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启蒙，无疑是苍白而贫瘠的。此后对世界的大部分认知，皆源于亲眼所见与亲身所历。
我与花生的初遇，是在一年级那年。放学未归，我和几个玩伴在附近一户人家的空院子里嬉闹。一位和蔼的奶奶见小孩子光临，满心欢喜地抚摸着我的头，掏出两颗花生递给我。那是我第一次品尝这种紫皮饱满、富含油脂的果实。尽管存放太久，带着一丝“哈喇”味，但那股浓郁的油香瞬间击中了我的味蕾，让我对花生生出一种近乎顶礼膜拜般的喜爱。
第二次与花生结缘，是在老土巷里一户成分较高的人家。那天，社员们被安排在他家挑选花生。我不解的是，他家阁楼上的花生既然是集体的，为何不见播种？既然不种，此时晾晒又有何用？又为何不分给大家享用？一位婶婶顺手塞给我几粒，但不知为何，第二次品尝，竟失去了初见时的那份新鲜与神秘。
此后大约七八年的时光里，花生与我仅存于记忆之中。我们就像各自天涯的故人，遥寄相思，却不得相见。
直到1980年的秋天，放了农忙假，生产队竟先知先觉地种下了大片花生。用火线绳一拉，铁锹扎出界线，每家分得一块。最让人振奋的是，打下的花生全归个人所有。这等好事突然降临，大家喜形于色。记得走进自家那块深绿色的花生地时，我最急迫的念头，是先把水嫩的花生吃个够，然后再抡起新添置的四齿镢头大干一场。
次日，大铁锅里熬煮的不再是红薯的甜腻，而是满满一篦子的蒸花生。那种干糯油香、略带甜丝的味道，美妙得无法形容，非得一次吃撑才肯罢休。
在那个年代，是花生首先缓解了农村人口袋里没钱的窘迫。花生晒干、炒熟，运往城里立马就能换成现钱，紧接着才是绿豆、芝麻的登场。也就是从那年起，过年待客的红漆木盘里，才终于有了标配的第三样——炒花生。
后来土地彻底下放，花生首当其冲成为经济作物，被大量调配种植。
记得麦收后下过一场透雨，我和家人在麦茬地里点种花生。一人拿小镢头在前面刨坑，一人蹲在后头点种，再用脚掌摆动泥土填埋。十天后绿芽破土，一个月后再逢甘霖，便到了追肥的时节。每棵苗旁撮上一小把尿素，不出几日，苗儿便疯长一大截，叶片呈现出黑绿的颜色，透着蓬勃的生机。
我最喜欢给花生除草。脚下叶片浓绿饱满，层层叠叠，充满生命力。直起腰身举目四望，田野碧透，苍茫中天际绿色合围。湛蓝的天空一望无际，白云如纱幔般平添几分妩媚；远处的孤峰山青黛如画，梯田层叠似玉。心胸开阔之际，顿觉青春年华无限美好，农村胜景尽收眼底。
花生是连着藤蔓一起拉进家门的。晚饭后，扯过一颗灯泡，全家便开始夜间“摔花生”。各占一方，搬倒凳子椅子，用横档作为抵挡木。抓起一把花生蔓整理好，在木档上磕几下，颗粒与藤蔓便分了家。这活儿虽不重，却尘土飞扬，尽管戴着草帽遮挡，全家人也是灰头土脸。半夜收工伸展腰身时，看着一地洁白的颗粒，满心都是欢喜。
最喜欢花生收回后在碾麦场上晾晒。我坐在平车和麻袋搭就的凉棚下，写一会儿作业，便起身拿扫帚翻腾一下花生。每次翻动都轻省几许，能听到“哗哗”的脆响。晒干后装满一麻袋，我也能凭力气提起来。一亩地能产两百多斤，每斤卖五毛钱，三亩地便能收入三百多元。我的英语单词卡片需要六元，爷爷虽然心疼，但还是咬牙给我买了。而那三百元，足够一家大半年的花销了。
遇到阴雨连绵的秋季，为了保全花生的品相，家人甚至会让花生“上炕”。搬走所有的被褥席片，倒上花生，在炕下生火烘烤。需要定时翻动，并大开门窗排除潮气。家人对花生这般“最高礼遇”，最终换来了它丰厚的回报。
长大以后，读过许地山先生的名篇《落花生》，我才真正读懂了它：不慕虚荣，不追求外表的光鲜亮丽，更不炫耀。它默默扎根泥土，在平凡中积蓄力量；看重内在的“有用”，而非外在的“体面”；把果实献给人们，不求回报。
年幼时与花生结缘，原来冥冥之中，它对我还有着更深刻的暗喻与启示。我想，这才是它赋予人类最重要的意义。
如今，超市货架上的花生早已琳琅满目，包装精美，口味繁多，却再也寻不回当年大铁锅里熬煮出的那股干糯甜丝，也找不回麦茬地里那股蓬勃的生机。岁月如流，当年的小娃娃早已长大，爷爷的红漆木盘也或许蒙上了时光的灰尘。但每当我在喧嚣的城市中感到疲惫，或是面对人生的浮沉时，心底总会浮现出那片深绿色的田野，以及那沾着泥土芬芳的紫皮果实。
它早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果腹的干粮，或是换取六块钱英语卡片的筹码。它是我生命底色里最踏实的锚，是岁月长河中一盏不灭的灯。无论走多远，只要想起那在泥土深处默默结出的饱满，我便知道，人这一生，唯有把根深深扎进生活的泥土里，不张扬，不浮躁，才能在岁月的深处，结出属于自己的、沉甸甸的果实。
这，便是我与花生，跨越半生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