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2212小时，第2143日
阅读《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150 多年来，在鸦片战争史的述说和研究中，杨芳和奕山，大多是以丑角的面目出现的。虽说他们在捏谎方面，也确实与小丑无异；但将他们的失败，归结于好色、贪货、抗敌意志不坚定等道德上的非难，或称之为愚笨、失措、临机处置能力差等智商上的缺陷，就使得人们长久地未究诘事理，幻想着制“夷”的英雄。战争失败的必然性，并没有因为杨芳 — 义律停战协定、奕山 — 义律停战协定而明朗。
知道历史结论的后人，有幸看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 1841 年初，当琦善在交涉中的懦怯激起身居京师的道光帝的不满，圣旨中叠受训斥时，远在伦敦的英国外相巴麦尊，也正在为义律的低姿态外交而光火，训令中狠狠批责。琦善因英军强占香港而革职抄家锁京，而英军此举的所谓依据 —— 并不能成立的《初步协定》，也使得义律丢官卸职。如果不计较广州至北京、澳门至伦敦的地理因素而造成的通信时间的差异，那么，可以说，琦善和义律是因同一原因、在同一时间分别被各自背后的主子罢免的。
在“天朝”以往辉煌的对外交往史上，从来就是“天朝”官员不屑于接见“夷目”。义律谋求已久的两国官员直接面谈，终于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派出余保纯后而成为平常。从此之后，义律从未拒绝过“天朝”官员的求见，不管局势如何有利于英方而不利于清方。此次，身为“夷目”的璞鼎查，却反过来摆出一副如同“天朝”般的架子，拒见任何清方没有“全权”头衔的“天朝”官员。 8 月 18 日，余保纯抵达澳门，没见到璞鼎查，接待他的还是秘书麻恭。
在整篇奏折中，奕山一字未提璞鼎查的真正使命，一字未提英军北上后将展开军事行动，尽管奕山还是向福建、浙江官员吹了风。与真实完全相反的是，奕山笔下的麻恭、义律，一副“情词恭顺”的态度。还须注意的是，奕山在此预设了铺垫，即便英军在北方出现，那也不是他的责任，因为连日南风使麻恭追赶不及，璞鼎查没有能够听到他的劝告！至于广州战败后的奕山 — 义律停战协定等情事，依旧被捂得严严实实。
厦门位于福建的南部，是一个罕见的天然良港，北距历史上有名的国际大港泉州仅 80 公里。清取代明后，泉州衰败了，厦门异军突起，一度成为清朝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即使清政府对外封闭厦门后，其航运业、造船业，因与台湾的商贸关系而得以维持和发展。至于民间航运业主和商人，与东南亚、日本等地的经贸往来，从未间断。他们的商业勇气和航海经验，在当时的中国出类拔萃，使得这个几乎只出石头的地方，形成了繁华的市面。可以说，在鸦片战争前，厦门是仅次于上海（国内贸易为主）和广州（国际贸易为主）的中国第三大航运业中心，成为英方所谋求的通商口岸。
这么多的银子堆上去，厦门的防御工程理应有较大的起色。有时间、能花钱，颜伯焘的实绩出众，实属他的机遇较他人为优。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些银子是否真花于实际，却是大有疑问。历来的军务、河工、赈灾，都是经手官员中饱私囊的渊薮。而颜伯焘于此嫌疑最大
颜伯焘于 1841 年 2 月到任，次年 1 月免职。在这仅仅的一年中，辎重就有如此许多（其中亦包括包揽客商货物，动用驿站车马人伕而赚钱等情事），真可谓搜刮有道无度。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然而，愚昧的力量再强大，仍只是妄动，妄动能产生一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国家和民族蒙难，但却不能战胜近代化的敌人
厦门之战的事实提示着人们，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
道光帝是一位信奉“保守疗法”的社会病理学家，追求调补疗效。他坚信祖宗留下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认定当时社会的病因在于官员们的玩忽职守。因此，他特别看重官员们的“德”，在用人方面，特别是危难关头，偏爱皇亲国戚、贵族子弟。他以为，这批人世受国恩，遗传的血液中具有多量的“天良”和“忠诚”，绝不会放任国运衰落。在鸦片战争中，他先后重用的琦善、伊里布、奕山、颜伯焘、裕谦，以及后面将会出场的奕经、耆英，均有家世的背景。裕谦的频频升迁，似有其曾祖父班第的冥冥保佑。
从儒家的学说来看，裕谦向泮池中的一跃，是其忠贞不二的殉节的表现，无疑应当彰扬。道光帝获此讯后，亦称其“临危致命，不忝前人（指班弟）”，赠其太子太保，开复生前一切处分，按尚书例赐恤，准附祀昭忠祠，并允诺在战争结束后，于镇海建立专祠，以彰荩节。
尽管奕经、道光帝此时的心态让人捉摸不定，但我们可明显地感到奕经出征时的景象，要比奕山出征时沉闷得多。道光帝不再有“大兵兜剿，擒获夷酋”的心旷神怡的幻想，奕经也全无“剋日进剿，便奏捷音”的踌躇满志的迷梦。经过一年来的战争，他们对困难的估计似更为实际了。
奕经为的是保命。东关镇大营 1200 人仅仅用于自卫，长溪岭大营 2000 人则成了一块盾牌。一旦清军浙东反攻失利，英军发起攻势，正可利用长溪岭清军的抵抗，为他赢得逃跑的时间！
按照清朝当时办事规则，制造军器、修筑工事、调防兵弁等等，凡是涉及到银钱之项，无不可从中侵蚀。
奕经在浙东反攻时主要使用的力量是雇勇。从鄂云所雇后山泊勇 500 名这一实例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雇勇既未进行严格的训练，也无合乎近代战争原则的编制；充勇者本人又似仅仅为定钱、口粮钱而来，到军营后仅 20 余天便送上战场。这样的雇勇又怎么会有战斗力？又怎么会不临阵脱逃？反过来又可设想，他们若不逃跑，又岂不白白送死？如此作牺牲对国家、民族一无所益，而对他们本人及家人却是无法挽回无以承受的厄难。就此而论，鄂云等人驱策毫无训练的雇勇上前线又何异于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