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评
★★★★★ 哪有什么穿越者，不过是怀着儒家理想主义的“圣王”，托古改制的失败者。王莽的失败也揭示了一个有政治权术但缺乏执政能力的政治人物主导的改革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伤害，后人哀之不鉴之，故而历史上也不断上演这种失败。
笔记
任何政治事件起初都是混沌的，只有具备政治品质的人，才能准确决断出谁是自己的敌人，谁是盟友。判别敌友是认清局面、把控形势的前提，而下一步，只有同时具备政治能力的人，才能付诸行动，跟随或反对谁。而不论是决断还是行动，都应当迅速，避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政治第一要务是认清敌友）
灾异也好，祥瑞也罢，当然是信仰，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天象或异象，是上天的沉默不语或雷霆教诲；但同时也是一种知识，解释权掌握在人的手中。
考察21世纪，无论多荒谬的事情在互联网上都可能信者如云，有理由相信很多汉朝士民确属真心。毕竟在孔孟之后，汉朝的士民们找不到第二个像王莽这样“最接近圣人”的人了。（王莽所调动的民意，并不纯粹出于蛊惑）
因此，汉宣帝及以后，朝廷的重大决策、大臣的谏言建议、皇帝的圣旨圣裁，都要找儒家做依据，就好比后代的文件一上来先要写“为贯彻落实……批示”之类。但这些引经据典知识表面文章。真正的做法时从义理上、案例上发挥对政治的影响，叫做“引经决事”，顾名思义，就是照着儒经来平决事务。
按照历史逻辑，王制的实现当然要靠王者的自我奋斗，但是也得考虑历史的进程，要先取得消除贫富分化、人人安居乐业、政治井然有序等“质”的基础，才能启动“制礼作乐”，从而创制“文”的理想境界。
经学最为重要的武器——言说灾异，已经失去了驯服君主的初心和威力。汉朝人信鬼神、信天命，对灾异祥瑞很敏感，董仲舒才会在这基础上发明“天人感应”的说辞，试图用灾异祥瑞来规诫帝王。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说辞是有作用的。汉宣帝满世界去找祥瑞，本身就是他敬畏天命的表现。
但经学的文本是敞开的，任何懂得经学的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目的解说，“灵活”借助灾异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翟方进之死，说明灾异成了惩治大臣而非规诫帝王的利器。从安汉公到王莽，来自四夷的祥瑞时王莽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他必须代表华夏，把与四夷之间的关系按照儒家学说贯彻下去，“天下”有且只能有一个王者，就是他自己。不是他不想与四夷保持和平，而是这种和平必须得按照“内华夏而外夷狄”的国际秩序来构建，秩序优先于和平；就像在国内经济领域，哪怕“儒家改制”破坏了经济，但改制的政治仍然优先于经济的稳定。
政治家最需要的是决断力，优秀的政治家既能决断善恶，判定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从而将政治引向更美好、更公正、更进步的方向；还能决断敌友，判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而把自己人搞得越来越多，对手的人越来越少，最终赢得博弈。
只具备前一种品质，算是政治哲人；只具备后一种品质，算是职业政客。如果一个人具备两种品质但只相信后一种，那他是败坏的政治家。如果两者都不具备，最好不要涉足政治，以免害人害己。包括那些在长安纵火、加入抢劫和屠杀队伍的普通民众，又有多少曾经为他歌功颂德呢？痛恨王莽并不稀奇，但痛恨到要吃他腐败多日的尸体的舌头，即使考虑到古人对尸体的态度与今天不同，仍然感到一种变态的作秀。赞许一个人，就将他捧为圣王；否定一个人，就恨不能食肉寝皮，实在是当时许多人的本性。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但延续了新朝政教的新汉朝！
不妨假设，如果王莽在执政后没有再造危局，上至天子下至臣民，都把皇帝干的不好就得禅位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后代继起的王朝也能遵循这一约定并不断完善，犹如儒家版本的《大宪章》，那么帝制中国能否摆脱治乱模式，让古代的老百姓少一些乱世苦难？
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而且古代帝制之下，只要秦制不变，治乱是摆脱不了的。王莽的失败，使禅让丧失了严肃性，沦为残酷斗争的遮羞布，后世每一次“和平”禅让的背后，都有着权臣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把控；也使得儒家改制被视为美好、伟大但不可能实现的荒诞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