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二至十二章，都是围绕“天命之谓性”，即“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一中心内容展开的。其中前十章都是引用孔子的原话，只有最后第十二章，子思子从“君子之道费而隐”，也就是中庸之道既广大又精微的角度，论述了道不可须臾离开的原因。尤其是最后一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即是承上，又是启下的过渡。告诉我们，中庸之道起始于普通男女的日用平常，及其做到极致，都可以明白天地间的一切。
紧接着第十三章至十九章，围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个中心，接着阐述“率性之谓道”。第十三章，紧承上章，指明中庸之道就在百姓日用之中，为道不可远离人事，而忠恕就是实现道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第十三章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紧接上章，总论“道不远人”。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意思是，孔子说：“中庸之道是不远离人的。如果你想修中庸之道，却好高骛远，远离于人，那就不能落实这个道了。《诗经》说：‘拿着斧柄去砍削斧柄，斧柄的式样就在眼前。’握着斧柄砍削斧柄，斜着眼睛去看，还以为标准在远处呢。所以，君子治理人，总是遵循“道不远人”的法则，针对不同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教导他依据人所能知能行的道去做，只要他改正错误就行。
为什么说“道不远人”呢？《中庸》开篇就指出：“率性之谓道”，循着自己的本性做事就叫做“道”。而人的本性是人所固有的，所以说，中庸之道不远离人事。如果人在实行中庸之道时好高骛远，远离于人，那就不能算是实行道了。事实上，总有人以为日常生活之道太浅近，不值得去做，反而去做那些高远难行之事，那就脱离了人伦本分，违背了中庸之道。这就是要从“修己以敬”开始，然后才能“安人”“安百姓”的道理。接着，子思子引用《诗经·豳（bīn）风·伐柯》中的诗句，来比喻阐述“道不远人”。那些好高骛远的人，就好像握着斧柄砍削新的斧柄，样式就在手中，却不正眼去看，反而斜着眼睛去看，还以为标准在远处呢。“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讲的是治人的要领。按照朱熹的解释，这是说，君子治理人，总是遵循“道不远人”的原则，针对不同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教导他依据人所能知能行的道去做，只要他改正错误就行。
儒家修身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这些都是“治人”的学问，而“治人”要靠对自己的了解和对人的了解，才能和谐相处，完成“止于至善”的目标。也就是说，治人要以“诚意正心”为出发点，以“格物致知”为手段，以“止于至善”为目的。以此来和谐人际关系，就不管他有多少缺点、毛病，只要他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就行，这叫“改而止”。而“改而止”的关键就是宽恕，对人要有包容心，就是以“恕道”待人。这样，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下文，关于“忠恕”的论述来。
第二层，指明忠、恕是实现道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意思是说，“能做到忠恕，便与中庸之道相离不远了。加在自己身上而不愿意的事，也不要施加给别人。”《论语》中，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也就是说，孔子所有的思想，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忠恕”。子贡非要夫子再简化，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非要再简化成一个字的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尽己之心，尽心尽力，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和恕，都体现了推己及人的精神，核心是为人处事心里要想到别人，不要只想到自己。这是人人能知能行的最浅显的道理，是儒家待人的根本精神，也是实行孔子仁学思想的出发点。所以，《中庸》全篇都是在讲人生的方法论，是实实在在的，贯穿于日用平常的为人处世的方法。
接下来第三层，又是引用孔子的原话，通过孔子的自谦、自责或者说是自勉，来具体阐释什么是“恕道”，即“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