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缪今年研究生毕业，她在面临毕业去向的时候曾经一度迷茫，迷茫中带着些许焦虑。在四处投简历、面试之后，她察觉到状态不对，于是停下来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她阅读了一本书，叫做《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因为很受启发，于是她把它推荐给了我。
在求职的路上，缪缪不像我那么思路单一，她综合考虑了许多因素，最终双向选择的情况下进入了央企。和我初入职时3k+的月收入截然不同的是，她一入职的月收入就高达13k+。从薪资的角度讲，她的职业起点是我的职业终点。震惊之余，我也开始反思，她用四年的时间提升学历以期有一个满意的归宿无疑是具有远见的策略。我一开始以为是选择大于努力，后来想了想，应该是思考先于努力。
在足够努力的基础上，才有资格谈选择。没有努力，就没有选择权。但是在选择的过程中，思考又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过程中思维起了很大的作用。努力可以以提升眼界与格局，进而养成高阶思维，思维又为出路指明方向。这一系列的努力需要以终为始的规划。
不过，种树的最佳时间是二十年前，仅次于它的最佳时间是现在。于是，我也翻开了这本书。
这本《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是复旦大学郑雅君的博士毕业论文，因为熊庆年导师和郑雅君博士都希望这个研究可以为后来的大学生尤其是弱势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带来一点帮助，因此出版成书面见大众。
导论开篇引用了詹姆斯·科尔曼的一句话：“对学生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学校在多大程度上平等，而是他们离开学校时是否能不受自己社会出身的影响，在平等的原则下去迎接同辈的竞争，换句话说，学校只有使学生的前景尽可能免受其社会出身的制约，才算完成了他的使命。”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上大学”的另一个视角——“大学”不仅是象牙塔，更是更加复杂的搏击场。
在获得理想出路方面，上大学如今已经不再是一个无差别的传送带，而是高等教育阶段的又一种隐秘的筛选过程，一种与家庭所赋予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的，难以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艺。
大学校园如此，我们身处的现实社会更是如此。
我也想过，以我的性格和价值观，我愿不愿意走上缪缪现在的出路。当下的结论是不愿意。
正如书中所说，大学对人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带来社会地位和物质成功，更在于奠定成年以后的自我认同、长期生活目标、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等深层精神特征，赋予人审慎而批判的目标选择能力。而这其中“激励学生追求崇高价值”，恰恰是古今中外的经典高等教育哲学赋予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追求个人自身德行的完善与心灵乐趣的为己之学，精英高等教育的核心特征即是启发学生追求更重要的志向，并对实现这些志向提供必要的支持。
不仅是我们中国，几乎全球范围内的精英高等教育在文化上都倾向于颂扬一种价值无涉的信念伦理和普遍主义的利他倾向，这种价值信念与仅仅指向个人或局部利益的实用主义相反，是一种去功利化的造福他人的终极情怀与责任感，正如中国经典里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我觉得当一名老师挺有意义的，今天，再次坚定我的职业选择。
当然，书还是要读的，并且要建立“教师与教育”的坐标系来读这本书。
郑雅君写到，从社会学理论视角看教育：一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视角，将教育看作个人取得的一种可在劳动力市场获取回报的资本；二是倚重宏观社会结构的视角，将学生升学求职结果的阶层分化看作是特权阶级再生产现在秩序的结果。各种教育，尤其是文化教育甚至科学教育，暗含的以一整套有教养阶级传递的知识本领表达模式为前提，它导致了这种特权者游戏面前根本性的不平等，然而每个人都得参加这一游戏，因为它已具有普遍性价值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
回归当下，我们要绕开那些从宏观的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层面所做的宏大解释，转而从行动者与能动性的层面入手，去理解家庭背景造成的出路分化是如何在大学生组织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中形成的。毕竟，对普罗大众来说，倘若想试图做些什么来缓和社会不平等或者是少受其害，终究更需要靠自身的点滴行动，改变自己就是改变世界。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这个世界以后，依然热爱这个世界。”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的教育显得更加重要。
郑雅君在书中多次引用布迪厄的理论，在此列出几个重要概念以为后文理解和梳理做铺垫。
布迪厄的“习性”概念：习性是一套性情倾向系统，是在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化而成的，但习性又具有开放性和能动性，习性是作为行为与社会结构的中介。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实践者的行动受到既往经验塑造的行动图示系统——习性的限制，在其所能调试的范围内享有各种思想感知和行动的自由。
布迪厄提出的“游戏场”概念：一个空间和时间都有严格界限，存在明晰而具体的游戏规则的社会领域。对此游戏抱有不同感觉的参赛者置身其中，并投下各类资本作为赌注，以试图取胜。
心理学家提出了自我主导理论，该理论提出自我主导性这一概念，即个体根据其内在声音和核心价值观去主导自己的认知发展，自我认同和人际关系。
社会学家提出驱动行动的文化观，认为文化作为一套“工具箱”可以被个体策略性地使用。在稳定生活状态下，行为方式是预先确立的，行动者自然而然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熟悉的文化工具来建立行动策略和达成目标；而在不稳定生活状态下，先前的文化目标被抛弃了，人们需要学习组织行动新方式践行先前并不熟悉的行为习惯时就会受到外在的意识形态、象征和仪式等文化资源的直接影响。
哥哥说研究生的学历在他们单位根本不够用。我默默点了点头，不敢说话。
美国社会学家科斯林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提出一种现象，叫做“文凭的通货膨胀”。现在社会的形势是这样，进入大学的机会不再稀缺，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却并未休止。首先，正如有效维持的不平等假设那样，随着优势群体进入大学的机会接近饱和，重点中学、声望更高的大学、热门专业等越精英化的教育场域里的不平等就越加剧。
文凭贬值激起了人们对更高学位的追逐，文凭在求职市场上代表能力的信号作用开始失真。
而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出国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意愿强烈，而有出国留学意愿者通常就读于在校成绩优秀、家境优渥、外语能力好的优质生源院校——声望越高的大学毕业生出国深造比例越大。出国深造的价值并不仅仅停留在象征层面，而是会切实带来更高的经济回报和就业优势。
每个人都理所当然地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所拥有的各类经济文化资本，尽可能增值自己的竞争力，好为自己赢取优势。
嗯，我又想考研了。
不过，研究生毕业后依然要就业。
在求职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学业表现仅仅是次重要的参考性要求，起关键作用的条件包括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有实习实践经历、良好的业务水平、对行业有深入的理解、并具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等等。
说难也不难，说简单又不简单。
市场化在大学内外部发生程度的不同，使得“成为好学生”和“找着好工作”对应着不同的游戏规则。
而我们中国社会存在一种独特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逻辑——以国家权力的控制力为核心，由中心至边缘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我国学者万文华和方长春认为政治权利和市场共同作用于精英形成，其中政府体制其实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市场从属于政府体制，原因在于市场框架是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的。这种二元格局造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进而造成了二元精英职业路径——即政治管理精英和专业技术精英。这是中国职业流动机制中的两条分立的路径。不过，多说一句，中国的精英群体在代际之间并非保持着二元路径的分力传递，他们的子女在两类路径之间实现着自由交换。
与此相应的就业能力出现了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求职者所具备的满足岗位资格要求的绝对能力水平，这取决于个人所接受的知识技能训练；二是求职者在所有竞争者中的相对排序位置，这取决于市场与人才的供需关系。这样算下来，包括个人性格、荣誉、工作经验、实习经历等在内的软实力就成为了证书，学位等硬通货的必要补充。
郑雅君在书中也多次提到：大学生的就业结果越来越依赖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人化优势，而非学业水准。履历经济学需要大学生额外被履行实习体验等课余生活，进行精细地投资利用，并加以适当的包装，以衔接雇主的偏好，而这显然需要来自家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加持。
说来说去，又绕回这个问题。
在二十出头的年纪，要尽早想清楚“我想成为谁？”“为了什么而工作？”等这样的大问题并且还要做出深远的生涯决策，不可谓不是难题。大多数人对自身工作之意义的理解都是在进入成年期之后才逐步成型的。
当新生代青年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习以为常的行动逻辑时，外部环境中盛行的话语、惯例、常识等，就为他们提供了理解自身现实和组织行动路线的文化资源。
正如斯威德勒所言，人们所知道的文化比他们所使用的要多。大学生会在适当的情形下调用自身工具箱中的元素去建构行动路线和自身的现实，以尽量维持自身行动的连贯性和意义感。
一个让人认真对待并持之以恒的目标背后必定有强有力的意义感的支撑。韦伯著名的扳道夫假设认为，直接支配人的行为并非理念，而是物质性利益和理念型利益。
归根到底，只有在清晰洞察现实和自身需求的前提下，大学生和政策制定者才可能朝着各自的目标采取明智的行动。
多多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不同的人，优秀背后的逻辑迥然不同。
有的人是用一种责任感驱动自己去努力。他的努力是习惯性的。有的人是紧盯自己树立的职业目标，在学校里、生活中时刻掌控着自己努力的方向，不为大众风潮所动，却能及时根据外部反馈调整策略，默默地为自己的事业之路添砖加瓦。
郑雅君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大学生这个群体中，区分这两类人的界线既非优秀程度，也非努力程度，而是对大学生活的安排在多大程度上有自我主导的方向性和目标感。
郑雅君根据这两类人的不同情况提炼出两种模式。
一是目标掌控模式，目标掌控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了解大学及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的规则，因此能有意识地树立生涯目标，并且知道如何通过管理自身的行动来趋近目标。目标掌控者有条不紊地组织大学生活，通过掌控自己的生涯目标来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他们在大学中的经历和成果往往可以高效地转化成他们下一步生涯目标的资本。这里实际上暗藏一种阶级壁垒的文化性知识。
二是直觉依赖模式，直觉依赖模式的核心特征是在陌生的大学场域中难以自我定位，从而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依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直觉依赖模式主要是由于阶级原有习性不匹配新的精英大学场域而引起的，即布迪厄所谓的“习性滞后”，他认为习性滞后恐怕是机遇和在抓住机遇所需的倾向之间存在差距的根据之一，该差距致使机遇被错过。
在道德层面上，二者秉持着基于不同逻辑的道德判断。目标掌控者认为大学生理应有自己的目标，并且相信在规则允许的限度内使用策略去达成目标无可厚非，无目标地组织生活和学习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而直觉依赖者却往往将围绕生涯目标组织大学生活视为功利心强、动机不纯粹的行为，并且对使用讨巧的策略去达成目标有种道德上的拒斥感。
郑雅君发现，这两种模式的形成与学生的社会出身紧密相连，亦或说正是在大学前的教育经历和家庭环境中深刻地具身化而形成的一套阶级化的性情倾向系统，换言之，在考入顶尖大学伊始，学生对上大学的态度、知识和策略其实就是分化的。
两类模式本身就是不同的阶层习性的产物，是在不同阶层大相径庭的教育经历与生活境况中逐渐培养起来的。这些差异如同涓滴细流汇聚成的巨浪，推动着不同社会出身的大学生上大学的实践，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
根植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习性是如何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郑雅君在书中重点阐明了大学生生活的两种实践图式：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并系统地分析了两种模式下学生是如何遵循各自的逻辑安排自己的时间与精力的。目标掌控模式与直觉依赖模式的理论研究，不仅强调大学生在组织大学生活中的行动策略上的区别，还试图捕捉他们在组织大学生活过程中践行价值判断、伦理立场和个人风格上的分歧。
目标掌控者生活在鼓励独立思考、涉猎广泛的高中环境里，他们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学习成绩好只是优秀的基本条件——一个出色的学生本就应该特长明显、有自己的爱好、思维活跃而有主见，又在学业上游刃有余。他们明白要在鼓励素质教育和个性发展的中学里成为佼佼者，成绩优异只算达标，而富有自主性的思想和有趣的个性才是加分项，这种超越庸众的思路恰恰能够帮助他们更早认识到自我和个性的存在，调动起他们对爱好目标倾向的自主掌控。
而直觉依赖者中绝大多数人的高中生活都极其简单又艰苦，他们需要付出几乎全部的时间和心思，只专注于学业。但由于他们专注于拼命学，以至于很少考虑这么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
目标掌控者的大学生活投入过程是以目标的树立和实现为纲领的，他们倾向于在投入过程中时刻保持一种元认知层面的自我省察，以明晰自己通过各类投入意图取得的收效，再确定下一步投入的方向，并且这些目标和预期收效往往是以生涯目标为核心去统筹管理的。目标掌控者在学业投入上重视成绩，但也不会盲目盯着成绩，而是根据学业与自身生涯目标的用处来通盘规划学业投入策略，这是一种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文化倾向。在社会性投入上，目标掌控者明白求职者需要对自己的过往经历、个人品质、甚至性格和自我认同进行一系列的管理和展现，才能获得雇主的青睐。而且，他们乐于进行社会性参与的文化倾向，让他们更能在社会性交往中获得团队合作能力、表达能力、自我管理能力等。这更能通过课外活动为自己积累有用的文化能力与社会资本。在道德感方面，目标掌控者们在目标所指向的领域，他们同样鄙视短期功利化的行为，但同时他们也强调要在自己选定的目标方向认真努力，不过对于那些并非他们目的又必须去做的任务，他们倾向于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策略去省力，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在自己的目标方向进行投入。即使中途经历挫折与诱惑，目标掌控者会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地向自己真正的目标迈进。勇敢地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是目标掌控者认同的道德价值观。
与此相对，直觉依赖者的大学生活投入过程则是在几乎不考虑生涯目标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通常没有太多对预期收益的谋划。习性引导下的直觉和外部随时出现的机遇主导了努力的方向和程度。在社会性投入方面，直觉依赖者往往不假思索地尽量少在社会性方面投入，他们的阶层习性没有为他们养成对社会性投入的向往和积极性，也没有令他们足够意识到社会性投入在生涯发展上的价值。极低的目标感带来的是低要求和低期望，以至于不论是对待学习还是课外活动方面，他们都抱着仿佛置身世外的观望态度，并未全心投入。人际交往方面亦然。
当我们真正走入行动者的意义世界会发现他们对自身未来的谋划仍然是带有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其实远不限于对工具性利益的算计，意义感和价值信念同样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可以说行动者所构建的价值信念是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前置环节。
据此，郑雅君根据内化的价值信念驱动生涯方向的程度不同，把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进一步分类为自主驱动者和机会主义者，把运用直觉依赖模式的大学生进一步分类为价值归顺者和迷失无从者。
机会主义者和自主驱动者多来自于优势家庭。
机会主义者其实对自己的目标并无价值意义上的认同，他们认为课堂上所教的东西和就业市场上需要的东西是两回事——一个理性的求职者理应做到根据市场的需求早做准备。因此他们采取相应的策略为自己博取了能力范围内尽可能高待遇的职业。
自主驱动者在大学期间经过一番不断试错的过程，直到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优势与短处，并在失败面前扣问自己真实的兴趣和终极目的，最终锚定一个职业目标，他们主动地尽早地完成了自我探索之旅，往往能够实现自主设定的职业或升学目标。这条探索之路对所有人而言都非易事，自主驱动者们只是在这条路上更有意识，也更容易获取支持。
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二者均来自劣势的家庭背景。
迷失无从者，因游离于各种价值取向之间，既没有内在一致的价值目标，所拥有又能被熟练使用的策略工具更是少之又少，而往往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举棋不定，况且他们的努力并非出于“目的——手段”考虑，而是基于一种缺乏方向感的直觉与惯性。习性的错位和文化资本的短缺的确构成了低阶层学生成功的文化障碍，使得他们最终陷入被动局面。
价值归顺者虽然也缺乏目标意识，却相对比较驯服于学校提供的正式教育，并且出于其理想选择了相应的出路。
尽管家庭背景对学生毕业出路的影响重大，但学校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教育社会学研究大体上分为两种看待学校教育的视角：一种将学校教育视为个人用来获取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优势性的拥有物，强调其获得竞争优势，实现社会流动之工具性；另一种则将学校教育看作个人置身其中，完成社会化的一个更富文化意涵的过程，关注学生在学校里经历的社会交往过程、同辈文化以及那些难以测量的变化，将学校教育概念化为一种如“育婴室”般培育学生品质和能力的文化性、社会性过程。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认知图式，如文化修养、气质、谈吐等都会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为持有者谋取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在学校教育得到合法化的特权。
布迪厄等学者都认为学校教育对国民的感知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形成影响深远，有相似教育背景的人们更容易共享某些特定的常识和观念。他们与那些过早背叛学校的底层青少年不同，他们更有机会去内化校园里盛行的观念图式，实现自身的转变。
例如，从直觉依赖者到目标掌控者的转变过程往往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结构性因素和个体能动性的重要性都不可忽视。对于使用目标掌控模式的玩家而言，大学对他们的意义主要在于提供了一个供他们自主探索自身兴趣和积累履历的平台，通过探索多个毕业出路所通向的事业，尽早使他们心中模糊的生涯目标具体化为某些职业领域，尽早明晰他们在这一领域将要面临的游戏规则，从而便于他们尽早地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为自主择业激励优势。
而对于使用直觉依赖模式的玩家而言，大学的意义则更加重大，通过提供社会性投入的机会帮助他们至少是部分地实现从摸着石头过河的低效模式转变成围绕生涯目标来主动获得出路的高效模式。成功实现转变者可能像目标掌控者一样，尽早对未来职业目标形成预期，熟悉游戏规则，着意积累资本，最终走向与自己志趣投合的理想职业道路。而未实现转变者的出路，则可能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容易取决于外部的制度机会和偶然因素，也更容易被推向没有选择的被动境地。
因此，虽然上大学的实践模式首先是由社会出身决定的，但并非一成不变。
郑雅君表示，从直觉依赖者到目标掌控者的转变过程往往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伴随着文化工具箱中行动策略的充实化、文化资本移入及意义感的重组、社会性投入的增加。
如果说资本化过程奠定了各类玩家在游戏中的基本倾向，那么学生的投入过程则更能直接地为他们积累了可用于关底对决（毕业出路）的装备与能力值。学生在大学里的学业投入、课外社交活动的参与、与老师的互动、同学社交圈子的营建、继续融入大学生活的过程，也是能力形成奠定简历优势的过程，甚至还可能是重组文化工具箱，发生习性转换的过程。
学生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非常关键。正如投入理论所认为，学生的专注或投入——往学校里的教育性实践活动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越多，越可能产出积极的教育结果。又如学生摄入理论所认为，学校是一个对学生发挥关键影响力的环境，而学生参与其中的程度越深，越可能获得正向的影响。
文化也是一种可用于再生产阶级地位的强有力的资本，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认为，继承自家庭的文化资本，如语言能力、审美偏好、文化意识、知识等，可以解释学校学生在学校的成功，学校教育系统秘而不宣地要求每个学生拥有学校并不曾给予的东西，这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感知力和对主导文化的熟稔。
要获得满意的出路，尽早设立目标并理性地组织准备策略殊为关键。思想信念、情感价值、信仰、行为模式等这些内在化的人类思想生活和利益一样，对于理解人类行动是不可或缺的。与其说文化为人提供了愿望、偏好或动机，不如说文化是一些松散的，甚至可能互相矛盾的风格、技能或习惯，如同一个工具箱。行动不是由价值观导向的目的所决定的，更大程度上文化是一种可以被使用的能力。人们最终追求与获取其文化能力胜任范围内的目的。
正如布迪厄在《继承人》一书中所说：“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阶级，对于实现命运的途径过于不觉悟，从而促进了自己命运的实现。”
顶尖的大学虽然可以通过合法化学习资格来授予所有学生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实际上他们当中最需要靠教育改变命运的学生并不真的知道该在大学里如何做才能改变命运。
为什么社会出身弱势阶层的学生即使进入了最好的大学，却仍然在出路上劣势明显，一个简明的思路是去问他们自己如何以及为何走上了这条路——
在文理分科以及选择大学和报考专业时，优势阶层的学生更清楚大学里的专业分类，也更有渠道去了解各个专业那些很少被官方言明的特征，例如人才稀缺程度、行业专业化程度、境外市场需求、深造前景等。例如他们非常清楚，一个专业壁垒高的学位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更强。
而从文理分科到选择大学和专业，直到选择职业路径，直觉依赖者们在人生关键时刻的很多行动都误打误撞，跟着感觉走，走到哪算哪。他们的决策并不是经过理性的分析后在某种中长期目标的驱动下做出的，也不出于对自己兴趣和优势的匹配。阅历和见识的局限，使得他们难以看清形势，因而即便他们的高考成绩优势到足以让他们任选专业，他们在大学里采取的行动策略也难以将这种成绩优势转化为未来职业地位的优势。
优势阶层的父母插手少可谓是一种无为而治。尽管他们不会直接发表意见，却会为孩子提供足够的信息和资源，支持孩子做出明智的决定。优势阶层的父母一边鼓励孩子发展掌控自我的能力，一边又有足够的实力和眼界从旁为他们保驾护航，这些父母自然洞悉如何在重大教育决策中趋利避害。
而弱势阶层的父母不插手，多半是因为没有能力和见识去参与孩子的决策。在大学这个游戏规则愈发复杂的迷宫里，优势阶层的父母基于对这一场域的洞悉，为孩子织就了一张安全网，帮助孩子认清形式、定位自身、树立目标、顺利通关，而弱势学生则没有这张安全网，只得独自在这个陌生的场域里无助地摸索前进，父母能提供的建议越来越少，往哪走全靠自己或对或错的直觉和过去的习惯。
在初入大学体验时，来自弱势家庭的人会出现精英休克。习性与场域之间的不匹配，对他们适应大学环境制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障碍。根据布迪厄的理论，进入名校的寒门学子往往需要不断地调和自身与精英大学场域之间的矛盾，需要维持与旧有场域的联系，又要发展新的倾向以适应新环境，因而容易伴随一种习性分裂的体验。更重要的是寒门学子在名校中受到冲击的不仅是情感层面的效能感和自信心，折损率更高的是他们对场域游戏规则的了解和行动策略方面的准备。
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等教育阶段，优势家庭背景的大学生的性情倾向和文化能力始终能够满足学校常规的规则和要求，因而他们一入校即会体会到一种舒适感，在基础教育阶段已经被培养起来的自主性、自我反思能力和目标意识也得以较好的彰显。
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依赖模式并非取决于个体的自由选择，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个体能力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关乎所属阶层和社群的思维习惯、视野和见识的区别，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事实，是阶层习性的产物，是不同阶层成员日用而不知的、前反思性的实践特征。
布迪厄常常用一个游戏的比喻来阐明习性、资本和场域三个概念在教育不平等中的关系。同样是面对地形复杂的迷宫探险，目标掌控者持有迷宫的地形图入场，他们洞察了这套游戏的规则，对各关的取胜之道深谙于心，于是他们不会单单关注某一关的胜负，而是直奔自己设定的关底对决，不惜动用技巧装备，利用游戏规则来尽可能节省在中途所要花费的经历，甚至常常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套游戏规则本身。而直觉依赖者们则从未见过迷宫的全貌，他们常常忘我地专注于每一关的竞争，没有意识到事先设定关底对决才是整个游戏的取胜之道，只会也只能按部就班地走。
精英大学中羁绊弱势阶层学生的文化障碍有两个方面。第一层文化障碍称为“文化脱嵌”，包括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人际互动环境的脱嵌。第二层文化障碍称为“文化迷失”，场域的剧烈转换造成了内在的自我冲突，进而引发了行动目标和策略的迷失，我们也称为习性裂化。与短期内可能自然得到缓解的文化脱嵌相比，文化迷失似乎更加击中要害，也更需要有意识地反思和克服。
社会出身仅仅奠定了新生在大学中起航的初始状态。虽然习性的结构性力量强大，但尚不足以决定个人最终的职业去向。
迷失无从者中，如果有人对学校、政府等正式组织的活动参与频繁，并以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为自身的理想信念，他们就可能跳脱出直觉依赖模式的困境，怀抱着主流理想信念，在组织的庇护下获得理想的职业机会，成为价值归顺者。从结果来看，依托于学校和体制内强有力的资源辩护，价值归顺者们的出路虽然可能从薪酬上不及自主驱动者和机会主义者，但从声望、地位和权利来说同样相当理想。
自主驱动者固然优势占尽，但价值归顺者的峰回路转同样有迹可循。
在当前中国社会市场轨道和体制轨道并行的二元精英路径下，家境劣势的大学生并非注定只能成为迷失无从者。他们在接受大学教育的过程中，读懂了大学的游戏规则，充实了自身的行动能力，或是响应国家号召，获得了组织的有力支持，他们就有可能摆脱直觉依赖模式的困境，获得比较满意的向上流动结果。
个体能动性依然在塑造大学生出路差异的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获取职业优势终究在于自己主动设立目标，并运用可习得的文化能力去逐步实现目标。
首先，可以从转变对自己处境的认知开始，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困境，并非自身的能力或性格缺陷所引起，而是有规律可循的社会事实，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这是正常的，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的，不必对身处这种困境感到羞耻和自责。
其次，向自己强化一个信念——我愿意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挑战我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接受或者至少是有反思性地拒绝那些在此前总是不假思索就拒绝的观念和事物。不过要警惕的是，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要有要有所反思和甄别。
第三，广泛了解和学习新产业文化及游戏规则，增进与师长的非正式交往，积极为自己创造多元化的社交机会，去尽可能广泛地接触新观念和新做法，增加社会性投入和突破单一化的社交圈子，留心观察和思考那些令自己感到难以理解的观念与做法，并带着坦诚和尊重与他们交流。
第四，衔接好旧有的社交关系和原本对自我的认识，从而缓解习性的裂化带来的撕裂感。在向上攀登的蜕变之路上，仍保持原先自我的延伸性，而非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唯有将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在一起，才能实现文化身份上的主动整合，而不用落入文化自杀还是文化固守的两难境地。
最后，学会欣赏自己的原生文化，意识到并发挥好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过去经历带来的独特优势。一旦趟过了文化身份扩展的河流，这些经历反而会化作一种独特的个性和优势。在新的知识精英场域站稳脚跟，原先的文化身份就自然而然地为我们提供了思想资源和问题意识，成为我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