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8月8日，是我在澳洲工作满十年的日子。从1991年毕业入职国企，2001年远赴新西兰，2011年来澳洲，十年一站，我在职场上已走过了三十年。早就想为我的三个十年写点什么，可一提笔才发现，把那些碎片般的记忆串成线容易，但把它们分门别类地贴上标签却很难，不如就写写中外职场带给我不同的感受吧。

毕竟离开二十年了，我不敢对当今的国内职场妄加评论，只局限地谈谈九十年代我所供职的国企。

先说说国内职场中让我感到最轻松的一面：不是工作，而是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一般刚入职的年轻人都是工会和团委的积极分子，我也不例外。除了定期参加院合唱团的排练，还不定期地参加卡拉OK大赛，秧歌舞表演，摄影班，运动会；就连周五下午礼堂放映的内部电影也是场场必到。最怀念春节放假前的会餐，大家穿着工作服在食堂围坐，互相敬酒，即使再勾心斗角的同事也把恩怨暂时放一放。觥筹交错间，各部门的文艺骨干纷纷下场助兴，献舞献唱，或拉或弹，当然，插科打诨的点缀也是少不了的。

再谈谈国内职场中让我感到最累的一面，同样也不是工作，而是可以操控你的职业生涯的人际关系。比如我们单位，暗中是分派别的，划分的标准是你从哪个学校毕业的，或是你从哪个系统调过来的。如果当今的领导曾是你跟过的师傅，而且你又会经营这层关系，那你也算有了阵营。不要忽视这些站队，它能直接影响你的晋升，评级，福利分配， 因为打分的标准是有侧重面的。如果你是业务尖子，领导指着你出成绩，你也可以靠单打独斗奠定自己的地位。这类人又分两类，一类甘为孺子牛，任劳任怨，不仅让大家服，也让领导喜欢。还有一类持才傲物，虽得一时之势，但亦遭人嫉妒，再赶上个心胸小的领导，那便成了曹操眼里的杨修。如果以上几条都不占，那就做个老实人，听话，不抱怨，把自己活成一只长线投资的股票，运气好的话最后的收益也不差。如果连做老实人的容忍力都没有，那注定被边缘化。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依旧留恋那些工作之外的，率真轻松的互动，从深层意义上讲，是留恋互动时那片刻闪现的，卸去防御铠甲的发自肺腑，摘下角色面具后的真情流露。但事实很无奈，我经历的那个职场更像一个大舞台，若想赢得掌声就必需伪装起来表演，心很累。累，也是促使我出国工作的原因之一。

对比上面提到的两个方面，国外的职场又给了我不同的感受。

首先，除了每年的圣诞聚会或重大的周年庆典，工作时间内的娱乐活动几乎没有。也不能说绝对没有，比如每年十一月第一个周二是墨尔本赛马节，当第一场赛马开始时，大家都会扔下工作，边吃茶点，边聚集在会议室的大屏幕前加油助威。不仅要看，还要集资小赌一下怡情。圣诞酒会一般安排在晚上，但大家过了中午就回家梳妆打扮了。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到了晚上，男士都是西装革履，女士都是珠光宝气。整个酒会的内容就是喝酒聊天吃饭，给我的感受就是隆重有余而热闹不足。

我在国外的职场之路是从新西兰开启的。那时的部门经理叫盖伯拉，他是玻利维亚人，但从求学开始就在阿根廷，妻子也是阿根廷人。做这个职位之前他在南非做高管，后来白人政权旁落，他在一个月内被当地的非裔打劫了三次，于是举家来到新西兰。我一入公司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公司的管理层，以及生产车间的蓝领们都是Kiwi（本土新西兰人），而我们工程部的人几乎都是外来移民，而且都是盖伯拉陆续招来的。这其中有两个来自南非，一个来自秘鲁，还有一个来自孟加拉。我不能说盖伯拉是任人唯亲，培植自己的势力，但多少有些人情的因素在里面。你看：秘鲁的与他都来自南美，应属同乡之情，南非的跟他一起经历过动荡，当是同舟之宜；孟加拉的和他曾在同一个系统，也算同僚之交。可见不管是哪里的职场，人情关系都是存在的，因为人性都一样，都有亲疏喜恶。在规则的制约下，人情关系发挥作用合情合理。

我和盖伯拉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概括- 萍水相逢。我刚到新西兰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就与一家职业中介签了用工合同，中介把我借给雇主，雇主不仅付我工资，还要付给中介管理费。这样过了10个月，盖伯拉在经过我的同意，并向中介支付了一笔佣金后直接录用了我。不仅如此，盖伯拉还用公司的教育经费送我去进修，每周还脱产半天。他开始只为我挑了几个与工作相关的课程，后来我发现国内大学的基础课可以算学分，便一鼓作气修完了所有的课程，为我以后的职业发展拓宽了道路。

我承认自己运气不错，但盖伯拉对我的知遇与提携也是我通过努力得来的。不谦虚地说，我们中国人真的很优秀，不仅勤奋，悟性还高，学什么都快，学会了还能反超。我们业内的一个专家就很郑重地对我说：“May, you are

very smart（聪明）， and very dedicated（敬业）.” 盖伯拉因我的潜力和能力而培养我，我也以出色的执行力和积极的工作态度，在业务上为他独当一面。

与国内职场的理念不同，我与那些得到过盖伯拉帮助的人，并没有对盖伯拉俯首帖耳，盖伯拉也没有要我们对他感恩戴德，彼此间的关系就是工作中的正常相处。六年多里唯一的一次私下往来，就是盖伯拉乔迁新居时请大家去Housewarming（暖房），每人都带了小礼物，这是习俗。

有句话叫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在国外的职场中从没遇到过同胞，倒是有几个新西兰同乡对我照顾颇多，这要从我离开新西兰来澳洲说起。在我提出离开之前，已有两个盖伯拉招的‘自己人’辞职去了澳洲，这大概也是我步其后尘的诱因。猎头安排我2011年5月去澳洲面试，那家公司的大区经理格林也是新西兰的Kiwi，与我这个不是土生土长的老乡相谈甚欢，工程部经理鲍勃也对我的职业背景非常满意，当即决定录用，并答应两年后担保我移民。如果他们知道后期办理工作签证的波折，我很怀疑公司还会不会给我那个Offer（聘书）。

由于我所持的是中国护照，即使我在新西兰已经工作生活了十年，依旧与我在国内递交申请没有区别- 就是慢。公司的HR数次以工程进度为由催促移民局，结果到了8月初才下签。后来听鲍勃说工程的确不等人，所以有人提出重新招聘，但格林没有同意。虽然我能感受到，格林与我谈话时因乡谊产生的亲近，但还没有深厚到坚持等我三个月的地步。这里面还有另一层因素，就是替公司招人的猎头也来自新西兰，而且与格林相识已久。猎头赚的是服务费，格林的确是在帮我，但也是关照他朋友的业务，为他自己的职场生涯铺垫人脉。我在心里依然是感谢格林的。来布里斯班报到的那天，我原本以为会像上次一样，坐公司安排的出租车去驻地，没想到格林却亲自去机场接我，还替我拉行李，那感觉真的像是遇到了老乡。 我在那家公司工作了四年多，因为不是隶属的上下级，我与格林几乎很少见面，也就是在公司的各种聚会上聊上两句；但从工签到移民，格林一直都在帮我。数数我一生中遇到的贵人，格林应该算一个。

我的另外两个新西兰同乡，是我在一家通讯公司工作时遇到的伊文和戴维；他俩在新西兰时曾是同事，常在职场上彼此照顾，要知道很多公司的职位都是内推的，依靠的就是职场Network（关系网）。戴维入职，就是公司的老员工伊文推荐的。因为我对通讯工程经验不多，他俩对我的帮助明显多于其他澳洲本土同事 ，不仅更有耐心，还把多年积累的，工作中常用的Cheat sheet（一种方便自己取用，包含文字，公式，图例，数据等的备忘录）与我分享。这的确让我很感动，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从设计规范里一点点摘出来，以及工作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我很难想象当年国企内的同事间会如此无私，‘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是职场格言。我不能从中西文化差异的层面解释这个问题，粗浅地讲，是由于国内资源有限造成的竞争吧。

一般来说，国内职场中的老乡，同事，相处好了会常常私下走动，比如串个门吃个饭，我以为伊文和戴维这对职场老伙计也是这样。其实不然，有一天戴维没来，我和伊文不知怎么就聊起了戴维的家事，我这才知道他俩都没有私下互相拜访过。说是人情冷漠吧，人家在职场上彼此支持，该出手时就出手；说是朋友情深吧，人家除了工作没有其他交集。不过也能理解，伊文喜欢玩独木舟，周末都去划船了；戴维呢，喜欢宅家，周末接送孙女学跳舞，彼此的爱好是两条平行线，同事关系再好也有个界限，就是不去打搅彼此的私人空间。

总言而止，我在国外职场中最大的感受就是身心上的轻松。八小时之内尽职尽责地工作，八小时之外经营自己的生活。此处自创八个字：关系有度，人情无债。

如果不是被疫情按下了暂停键，我的下一个十年打算走向另一个领域。我喜欢在路上的感觉，而职场就是我用脚量世界的平台，工作就是我用眼看人生的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