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雅君 / 熊庆年 主编.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M].  上海三联书店, 2023-1.

不同阶层，利用大学的“模式”不同

•　大学生的出路结果不总是出于有意识的选择。不少人的毕业出路更恰当地说是一种无意识、非理性的“被选择”，即在全无计划的情形下临时抓住一个恰好够得着的机会。

•　 毕业出路不平等的症结在于，即便是同处名校、有同样的资源可以利用，寒门学子却仍然在上述两个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从而使他们的教育文凭在被“兑现”为优势出路的环节打了折扣。

•　在当前所面临的升学、就业市场和竞争环境下，大学生要获得有优势的毕业出路，就需要在入学后尽可能快而清晰地确立生涯发展方向甚至具体的职业目标，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手段、利用大学的资源去尽可能地实现目标。

•　校园生活像极了一个被精心布局的异彩纷呈的迷宫：并不存在一条“主路”或某种标准走法——似乎每一天的过法都有许多种可能，每个人在路口处需要不断地做选择，每一条小路（例如科研、学生会、社团等）都各有乾坤，且大多与迷宫外的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他们在各个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边选择自己的路线，一边在路途上收集着有价值的筹码（成绩、经历、奖项等）。他们与其他探索者之间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竞争关系，因为筹码的数量是有限的；当他们到达迷宫出口的时候，他们需要将口袋里的筹码拿出来，用它们来兑换成下一个旅程的入场券。

对不同社会出身的探索者来说，这个迷宫的神秘度是不同的。有人对里面的布局相当了解，有人半知半解，而有人只能通过道听途说略知一二。尤其关键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很清楚当中的游戏规则，譬如迷宫的尽头究竟有哪几个出口，而每个出口处有用的筹码又有什么不同。

，•　名校大学生在组织大学生活/树立生涯目标/运用有效手段去实现目标，存在着系统性的阶层差异。

•　 “目标掌控模式”（高阶层大学生）vs “直觉依赖模式”（低阶层大学生）

•　如果将上大学比作一个“迷宫寻宝”的游戏，则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就好比是手持迷宫地图，事先已经做好路线规划的一类参赛者，而“直觉依赖模式”下的大学生则从未见过迷宫的地图，对其中隐含的规则也不甚了了，更谈不上提前规划路线，因而更可能在里面绕弯子。

•　倘若大学生缺少关于大学和就业市场的了解，对自己未来的毕业出路没有做到独立规划、提前部署、有序准备，到了毕业之际，即便持有名校文凭，其价值也很可能会在兑换职业地位的环节中大打折扣。

•　对“直觉依赖模式”的运用并非一成不变。在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在上大学的过程中发生向“目标掌控模式”的转换。但因为两类学生在道德感上的抵牾总使得双方的拒斥多于融合，而大学也并未为低阶层学生有意提供那些重要的文化技能，因而总体来说寒门学子完全突破文化障碍的机会仍然比较小。

•　 运用“目标掌控模式”的大学生进一步可以分类为“自主驱动者”和“机会主义者”；

运用“直觉依赖模式”的大学生进一步可以分类为“价值归顺者”和“迷失无从者”。

️ 大学的“游戏规则”

•　 大学不仅是象牙塔，更是竞技场。

今天的大学是一个与社会愈发联系紧密、资源和权力蕴藏其中、且竞争无处不在的空间。

无论是大学自身，还是教师，抑或学生，每一方都在向着对各自有意义的有价资源进行激烈地角逐。

•　今天的毕业生面临的首要现实是，他们必须自己寻找工作单位或深造学校。

•　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现代社会中的核心组织之一，其功能的复杂性远超过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这一个方面。

•　中国一流大学，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和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力量之间的拉锯。

新自由主义浪潮，使得大学生个体被推向就业市场的自由竞争，学生毕业后的选择越来越多，个体需要为自己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

出于高等教育的育人使命和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宗旨，高校并不以最大化学生的就业市场竞争力为首要目标。

这种矛盾性为学生造就了一种氛围宽松、价值多元的培养环境，为学生的发展道路制造了多种可能，却也对学生独立自主地安排大学生活方面的文化技能和见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现实中的大学生活就远非市场逻辑所能理解的，而是充满了与市场理性无关的许多其他内容。

学校表彰奖励优秀学生的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基于学业水平、品德和校园活动参与度，与市场上对就业能力的评估标准关联度不大。

学校提供的针对毕业生就业的政策也以全局的国家利益为先，对学生的价值感召——例如那句耳熟能详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往往带着浓厚的集体主义的家国情怀，而非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市场逻辑。

•　市场化在大学内外部发生程度的不同，使得“成为好学生”和“找着好工作”对应着不同的游戏规则，这无疑加大了学生安排大学生活的难度。

️ 文凭贬值

•　扩招

1999年，教育部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启动了高等教育大扩招，决定大幅度提高高等学校的招生规模。此后十年间，高校扩招每年都以40万人左右的规模递增。2009—2019年期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规模基本上年均递增80万人。经过20年的扩招，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人数，从1999年的84.8万人，升至2018年的753.3万人，相当于1999年的8.8倍。

•　胡瑞文等研究者发现，新世纪前十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已经开始大于劳动力市场中白领岗位的总需求人数，因此部分大学毕业生从白领岗位溢出、向蓝领岗位转移是必然趋势。

•　当越来越多人持有大学文凭时，市场对教育水平的要求随即水涨船高，大学文凭作为一种用来交换职业地位的通货，其交换价值在市场上发生了萎缩。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文凭社会》一书中将这一现象称为“文凭的通货膨胀”。

•　 正如“有效维持的不平等”(EMI)假设所预见的那样，随着优势群体进入大学的机会接近饱和，他们转而去竞争那些在教育市场上相对更有价值的通货，例如重点中学、声望更高的大学、热门专业等。

重点高校在高等教育系统里声望最好、回报最高，但其开放给农村学生或低阶层子女的入学机会实际上在扩招之后出现了显著的下降。

•　文凭贬值激起了人们对更高学位的追逐。大学生考研人数连年攀升的事实有目共睹，即便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也多数首选升造而非工作

•　高等教育的梯子可能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也因此愈发失去其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的运载效率。虽然名校文凭仍可带来一定的就业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经受着文凭通胀的冲击。

•　 文凭在求职市场上代表能力的“信号”作用开始失真，大学生的就业结果越来越依赖家庭文化资本和个人化优势而非学业水准。

英国社会学家布朗(Phillip Brown)指出，随着同样的文凭持有人大量涌入就业市场，雇主再难以通过文凭来甄别求职者的就业能力，因而招聘要求开始被定得更高更精细。这意味在两个拥有同等学历的求职者中，只有那个条件更优越者能够被录用。

•　“就业能力”有着双重意涵：

一是求职者所具备的满足岗位资格要求的绝对能力水平，这取决于个人所接受的知识技能训练；

二是求职者在所有竞争者中的相对排序位置，这取决于市场与人才的供需关系。

•　 在这样不断升级的竞技游戏中，包括个人性格、荣誉、工作经验、实习经历在内的“软”实力就成为了证书、学位等“硬”通货的必要补充。于是，大学生要想将自己打造成能够在求职市场获得优势的候选人，必须有意地、持续地反思和管理自己的大学生活，将大学四年打造成一种致力于为简历加分的“履历经济学”(economy of experience)。

要完成这些极具技术性的操作，需要额外对旅行、实习、体验等课余生活进行精细地投资利用，并加以适当地包装以衔接雇主的偏好，而这显然需要来自家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的加持。

——游识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