商接触过各种不同的文化，他们多元化的特长便不仅限于经商和语言，在绘画、音乐、舞蹈方面也都非常发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盛赞北齐粟特画家曹仲达的“湿衣贴体”的画风，这种画风在片治肯特的大幅宏伟壁画中充分显示出来。在音乐方面，康国乐、安国乐皆名闻天下，粟特琵琶高手曹婆罗门、曹僧奴、曹明达祖孙三代皆擅绝技，历仕西魏、北齐、隋三朝，皆大红大紫，其中曹明达还为北齐主封为郡王。唐代著名歌手何满子誉满京师，元稹诗云“何满能歌声婉转，天宝年中世称罕”。曹刚善于右手琵琶，人谓其运拨“若风雨”，康昆仑更是号称弹琵琶“长安第一手”。歌手米嘉荣歌声凄楚动人，刘禹锡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又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故人唯数米嘉荣”。音乐理论家何妥曾为隋朝正音律，出任国子监祭酒。在舞蹈方面康国粟特善胡旋舞，石国粟特善柘枝舞。胡旋舞以旋转快速、动作刚劲著称，柘枝舞则胡帽银带，帽上饰金钤，舞时佧转有声。又有胡腾舞，反手叉腰，首足如弓，倏然腾起，而又颇作醉态，李端《胡腾儿》诗曰：“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甚至有人认为，我国武术中的醉拳就承袭了胡腾舞的某些动作。壁画中还绘有二人对弈图，所弈者乃是源出波斯的国际象棋。我国象棋与此同源，可见这一棋类也是以粟特人为媒介传入的。
粟特人的主要商业活动内容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而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瑟瑟 、美玉、玛瑙、珍珠等，因此，粟特胡以善于鉴别宝物著称。《南部新书》记长安“西市胡入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粟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厥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这种以畜易绢的互市活动。新疆境内作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较短途的牲畜生意。
奴隶也是粟特人贩运的主要商品，官府一般保护这种交易的正常进行，粟特人还以非法手段抢掠或拐带中原妇女。唐振武军使张光晟就查获了一起回鹘境内粟特人拐卖汉女的案件：“建中元年（780）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胡等自京师返国，舆载金帛，相属于道，光晟讶其装藁颇多潜令驿卒以长锥刺之，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粟特商人几乎都是高利贷者，除贷钱外还贷放绢帛，吐鲁番阿斯塔那61号墓出土文书中有一件《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稿》，内容是汉人李绍谨借练于粟特胡曹禄山，拖欠未还，引起的一起经济诉案。此案李绍谨于弓月城一次借练275匹之多，可见粟特人资财之众，并以之牟利。又《册府元龟》卷999记长庆二年“京师内冠子弟”多“举蕃客本钱”，即借了粟特人的钱，偿还不起。由此可知，粟特人的商业活动包括丝绸、珠宝、珍玩、牲畜、奴隶、举息等，几乎覆盖了一切重要市场领域，确已控制了丝路贸易的命脉，乃至“京师衣冠子弟”也不得不拜在他们的脚下。粟特人商业成功的奥秘，除了归功于精通业务、善于筹算、不畏艰险、谙熟各种语言以外，还具有许多经商的手段。
善于投附一定政治势力，并取得一定政治地位，从而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例如，粟特人马涅亚克曾代表突厥，奉使波斯、东罗马，西魏酒泉胡安诺盘陀曾奉使突厥，唐代著名粟特商人康艳典、石万年、康拂耽延、何伏帝延等皆拥有城主称号，曹令忠官拜北庭大都护、康感官拜凉州刺史、康进德为安西大都护府果毅，其例不胜枚举。凭借官员身份或投依官府，进行商业活动，自然是得心应手了。
新疆的维吾尔族有一种吃食叫“抓饭”，还有一种面食叫“馕”，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而这些特色吃法都与粟特人有直接关系。慧琳《一切经音义》云：“胡食者，即铧锣、烧饼、胡饼、搭纳等事。”铧锣，即油焖大米饭，是一种大米加羊肉、葡萄干混合制成的油焖饭。烧饼即今日维吾尔族食用的馕。胡饼则上加胡麻，反似今日的北京烧饼。葡萄酒则是粟特人常备的佐餐饮料，盛在一种特殊的碗形酒器叵罗中，以金、银、铜等各种不同质料制成，岑参诗中有“交河美酒金叵罗”之语，所指就是这种酒器。
粟特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要跑遍中亚到各国去做买卖，就需要掌握多种语言，所以他们又是天生的翻译家。比如在唐朝时的张掖，互市管理都用粟特人，因为他们懂多国语言，是翻译的不二人选，一个突厥人和一个汉人说不清楚的时候，粟特人跑到那里就能很快调解明白了。粟特人善于经商，就注定他们有充裕的财富积累，但是他们还难得能够做到低调行事，并不喜欢炫富露财。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也说，粟特人本来是商人，很有钱，但是平常好像穿得很一般。其实玄奘一路就是搭着粟特商队走的，对粟特商人的了解应当非常深入了。在中国发现的这些粟特首领的墓葬里面，几乎都有商队的场面。商队一般都要两三百人一起走，商队最后面的人戴着一个船形的帽子，拿着一个望筒，看远处有没有敌情。又有赶牲口的，又有周边的警卫。队伍很有一个行进规则，走的时候是牲口在中间，护卫队在外面，到了一个地方就地做买卖，把自己的商品销售出去，再收购当地货物去往下一个目的地。因为粟特人的流动性使然，中原政府想要治理管控有局限性，便采取“以夷制夷”的统治策略，把他们的首领任用为官，固定下来在一地居住进行统管负责，这一类官职被称作萨保。顾名思义，大约就是保长的意思，专事粟特商人在内地的贸易往来，并承担纠纷调解和收取商业税。像昭武九姓中比较出名的安家和史家，他们中的首领就做了萨保，既是粟特聚落的首领，又是中央或者地方军府的官员，到后来慢慢获得政府认可，有些萨保索性入籍永久留在了中原，并被赐予带兵打仗的权利。安史之乱中的粟特人兵将，就是经过数代经营在唐王朝获得兵权的例证，安禄山和史思明能够拥兵统御一方，固然有巴结上杨贵妃的裙带关系，但更多的还是他们善于投机，把祖先做商人成功的那一套用在了谋权夺利的政治方面而来。
粟特人正是利用在各国、各地担任萨保之际，与政府高官取得了交易的机会，从而把他们的买卖做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贸易体。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绝不能靠长途贩运去赚钱，长途贩运能赚多少钱？他们从事的都是中转贸易赚取差价，这样既省事省力，还有安全保障。而地方政府，像高昌国这些丝绸之路上的中转国家或城镇，则靠收取商税来支撑经济命脉。这种操作方式两厢里一拍即合，能够达到双赢局面，正是现在进出口贸易商税缴纳的雏形。
粟特人在建立了成熟的贸易网络之后，他们基本上控制了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有了话语权，也就有了足以影响别人的实力。大唐的开放为粟特人提供了最好的舞台，唐朝的辉煌文化里面有相当大的因素是来自粟特的背景，一直到今天，许多源自粟特文化的东西实际上是经过大唐的洗礼变成了唐朝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原的音乐、舞蹈受西域乐舞的影响，有了全新的转变，九部乐主体上都变成了西方的乐，变成了康国乐、安国乐、印度乐，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与汉乐融合后重新演化而来。像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由河西节度使杨敬述进献的印度《婆罗门曲》改编而成为唐宫廷乐舞的。《甘州曲》中脍炙人口的《八声甘州》被收录进唐教坊曲时，亦是由边塞地张掖传到长安去而被人们所熟知和喜爱的。
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承担着贸易的角色，也是东西文化传播的使者。经过千年融合演变，粟特人的民族和文字虽然消失了，但他们的血统实际上留在了汉人的血液里，留在回族的血液里，留在维吾尔族的血液里……留在丝绸之路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土地里、山川间，像他们善于做生意一样，悄然融入我们的血脉中生生不息地传承下来。
二、吐蕃奴役下的甘州沙陀人
1.土蕃
在历史上，吐蕃王朝是实力数一数二的外邦国。630年，也就是唐朝贞观年间，松赞干布继位。当时松赞干布只有十三岁，但是他的铁血手腕，一点不输他的父亲，在松赞干布的带领下，吐蕃部落将周边很多叛变的小部落重新收服，并且，松赞干布开始西征。在他统治期间，西藏地区几乎全部被他征服，吐蕃王朝最终建立。在治理国家方面，松赞干布制定了很多政策，使经济、政治得到长足发展，给吐蕃人民带来了一个繁荣兴盛的美好时代。当吐蕃王朝的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松赞干布提出与唐朝建交。但当时唐太宗李世民拒绝了他的请求，于是松赞干布便决定挑起战争。被打败后，松赞干布依然提出和亲请求，或许是他的诚意打动了唐王朝高层，又或许是唐官僚高层要显摆一下大国威仪，最终唐太宗答应松赞干布的请求，从宗室当中挑中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就是这位在史书里都没有自己名字的文成公主，缔造了和亲史上最为壮阔的历史华章。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很多金银财宝，同时也维护了边境多年的和平，使唐朝和吐蕃多年来未有战乱。
金城公主是继文成公主之后又一位嫁给吐蕃赞普和亲的宗室女。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赤德祖赞）。这次和亲唐朝花费了巨大代价，却没能换来长久的和平。713年，吐蕃向唐朝索取“河西九曲”（今青海茫拉河流域）之地，作为金城公主“汤沐邑”。吐蕃据水草肥美的河西九曲后，秣马厉兵，积极备战。第二年，便毁约犯唐。其后几十年，双方进行过多次大战，各有胜负。
763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后的大唐帝国，又发生了一件堪称奇耻大辱的大事。这年十月，吐蕃大将达扎路恭（汉名马重英）竟然率军长驱直进，攻入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当时的皇帝唐代宗仓皇出逃陕州。吐蕃于是立早年入吐蕃和亲的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李承宏为傀儡皇帝，停留十五日后，引兵西退。直到十二月，唐代宗才回到长安。
吐蕃的强盛持续了近两百年，统治河西走廊却几近百年，其中甘州与肃州、凉州差不多同一时期失陷，但凉州收复较晚，被吐蕃统治的时间最长，有98年，敦煌最短也有62年。在这段时间，河西走廊的发展基本停滞不前，丝绸之路也因为战乱被迫截断，曾经繁荣的东西商贸渐渐没落。有人说吐蕃的统治让历史倒退了几百年，他们掌管河西之后否定了先进的封建文明，采用奴隶制部落管理法，令河西地区沦为半殖民地的原始农耕社会。在文化方面，更是强行推行藏民族文化，企图消灭汉文化，对河西地区的汉文明大肆荼毒，的确阻滞了文明进程的发展。吐蕃占领河西后，大力推行藏文化统治，强迫汉人改穿吐蕃服饰，改变原有风俗习惯，每年只准许唐民在正月初一穿汉服祭祖。取消了唐朝设立的“州学博士”“乡贡明经”和译语学官，废除科举取士，取缔原有州、县官私学校，实行吐蕃本土的教育模式——寺学。并将藏文作为官方文字广泛使用，改变原有汉族天干地支纪年方式，推行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的蕃式纪年。白居易《缚戎人》一诗中写道：“一落蕃中四十载，遣着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保存在敦煌藏经洞的写本也提及“（阴家投降后）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辫发”。
可见当时，吐蕃在河西地区强硬推行“辫发左衽”的民族传统，以对抗传承久远的汉文化基础。但文化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完成的，虽然吐蕃强迫汉人改变原有的服饰、礼仪、发式和语言，但在河西数十年的统治还是沉淀太浅，虽然大多数河西唐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多说藏语、写藏文，但汉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始终未能断绝。河西地区百姓对吐蕃的统治也在不间断地进行反抗，当中有汉民更有其他不堪忍受吐蕃压迫的少数民族抗争，其中最为壮烈的要数甘州沙陀人归唐的血泪史了。
2.沙陀族
沙陀族原名“处月”，唐贞观年间，游牧于新疆金娑山（今新疆博格达山，一说为尼赤金山）南，蒲类海（今新疆东北部巴里坤湖）东地区，名为“沙陀”的大沙漠一带，为突厥别种，也称“沙陀突厥”。
唐代文献中将“处月”，译作“朱邪”。这一称谓，逐渐成了沙陀族统治者的姓氏。盛唐时期，随着唐朝将触角深入天山北麓，沙陀族一度成为唐朝的盟友。沙陀族酋长朱邪金山被唐朝封为“金满州都督”，受北庭都护府管辖，累封张掖公，部族居住地也从关外逐渐内迁到了张掖昭武附近。朱邪金山死后，朱邪辅国嗣位。早在唐永徽五年，唐军在征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叛乱过程中，开始在沙陀族生活的区域设置管理机构，创建了金满、沙陀二个羁縻州。安史之乱爆发后，沙陀部落也应征东调参与平叛。其首领朱邪·骨咄支因功被授予特进、骁卫上将军之职。他的儿子也在唐朝帐下听令，因军功累积，官至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唐肃宗时期，吐蕃趁唐军东调之机纵横河陇，“沙陀部六千余帐，与北庭相依”。这时的沙陀还与唐军共御吐蕃，但面对吐蕃强唐弱的局面，沙陀部众渐生背向之心。
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凉州被吐蕃攻克后，河西节度副使杨志烈退守甘州，当时沙陀人已经有了背离大唐的打算。所以，当杨志烈退守甘州时，沙陀人便趁其不备伏击唐军，拿击杀杨志烈作为军功投效吐蕃，而随着沙陀人的反叛，甘州也很快陷落成为吐蕃统领之地。由于沙陀人“勇冠诸胡”，吐蕃将沙陀人尽数从北庭迁往甘州，此时的沙陀首领为朱邪尽忠，沙陀部因军功卓著得以占据张掖水草丰美的祁连山一代，并修建了沙陀城固守部族，为吐蕃扩张疆土而卖命。此后，沙陀部落这柄利剑，成了吐蕃帐下北挡回纥、东突大唐的重要盟友。史记：“吐蕃寇边，常以沙陀为前锋。”
797年（德宗贞元十三），河西的战争局面发生了逆转。回鹘（788年，回纥改称回鹘）汗国在怀信可汗的统治下，国力急剧回升。在天山东西两侧，连败吐蕃盟友葛逻禄及黠戛斯。紧接着，回鹘骑兵卷地而来，大败吐蕃和黠戛斯联军，不但收复了被吐蕃占据24年的凉州（今甘肃武威），还将围攻龟兹（安西都护府治所）的吐蕃军几近全歼。惨败之下的吐蕃人迁怒于沙陀人，认为其在战场上出工不出力，贻误了战机。吐蕃节度使担心沙陀族万一再有异动，将会对甘州附近的局势造成更为恶劣的影响，便计划将沙陀人迁至河外，即今天的青海玉树地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沙陀人当然不愿意，他们生活的甘州地区，是整个河西走廊水草最为丰美之地，大量的雪山融水将张掖周边滋养得犹如膏腴之地。而河外平均海拔高达4500米，乃是高原苦寒之所，并不适合部族生活。这种巨大的落差，引起了沙陀部族的不满。况且，归附吐蕃这些年，每有大战，沙陀必是先锋。绵延的战事让沙陀部落损失了大量青壮，却没有换来相应的报酬。战后所得，多被吐蕃、葛逻禄瓜分，留给沙陀人的都是些残羹冷炙。流血拼命换来的却是质疑和不公平的待遇，现在吐蕃人还要将他们发配到偏远苦寒之地去，换谁也不能答应，对吐蕃积怨已久的沙陀族有了新想法，他们暗中计划决定归唐。
3.沙陀降唐
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对儿子朱邪执宜说：“我世为唐臣，不幸陷污，今若走萧关自归，不愈于绝种乎？”这话意思就是，我族世代都是唐朝臣子，无奈背叛唐庭，现在吐蕃要把我们赶去玉树之地，我们干脆东入萧关复投唐朝，不比去玉树绝种强吗？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不堪忍受的沙陀人走上了东归投唐之路，举族东迁。吐蕃节度使得到消息大为震怒，当即派骑兵围追堵截。沙陀后卫部队为了能让亲族老幼顺利东去，在势单力孤的窘境下，迸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吐蕃重兵追击中，拼死血战，战马死了就下马步战，武器损毁就拳打、牙咬。残酷的阻击战，沙陀后卫以全军战死告终，两军士兵的鲜血汇成涓涓细流，染红了黑河的河水。随后，两军在河西走廊近千里的路程上边走边打，前后交战四百余次。封堵、突围、阻击、突袭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在血火中挣扎的沙陀人蹒跚着奔向东方，用鲜血和生命蹚开了一条回归之路。终于，沙陀族人接近了唐朝灵州（灵武）的边境。
但是，摆在沙陀人面前的依然是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他们不但要抵御紧追不舍的吐蕃军队围杀，还要渡过天堑黄河。在黄河岸边，隔着滔滔江水向前望去，对面就是大唐的疆土，走过去就能获得新生，而身后那比黄河水更可怕的吐蕃军队，正扛着沾满沙陀人鲜血的屠刀步步进逼。前无援手相助，后有刀剑加身，过河并不容易。
首领朱邪尽忠做出了悲壮的决定，要以自己为诱饵，引吐蕃军队离开渡口，为其他族人创造逃出生天的机会。他平静地对儿子朱邪执宜说道：“前面就是黄河，过了黄河继续向东，不远就是唐朝灵州的边境。明天我率部突袭渡口，你带领族中老幼趁机渡河。从明天起，你便是沙陀族的首领，沙陀族若亡于你手，万死难辞其咎，你可明白？！”朱邪执宜伏地大哭，要求自己承担诱敌任务。朱邪尽忠怒斥道：“王旗与我共在，吐蕃才会上钩，此行东来，健儿沥血，今沙陀老幼皆为你的亲族，弃一人如弃父母，此后千钧重担在你肩头，何有小儿之状？！”
次日清晨，黄河渡口前，沙陀族与吐蕃人决一死战，朱邪尽忠率领的突击部队和伤兵营全军覆没，终于为渡河族人创造了一个机会。丢弃了全部辎重的沙陀族蹒跚着冲入唐境，当朱邪执宜面对前来接应的唐军部队时，不禁泪流满面。他知道族人终于安全了，不会再有灭族之虞，而他的父亲和那些为了族人顺利东归的将士们永远留在了黄河的另一边。回望东归之路，沙陀从出发时的三万多人，现已不足万余，能够作战的士兵仅剩千余，三分之二的族人倒在吐蕃的屠刀之下。
这个倔强的部落，终于迎来重生。唐朝将沙陀部安置于盐州，沙陀人再次成为唐军的先锋。810年，唐宪宗首召朱邪执宜入京朝觐，赐以“金币袍马万计，授特进金吾卫将军”。后因盐州节度使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沙陀人随其迁往河东。范希朝挑选沙陀勇士组成“沙陀军”，其余部众被安置于定襄川。从此，朱邪执宜以神武川的黄花堆（山西山阴县东北）为根据地，其所部改称“阴山北沙陀”，居住于燕北、河东一带，生活在燕北的沙陀族，依旧保持着他们勇悍的民族风格。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纵横辉煌二百余年的吐蕃王朝发生内乱，河陇地区吐蕃军阀论恐热、尚婢婢展开了长达24年的自相残杀，战火一度波及盐州。此时沙陀族的首领是朱邪赤心，时隔五十多年沙陀族依然对吐蕃差点将他们灭族的血仇恨之入骨，自愿请战去对付来攻城的吐蕃军。沙陀族民听说首领要去报昔日血仇，无人甘心落后，只要高过车轮的男儿全部出征参战。那一战唐军配合沙陀人前后夹击，杀得吐蕃大败，尸横遍野，沙陀族总算是报了旧仇扬眉吐气了。
唐懿宗咸通十年（869），朱邪赤心因镇压庞勋有功，官拜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徐州观察使，赐名李国昌。其子也因战功卓著，赐名李克用，受封为云中牙将。唐朝灭亡后，中原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周期。已成北地霸主的沙陀族，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三个国家，李克用、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都是这次东归沙陀族的后裔。就连大宋的开国君主赵匡胤的父亲，也曾在李存勖的禁军中为将。随着宋朝的建立，元气耗尽的沙陀人，加入了宋太宗北伐幽州的部队。只是在防范武将胜于外患的宋朝，沙陀人的骁勇渐渐被制度磨平，逐渐融入了汉族大家庭的血脉之中。
和粟特人一样，沙陀族也是一个神奇的民族，只是他们比起粟特人来在商贸经营上有很大差距，但论打仗却更具天赋，不然也不会有以一族之力撑起五代十国其中之三国的霸业了。不过，沙陀族虽然勇猛，还在乱世之中称霸先后建国做皇帝，但后来他们再也没能回到甘州，回到他们亲手建立的沙陀城。
三、汉唐重镇骆驼城
骆驼城，位于张掖市高台县城西南20千米处的骆驼城乡永胜村西。如果没有北凉政权的建立，也许这座戈壁上的小城镇将会和许多同类型的地方一样寂寂无名。十六国时期这里是建康郡的治所，段业初建北凉便成了当时的都城，后来沮渠蒙逊从段业手里夺取政权后迁都张掖，骆驼城结束了作为都城的短暂辉煌历史终归于平凡。唐末吐蕃人占领张掖致使建康郡城废弃后，这里成了商队过往歇脚和驼队用于圈牧骆驼的临时停靠站，才慢慢有了骆驼城的叫法。在这之前，唐代驻兵防御的部队还称作“建康军”。
骆驼城名称究竟由何而来？众说纷纭，却无定论。“骆驼城”一名始见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二年（1737）编撰的《重修肃州新志》：“骆驼城，在城西南四十里，按此即建康故城，骆驼城乃俗名耳。”高台县在古代一度归肃州管辖，解放后才划定成为张掖市辖的一县。有专家认为，骆驼城废弃后，遗址周围成为游牧场地，可能用来圈养骆驼，因此得名，这个说法比较中肯。当然，还有另外几种传说，东晋太元七年（382），前秦大将吕光受命率十万大军征讨西域，385年，以两万头骆驼满载从西域俘获的奇珍异宝班师东归，途经建康郡时，这支浩浩荡荡的驼队曾在这里驻扎。这是历史上经过骆驼城最大的一支驼队，也是骆驼城成名的发端，从此骆驼与这座古老的城池结下了不解之缘。两万骆驼驻扎此城，这在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也是没有的壮观景象，以此盛大的驼队为这个城池命名，实属当之无愧，但这也只是一个传说，骆驼城的名称由来至今也是一个难解之谜。
据史料记载和学术考证，今天的骆驼城遗址所在区域属西汉“表是县”。骆驼城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在河西黑河中游地区设表是、乐涫、绥弥三县，归属酒泉郡。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东汉灵帝光和三年（180），表是县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官寺、民舍全被震毁了，大大小小的余震一直从当年秋天持续到第二年春天。地震后朝廷下旨另选县址，据史书记载和学术考证，骆驼城为西汉表是县地震后迁于距县城西南20千米处新建的治所。西晋灭亡后，割据河西的前凉张氏政权为安置关内来投的难民，在骆驼城故址建郡，并以东晋王朝都城“建康”来命名，借此标榜效忠晋王室，争取北方汉人的支持。335年，表是县升格为建康郡，隶属于凉州，建康郡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军事重镇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融汇地。前凉于376年被前秦所灭，建康郡易主。淝水之战前秦苻坚失败后，雄心勃勃的前秦将领吕光乘机占领河西拥兵自立，次年又镇压了以张大豫、王穆为首的前凉残余势力在建康郡举行的叛乱，并于386年建立后凉，委任参军段业为建康太守。397年，段业被卢水胡沮渠男成等人推举为主，改元神玺，建立北凉，段业自称凉王，改元天玺。401年，沮渠蒙逊发动兵变将段业杀害，自立为王。骆驼城作为北凉政权的发祥地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人们常说的“北凉故都”。407年，敦煌太守李暠任冠军大将军、凉公，改元“庚子”，史称“西凉”，疆域东自建康，西至鄯善。此后，骆驼城就成了北凉和西凉双方征战中拉锯的战场。东晋义熙元年（405），沮渠蒙逊侵袭西凉国，发兵进攻建康郡。沮渠蒙逊自段业自称凉王后，为与西凉李暠争霸，于405年增筑了建康郡城。
建康郡下辖福禄县，也就是今天的肃州城区一带。有趣的是，西汉与东汉两朝，经过王莽乱国后，福禄县曾经更名禄福县，在历经北魏、北周250年后至隋代被撤销建置重新叫回了福禄县。
唐武后证圣元年（695），武威道总管王孝杰在这里建了军队，也就是建康军了，当时驻军有5300人，战马500匹，成为甘、肃两州之间的军事重镇。郡与军虽一字之差，但反映出地方行政与军事管制两种管理体制，军有大军、中军、小军之分。大军的建置是万人左右，中军五千人左右，小军三千人左右。建康军是中等军，最多时，屯兵五千三百人。唐大历元年（766）甘州在吐蕃大军铁蹄下失陷，建康郡被吐蕃攻入，城内军民惨遭屠掠，再不复昔日盛景。骆驼城东接张掖，西向酒泉，顺着黑河北上直达居延海进入内蒙古高原，往南翻越祁连山可以进入青藏高原。骆驼城就处在这样的关键位置，不仅是河西走廊东西通道上的一个纽带，更是保障丝路畅通的一道边关重镇，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塞。《资治通鉴》记载，407年，北凉和西凉打仗，在骆驼城俘虏了3000户人家。当时一户平均超过5人，说明骆驼城有一两万人，可见当时的繁华程度。自河西陷落吐蕃至明代近700多年，骆驼城先后被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所占据。
神秘的骆驼城曾让后人产生了许多遐想，也留下了很多传说。相传，西夏王李元昊在攻打由回鹘骆驼王子镇守的骆驼城时，因城池坚固久攻不下，便命人用乱木、骷髅镇住了从山上流向骆驼城的“臭门泉”。断水后骆驼王支持不住，以土丘水缸假制米山面岭、油缸醋井来迷惑城外重兵，摆出誓同来敌一决死战的架势，而在背后则调兵差民开挖了一条自城中直通往今罗城红寺坡的地道。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骆驼王用饿马摇铃、悬羊擂鼓的手法掩敌耳目，他自己则率领城中军民老少潜入地道悄然远遁。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不难看出从这则故事中体现出来的智慧，骆驼城不管是否曾经居住过骆驼王，能够用饿马摇铃和悬羊擂鼓的方法来迷惑敌人进而逃生，就足以说明这里的人们智商不差。
骆驼城遗址由南北两部分组成。南北两城仅一墙之隔，总面积30万平方米。南城南北长494米，东西宽425米；北城东西长425米，南北宽210米。东、西、南正中各辟一门，门外皆有方形瓮城。城内西南角又有一座南北长132米、东西宽79米的小城，俗称“宫城”，城内有古井一眼。北城俗称“皇城”，面积为6.54万平方米，南面正中筑方形瓮城，开东、西向城门，与南城相通。城垣四角均有6米×6米的方形角墩。两城现存墙垣总长1933米。城内地表遗存有汉、唐时代的砖、瓦、陶片，北城内有建筑遗迹9处。城内地表散见焦兽骨、灰陶片，出土过汉五铢钱币、陶纺轮、唐代铜器和铁器等。从整体设施上看又分外廊、宫城、皇城三层，外城的瓮城、马面、敌台、角墩、城垣等辅助设施一应俱全，基本完好。在城西南2千米处，还有俗称“羊蹄鼓城”的小方城，长55米，宽40米，向东开一小城门，系主城外围防御堡垒，二者遥相呼应，互为掎角之势。统观全城，结构严密精巧，气势宏伟雄壮，历经千年仍巍然屹立，充分展示了古人在军事工程设计施工方面的高超水平。
遗址周围还有城南墓群、城东墓群和五座窑遗址。墓群以城址为中心，分布在城南、西、北三面。城南墓群距城址南2千米，面积27平方千米，有封土墓葬2000余座。封土堆呈圆形或方形，有土圹墓和砖室墓两种。出土有大量的彩绘画像砖，内容有伏羲、女娲、农耕、畜牧、家居等，并出土有前凉时期的木牍、木俑及西晋时期的彩帛旌铭、木版画。城西南墓群距城址西南1千米处，墓葬均为高大的方形夯土墩，土墩底边长6~8米，高5~6米，为五凉时期墓葬，经发掘为砖室墓和土圹墓，出土有彩绘画像砖、胡运子衣物疏、红纱旌铭、青海神树等，城北1.5千米处有古窑址9座，窑底周长50米，窑高8~10米，地表散见大量砖瓦、陶器残片和少量墓葬。
考古工作者在遗址内采集到了大量的汉晋玉铢和唐开元古币及汉、魏晋铜印、箭镞，城南墓群出土的魏晋画像砖、猴形木印、汉晋纪年简牍、彩绘木马、木版画、木尺、西晋纪年彩帛旌铭，五座窑出土的魏晋帛书等珍贵文物，为研究古代河西历史提供了丰富直观的资料佐证，受到国家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多次出国展出，在国际考古界引起强烈轰动。2002年8月，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在北城西南角进行考察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多平方米，出土文物有唐代开元通宝钱币和方形莲花纹地砖，据此判断北城最上面地表为唐代文化层，并根据房屋柱基被火焚烧的遗存推断，骆驼城的废弃，与一场大火有关。同时还发掘出一眼砖砌水井，深5.7米，表明在唐代，骆驼城地表水位在5米左右，现骆驼城周围打井，出水层在34米左右，地下水位在千余年历史过程中下降30米左右。地下水位逐年下降，也与骆驼城的废弃密切相关。
骆驼城是地处河西丝绸之路中部的大型汉唐古文化遗址，具有保存完整、分布区域广泛、历史脉络清晰和文化内涵丰富的特征。遗存丰厚，包括古城、墓葬群、古窑址、农耕区、古代防护工程等种类，呈现出以古城为中心、以周围墓群为重点的分布格局，集中地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经济开发、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是国内现存最大的保存较完整的汉、唐古城遗址。古城遗址曾出土的珍贵文物，部分已被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骆驼城遗址现已出土的数百块彩绘壁画砖，全景式地反映了汉唐时期张掖的绿洲屯田、西塞牧猎、交通出行、歌舞宴乐、远古神话等多方面的社会生活，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它对研究河西历史、社会经济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1996年，国务院公布骆驼城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骆驼城遗址向西8千米处是许三湾城及墓群，2001年被列为第五批“国保”单位。这一带有可见封土墓葬8000余座，是国内分布最密集、保存最完好的特大古墓群。2013年，这两处国保单位同时被列入国家“十二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单。
清代沈青崖任西安粮道军需官驻留甘州，曾留诗道：“榆木山前古建康，南郭风景绘屯庄。两行高柳沙汀暗，一派平湖水稻香。紫燕嗛泥穿曲巷，白鸥冲雨过横塘。当年画舸中流处，谈笑行兵寄羽觞。”这首诗道出了当年故城周围人丁兴旺、水清树茂、阡陌纵横的田野风光秀色。从诗中可以得到一条信息，那就是清初的骆驼城还没有彻底沦为荒漠，虽已不再是人们居住的村庄城镇，但绿意盎然的植被应该还是比较茂盛的。不过，有资料显示，在元时沿涤沟、黑泉、高台一线设置驿站，骆驼城却不在驿路上，想必那个时候此地已经没有人居住，也不适合担任驿站联络事宜了，后来随着河西走廊生态恶化才慢慢荒废的吧？
古城废弃，在时光中荒芜，城墙却像不屈的战士犹在风沙中屹立。骆驼城见证了汉唐最耀目的辉煌时代，目送着丝绸之路上驼队的西去东来，鲜衣怒马的将军扬鞭出征战旗猎猎，聆听过僧侣们晨钟暮鼓里的梵音清唱，胡汉一家以物易物的笑语嫣嫣，也饱览了祁连黑水间一场场春华秋实、雪落甘州。这座沧桑的古城，是各民族相互交流融合的见证者，也是东西文化传播的见证者。
四、张掖有个乌江镇
一说乌江，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那是八百里皖江第一镇，还知道有个乌江榨菜吧？但是，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却是大西北丝路古城张掖市甘州区的乌江镇，一座与西楚乌江南北相隔数千里，又同样拥有历史底蕴的千年古镇。西楚乌江因霸王项羽而名动天下，甘州乌江没有楚霸王的挥剑一刎壮烈，却是以盛产稻米进贡皇家而享誉塞上。
甘州乌江镇地处张掖盆地北端，黑河南岸的平坦和丰沃给了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优势，让乌江镇有了水稻种植的条件。南方人很难想象，在风沙怒卷干旱贫瘠的甘肃西部有水稻田，更不敢相信甘州出产的大米居然还是皇室贡米。那我要告诉你，大西北的神奇在张掖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了。这里北接沙漠，南依雪山，黑河贯流，湿地连片，高山与河水相握，雪域和草原共生，既有沙海绿树、不乏涛声枕梦……张掖就是这么任性！
乌江镇的稻浪连畴水鸟啁啾，早已不是什么鲜见的景色，远在唐代这里引入水稻开始，便注定了张掖的丰饶会成就一个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鱼米之乡。唐代的甘州是水泽成片、芦苇丛生的湖泽之地，奇异地区别于河西其他郡城，大漠戈壁似乎对这里格外优待，总是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过，张掖绿洲在河西走廊便显得尤为珍稀。乌江镇，就这样带着江南水乡的诗意，在大西北的甘州铺展开来，就连稻田间纵横的阡陌都拥有了唐诗的意味、水墨的典雅。
乌江镇种植水稻的历史有史可考，13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就开始了。隋末唐初战乱，河西“州县萧条，户口鲜少”。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进军高昌，河西负责军粮运输，负担沉重，结果使河西“十室九空，数郡萧条，五年不复”。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休养生息和鼓励农耕政策，发布《田令》和《赋役令》，大力推行移民实边。贞观初，唐朝政府共招集汉族流亡人口、突厥降卒120万人，大部分被安置到西北，兴水利，设屯田，发展生产，使河西走廊农耕达到又一高峰。乌江稻米就是这个时期引入并落户甘州的，但初期种植只是尝试性阶段，大面积水稻种植应该是从686年陈子昂奉武则天之命到河西巡视展开的。
陈子昂是初唐有名的诗人，在政治上也富有远见，他在巡视河西后给武则天的《上谏武后疏》中指出：“甘州所积四十万斛，观其山川，诚河西咽喉地。”他针对性地提出，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四十余水泉良为沃，不待天时，岁收二十万斛。这只是在通常情况下的产量，如果挖掘潜力，还可以有更大的收获。所以，陈子昂分析道：“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盗，内得以营农，取数年之收，可饱士百万，则天兵所临，何求不得哉！”武则天看后大为欣赏，颁布法令鼓励甘州种植水稻。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时较好地贯彻了这一战略。他命甘州刺史李汉通恢复屯田，兴修水利，仅甘州所属的甘州军就屯田19屯，大斗军（今民乐扁都口北南丰地区）16屯，建康军（今高台骆驼城）15屯，共计50屯。（按：每屯50顷，每顷100亩，即25万亩）。
《旧唐书·郭元振传》载：“武后长安元年，甘州刺史李汉通置屯田，稻丰收稔，一缣数十斛，积军粮数十年。”这是乌江种植水稻最早的记载。甘肃近代学者慕少堂在《甘州水利溯源》一文中考证，甘州的盈科渠、大满渠、小满渠、大官渠、永利渠、加官渠等，皆为唐朝兴建，可灌溉46万亩。可见郭元振、李汉通治下的河西人民殷富，粮食丰足。以至于到了宋朝，司马光还在《资治通鉴》中评说这一时期：“自安远门（长安西北第一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阖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出陇右。”
西夏占据河西时，黑河流域的张掖绿洲和额济纳屯田区都成为西夏的重要粮仓。《元史》中更有记载说，董文用以中兴省郎中身份到河西督垦，开渠引水，从中兴（今银川）引进稻种，仿宁夏之法种植，视为改进水稻种植良法，在黑河沿岸的甘州区乌江镇一带种植成功，乌江稻米一度成为贡品。
明朝更加重视黑河流域的开发，“欲兴屯田、必开水利”是历任地方官的主导思想。洪武二十五年（1392），右佥都御史杨博“巡抚甘肃，大兴屯利”。1397年，朱元璋命肃王朱楧前往甘州“督军屯粮”，在巡抚都御史杨博指挥下，甘州五卫大兴水利，他亲率募兵在城西修建了木龙坝渠，即龙首渠；与指挥使张廷辅在张掖城东修建了东泉渠，与副使石永在城东南修建了仁寿渠，赢得了与宁夏引黄灌区一样的声誉。《重刊甘镇志》记载，明朝张掖境内的引水渠道多达110余条，除整修旧渠外，新修渠道近50条。《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载，当时张掖有灌溉面积11749顷，
遂有“金张掖”之称。而明代郭绅诗文：“甘州城北水云乡，每至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实繁隔陇有余香。”就是甘州水稻种植盛大场面的生动体现。
黑河由南至北，纵贯乌江全境，途经谢家湾、元丰、贾家、乌江、管寨、平原、永丰、小湾、大湾等12个村，镇域内湿地面积3.2万亩，占辖区总面积的23%，是甘州区湿地面积最大的乡镇。乌江水稻自唐代屯田时落户甘州，历经元、明、清数百年发展，面积不断扩大，品质逐步提升，特别是白芒稻和黑芒稻，因其体长个大、外形独特、晶莹剔透、口感筋柔、米香浓郁，被当作贡米进献皇宫而赢得“皇家贡米”的美誉。1995年，原国内贸易部授予乌江大米“中华老字号”称号。乌江大米能在中国万千稻米品种中脱颖而出，有其不可复制的优势，张掖人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水。祁连雪水孕育的黑河，出莺落峡口后，大部沿主河道流淌，小股则渗透地下。因乌江地势低下，至今仍有万眼泉水汇聚，形成数条支流。雪泉之水，冰清玉洁，种植水稻得天独厚。
其二为土。乌江是一块因水而生的福地，水润之处皆为湿地，占其全境三分之二，湿地土层中厚积腐质物，其色黄中透黝黑，黏稠而不失疏松，多为潮平土、潮立土，面积约有8000亩，多在平原村、东湖村地带，为水稻所独喜。据地质勘测，这里硒元素高出正常值的两倍，为河西走廊富硒地带，是优质农产品绝佳生产地。
其三为光。张掖地处北纬38度，光照时间足，昼夜温差大，乌江水稻生长周期180天，年日照3000小时以上，是南方普通大米的两倍，使稻米直链淀粉降低，有机干物质增多，稻米不佐菜肴而香气四溢。
其四为纯。河西走廊为南北两山夹峙的孔道，外来物种与病毒不易入侵，乌江水下土壤中天然肥料充足，使得水稻品种纯良，几无病虫害侵扰，不需要施化肥喷农药，为天然绿色环保食品。
如此四者兼具者，全国产稻区绝无仅有，乌江贡米因此获得了自己的名声与尊贵。
20世纪末，由于品种退化，产量骤减，出米量低，种植面积逐年萎缩。加之彼时张掖大力推进节水农业，作为高耗水作物的水稻种植面积大幅缩小，久负盛名的“乌江贡米”更是逐渐销声匿迹、濒临灭绝。2013年起，张掖市开展抢救性保护。2015年，专家在靖安乡新沟村村民曹学林家找到28粒“黑芒稻”。同年10月，这28粒“黑芒稻”被带往湖南省农科院海南繁育基地进行提纯复壮和种子扩繁并获成功。2016年4月，扩繁后的1200多粒“黑芒稻”种子“荣归故里”育出新苗，5月，在乌江镇栽培示范基地插秧种植。
28粒种子经过6年扩繁，面积从当初的0.4亩扩大到后来的3000亩，亩产从不足200公斤到350公斤，价格一路攀升至每公斤50元，基地规模和品牌效益逐年提升，2018年获得农产品地理商标认证——“乌江贡米”，这块“金”字招牌被重新擦亮。在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好米榜’暨优质农产品展销会”上，张掖“乌江贡米”从全国13个省的313家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荣获金奖，成为消费者信得过的优质农产品中的“王者”，再次叩开全国大门。
每到秋夏之际，乌江镇稻花弥香，水天一色，鱼翔浅底，鸟鸣晴空，如果不去看祁连山顶那一抹晶莹，当真让人有置身江南水乡的错觉。只是，甘州乌江镇到底不同江南，少了那份朦胧缠绵，多的却是天高云淡。徜徉在黑河与山丹河交汇冲击而成的这片平原上，总会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为满目的葱茏葳蕤而倍觉舒心，看田间村陌安然宁静，聆听炊烟与清风的慢吟低唱，一股来自生命深处的感动便忍不住充盈肺腑，心旷神怡之余连心境都倏然通透起来。然后，不由得哼唱起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来：“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真的很怀疑，这歌里唱的就是甘州乌江景色。再一回味，不觉失笑，祖国美好处处盛景，哪里又单单是一处、一地就能说尽大美中国之广博，览尽华夏山水之灵秀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