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王阳明

脑袋里什么都乐意往里装的年纪，听闻说中国有两个半圣人，一个是孔子，另一个便是王阳明，剩下的半个是曾国藩。

那时候，连王阳明的只言片语也没听说过，甚至也没觉出孔子同其他老者的区别，便认定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最先读到的书是曾国藩的，是那种一条一条的小文，上下没有连贯性，从任何一页翻开，从任何一句话读进去，都会很有味道，余韵悠长。随时合上书，扔掉它，也不会觉得有太大的损失。因为这些散句的原因，慢慢地开始找更多的曾国藩的书。读了他的《冰鉴》之后，开始觉得这个人了不起。最敬服他的不是机谋，而是始终如一的恭谨、勤勉。

再后来，由《论语》而诗、书、礼、易、春秋，跌跌撞撞、晃晃悠悠地掉进孔子的世界。原来，始终地温、良、恭、俭、让，只是孔子的表里人设。换句话说，曾国藩深味并终身醉心实践的只不过是立体孔子的冰山一角。孔子被称为圣人的话，曾被算作半个，实在是曾的福分。

这个时候，头脑中与王阳明有关的还只是几个大词“知行合一”“致良知”。大词很容易深入人心，却也很难真正解得通。从“知行合一”的角度讲，既然解不通，便是未知，自然也是行不通的。所以，但凡一个人满口飘着并不真正解得通的大词的，通常都是个书呆子。

再后来，读《教育学》时，偶然看到王阳明的只言片语——“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感觉虽然文言，却讲得形象真切。活脱脱如在眼前，全没有圣人庄严。

于是认真翻开与他有关的书，越读越如坠五里云雾。乱七八糟，不得章法，没来由地反复咀嚼“致良知”“龙场悟道”“知行合一”那几个大词，最终是满地渣渣却不知所云。其中，最有价值的便是关于王阳明的传奇故事。毕竟，一个二十八岁的进士，再加上少年癫狂，还是有很多可以吸引人眼球的东西的。

故事之中，最有价值的便是王阳明的理想“学做圣贤”了！

其实最开始，少年王阳明是要做个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将军。为此，他的父亲甚至带他专门到边塞进行了一次深度“研学”。父亲的用意很明确，是希望少年王阳明收敛一下“年少轻狂”，能够通过深度“研学”，变得务实一些。半个月后，少年王阳明的确忘掉了要做将军那档子事儿，他告诉父亲，自己要做“圣贤”！

“学做圣贤”的志向惊掉的不仅仅是王阳明父亲的下巴，还是孔子以下一千多年里所有终身泡在儒家经典里的老学究们的下巴。

王阳明之上是二程，是朱熹，再往上是历朝历代的名士大儒，是诸子百家，是荀子、孟子。每个人在孔子面前，无不谦卑到五体投地而最终难及圣人半丝半缕。突然就跳出一位要“学做圣贤”的王阳明。

翻开《传习录》，才算是真正贴近王阳明。翻完《传习录》，觉出少年王阳明“学做圣贤”的故事大概率是后人的臆想。但对王阳明而言，却是终身“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志向高山。

了不起的是，“学为圣贤”这座志向的高山，王阳明是认认真真用一生的思考与实践去逼近的。

那个循着朱熹的方法去格竹子格到吐血也无所收获的王阳明，终于意识到“性即理”太过玄妙，玄妙到不靠谱的程度，玄妙到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抵达。“道不远人”——真正的大道是不离人间的，不该玄妙地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和独享。“性即理”永远无法实现人人可以“学为圣贤”，因此，人人“学为圣贤”该有个基本的理念基础，那便是“心即理”。这个心便是孟子讲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各人自己本已有之的心，便是天理所在。只需发明它、放大它、实践它便可“学为圣贤”。

王阳明的第二命题便是“知行合一”。正像“心即理”没什么玄妙之处，人人可以“学为圣贤”一样。知和行之间，也是和合统一的。王阳明自己讲“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真知不会不行，真行定是出于真知。

王阳明的第三命题是“致良知”，知，知的是良知；行，行的也是良知。知与行，都是为了“致”。所以，“致良知”其实就包孕在“知行合一”之中，是“知行合一”的方向而已。就像“知行合一”是“心即理”的发生、发展一样，无法绝对切分。

“心即理”是“学为圣贤”的理论依据和起点，“知行合一”是“学为圣贤”的方法，“致良知”是“学为圣贤”的方向与归宿。

诚如《中庸》所言，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到了“知之”，便没有什么分别了。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等到行有所成，便没有什么分别了。作如是观时，人人都可成为王阳明，只有如王阳明一般怀揣“学为圣贤”之心上路。

泉下有知，“人人王阳明”或许才是最能告慰王阳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