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里的路灯在潮湿的夜雾中晕开一团模糊的光，像隔夜的油渍。王大川在那光晕下站了许久，直到双腿的酸麻刺进骨头缝里，才拖着步子往回走。出租屋在巷子最深处，门板薄得像纸，轻轻一推就发出吱呀的呻吟。屋里没开灯，只有窗外远处霓虹招牌的微光渗进来，勉强勾勒出破桌烂椅的轮廓。空气里那股霉味更重了，混杂着角落里那袋发霉面粉散出的酸腐气。
他摸索着走到墙角，那里堆着几个沾满尘土的编织袋，是他全部的家当。年轻时在工地干活攒下的零碎，几次搬家都没舍得扔。他蹲下来，手指在粗糙的袋面上逡巡，指甲缝里很快嵌满了灰。第三个袋子最沉，他用力拖出来，解开系口的麻绳。一股陈年的尘土味扑面而来，呛得他咳嗽了两声。他在里面翻找着，旧工装、磨秃的扳手、几截生锈的铁丝……手指忽然碰到一个硬邦邦的边角。他心头一跳，把那东西抽了出来。
是一本巴掌大的小册子，封面是暗红色的，印着几个褪色发白的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十年前，工地搞普法宣传，每人发了一本。他当时随手塞进包里，再没翻过。册子边缘已经卷曲磨损，纸张泛黄发脆，像秋后的枯叶。他捏着它，走到那张瘸腿的方桌前，拉亮了悬在头顶的灯泡。昏黄的光线勉强照亮桌面，也照亮了他枯瘦的手背上凸起的青筋。
他坐下，脊梁习惯性地微微佝偻着。手指捻开册子，纸张发出沙沙的轻响。目录页密密麻麻的条款名称像一群蚂蚁，爬进他昏花的眼睛里。他眯起眼，凑得很近，浑浊的目光一行行扫过。那些字眼冰冷又陌生：“故意伤害”、“盗窃”、“抢劫”、“诈骗”……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从桌上那半截铅笔头旁边，摸出一支短得几乎捏不住的铅笔头，用粗糙的拇指和食指捻着。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他喃喃念着，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铅笔尖在“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这一条旁边顿住，留下一个犹豫的黑点。他想起老李头夹着烟卷、唾沫横飞的样子：“要进去，得挑准了！三年以下，短！里头伙食不差，熬一熬就出来了！”老李头当时还掰着手指头算，“偷个电饭煲？不行，那玩意儿便宜。得偷……偷个值钱的，但别太贵，贵了判得重！”
王大川的铅笔尖在“数额较大”旁边画了个小小的勾。他翻过一页，继续往下找。“抢夺”、“聚众哄抢”……他的目光像探照灯，只搜寻那些带着“三年以下”字样的条款。每找到一个，铅笔就在旁边留下一个勾。这动作重复着，竟生出一种奇异的专注，仿佛他不是在研读法律条文，而是在菜市场挑剔地比较着不同摊位的萝卜白菜，算计着哪一样更划算、更顶饱。昏黄的灯光将他佝偻的身影投在斑驳的墙壁上，那影子随着他翻页的动作微微晃动，像一株在风中摇摆的枯草。
翻页的手指忽然停住了。铅笔尖悬在半空，微微颤抖。他的目光死死钉在三个字上：“遗弃罪”。下面一行小字清晰地写着：“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空气仿佛凝固了。灯泡发出滋滋的微响，光线似乎暗了一瞬。一股尖锐的、冰冷的刺痛毫无预兆地攫住了他的心脏，像一把生锈的钝刀，猛地捅了进去，又狠狠搅动了一下。
墙角的霉味消失了，出租屋的破败消失了。眼前猛地炸开一片刺目的白光。他看见四十多年前那个同样湿冷的傍晚，也是这样的黄昏，光线昏暗。他刚满十六岁，瘦得像根竹竿，背着一个小小的、打满补丁的包袱，站在自家低矮的土坯房门口。父亲那张刻板、沟壑纵横的脸堵在门框里，眼神像冰。“家里养不起闲人，”父亲的声音又冷又硬，像砸在地上的石头，“你大了，该自己挣饭吃了。”母亲躲在父亲身后，只露出一角洗得发白的衣襟，手里还攥着没补完的破袜子，头垂得低低的，一声不吭。他记得自己当时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只发出嗬嗬的抽气声。他记得母亲慌乱地转身，手里那只破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碎片溅到他脚边。那碎裂声，四十多年了，此刻在他耳边炸响，清晰得如同昨日。
“累赘……”他听见自己喉咙里挤出两个模糊的音节，像破风箱漏出的气。手指猛地一抖，那支短铅笔“啪嗒”一声掉在摊开的《刑法》册子上，在“遗弃罪”三个字旁边滚了一下，留下一条歪斜的铅痕。他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回手，紧紧攥成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粗糙的老茧里。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每一次呼吸都扯得肺叶生疼。昏黄的灯光下，他枯瘦的脸颊上，有什么冰凉的东西蜿蜒而下，无声地砸在印着冰冷铅字的纸页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他死死盯着那三个字，视线模糊了又清晰，清晰了又模糊。墙上的影子剧烈地晃动起来，仿佛那株枯草正在被狂风撕扯。角落里，那袋发霉面粉散出的酸腐气，似乎更浓了，沉沉地压在他的鼻端，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