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资料】向阳湖位于咸宁市郊，原属咸宁地区咸宁市(县)，现属咸安区。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化部创办咸宁“五七”干校，6000余名干校学员，经历了为期3年左右的劳动锻炼。当年下来“干校”劳动主要是围湖造田，搞粮、油、肉、蛋“四自给”；同时搞学习与批判。从1970年秋季起，干校学员陆续调回北京，至1973年，大部分人离校。1974年12月底，咸宁干校解散，合并于文化部另一所干校——原河北省静海的团泊洼(现属天津)。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干校才成为历史名词。
我是66届大学毕业生，68年分配工作。分配时说是文化部，实际是一家出版社。出版社要的是法语的，结果给了德语的。我是8月报的到。那是个很大的院子。大院门前有条马路，是从主路拐进大院的马路。路还是比较宽的，足可容一辆解放牌大卡车通过。站在主路拐进这条马路的口上，就能看到大门两侧有一付超大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是“东方红出版社”。进了大门有一排小平房，一个壮实的汉子正坐在小板凳上，端着一大碗面条，呼哧呼哧地在吃，后来知道他就是北大日语系毕业的C。他和妻子还有一个女儿，就住在这样两间小平房里。再往里不远处就是一幢4层的办公楼，只见聚着一群人，有拿扫把的，有拿拖把的，有拿刷厕所傢什的，一声干活去，就四散了。
报到后按规定要去军训。为准备行李，一天早晨，我去木工房。见木工师傅正在为别人打一个木头架子，捆箱子外起保护作用的。那人站在旁边，边看边指点。我进去后对师傅说，“我也打一个。”师傅说：“等会儿，替他打完再给你打。”我说：“不用，我自己来。”我就拿着锯，锤，钉干起来了。一会儿听那人对师傅说，“最好刨成园角，尖角容易伤人。”“嗨，你还顶细心啊。”
我从小就爱玩这些玩意儿，在家专门拆东西，修东西，做东西，实际是越弄越坏。一次拆了哥哥们的照相机。一个蔡司，扁的；一个罗来克斯，长方盒的。一次，锯木头，差点把左半截食指锯掉，至今还有痕迹。还有一次，把玩具收音机的线绳插头插墙壁插座上，把全家上上下下全弄断电了。老妈请来电工师傅把线路全部改装，原來是裸线钉墙上的，全改成有槽的木条，把线嵌入槽内，再盖上薄板条钉死。每一层都各有保险。我就在边上观看，顺便帮师傅递东西，当小工。
我没去军训，70年初下干校了。单位属文化部，是连窝端，大院也就白送人了。那是个很大的院子，早先是农校，除了办公大楼外，还有家属宿舍楼，还有一些日式平房，那是日本鬼子占领时的产物。日式平房里有很大很大的浴缸。有一个老编辑，也是上海人。他主动来讨近乎，用上海话和我搭讪，一来二去就熟了。一个星期天，他用自行车带我上街，然后说上他家去玩玩。他煮了一碗面条给我吃，除了有鸡蛋，还有我从未见到过的那么大的开洋。开洋是上海话，北京话叫干虾仁。吃完了，他说要不在我这儿洗个澡。我就见到了那大浴缸。他给我放了水。我在大浴缸里美美地洗了个澡。说实在的，来北京后己有些时日没好好洗澡了。洗完后就离去了。后来听说他在东单公园厕所活动时，被逮了。那儿是男同聚会地。他死之前我在朝阳门那儿看到过他一次。他正用双手紧抓着人行道和马路之间的铁栏杆，困难地一步步在往前挪。我呢？一直庆幸当时什么也没发生。
文化部是砸烂单位。将来怎样，还回北京吗？是个未知数。一天晚上，在一个高地上，挂上了两盏大的汽油灯，放出刺目的光亮，照得大地如白昼。念完了插队落户的文件后，宣布，经审查批准xxx和xxx两人为第一批人员。但后来又没有下文了。倒是有两个人被有的单位要走了。一个湖北一个湖南，而且都是省城。当时算是幸运儿。后来大家都回了北京，两人就有些后悔，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
刚到干校，生活还是很艰苦的。湖北出大米，米饭没什么问题，菜的供应就很困难了。刚开始天天是煮萝卜丝汤。肚子一点油水也没有。但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天早上陈江就拿了个搪瓷茶杯，杯里打了个鸡蛋，到锅炉房把开水灌进杯里，搅一搅，一股鸡蛋汤的香味，夹杂着腥味，在早晨的空气里弥漫开来。他津津有味地喝着，我在边上，馋吐水（口水）都要流出来。我悄悄问他：“啥地方弄来硌（上海话，普通话是：什么地方弄来的？”“门（向）老乡买來咯。”“便宜得一塌糊塗。5分洋钿一个。”“可以随便买？”“呒没忍讲不好买。”（没人说不准买。）原来如此！以前在学校里下乡劳动，规定是不能带吃食的。最多偷偷在被子里夹带一瓶老妈给炒熟的肉酱之类的东西。前几年在杨绛的《干校六记》，还是《我们仨》里，也有社科院下干校，带奶粉白糖饼干肉罐头等的记载。但对我这个刚出校门的人，却是第一回知道，北京单位的人下乡劳动是可以带吃食的。
不光能带吃食，还能在当地农民手里买，什么鱼肉蛋，还有大补的王八。除了带和买之外，有机会也可以去攒一顿。有一次Z和我去窑镇吃腊肉。真正的原生态，齿留香。到了小饭铺门前，只见门眉上挂着几条乌黑油亮的腊肉，上面趴着好几个大头苍蝇。老板一摘肉条，苍蝇们就嗡一声散了。
Z是个好人。他曾在连部整理过材料，我们因此而熟识了起来。我比他们在干校多留了三个月。我返京后，Z知道了，到五楼集体宿舍来看我，一进门他就说：“小赤佬（上海话小鬼），回来啦？”可惜退休后得了老痴。他是个孤寡老人。一次春节聚会，小保姆陪来的。我紧紧抱着他，“老Z，老Z。”他竟毫无反应。我的两行热泪终于禁不住夺眶而出。
那时我在连队写东西。老编审M则是抄写誊清专业户。这活他没少干，因为文章我没少写。我们连队是先进连队，还有活学活用的先进标兵，不光是干校的，还是咸宁地区的。一天来一农民：“鱼要吗？”“不要。”“要，要。我爱人可以帮侬烧。（我爱人帮你烧）”没想到M师母的厨艺超级棒。红烧草鱼，这辈子从未吃过那么好吃的。那时已经有肉吃了，自己养自己宰自己烧。唯独鱼没有吃。当地老乡有个顺口溜，说我们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
咸宁那儿阴晴无常，一下雨，一片泥泞。一脚深，一脚浅，雨靴上沾满了泥。一次吃馒头，一个大白馒头不小心掉泥里了，马上沾满了泥。L看见了，指着馒头：“拣起来，拣起来，吃了吃了！”正犹豫时，只见一个矮矮胖老头，俯身拣起馒头，说时迟那时快，“嗖！”一下扔进了远远的猪饲料桶里：“全是泥，哪能吃啊？餵猪吧！”
这老头是个老红军，是苏联老红军,上校！回国后曾办时代出版社，专门出版苏版书的中译本和俄文辞典等，后并入商务。在干校他负责养猪，猪窝天天用水冲刷得特别干净，猪也特别干净，雪白滚园。为全连队吃上猪肉作出了贡献。而最早他在苏联曾当过修鞋匠。他曾在西伯利亚生活过，养成了不惧寒冬，善良乐观的性格。
这位老人，别说外人，连许多老人都不太清楚他的过去。我在百度上找到了人民日报1989年发布的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离休干部Y，今年（1989年）9月15日在北京病逝。Y同志是湖南长沙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后由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工作。1952年他回国后，曾任出版社社长、副总编辑等职。苏联政府因Y同志积极参加对日、德法西斯的战斗，曾授予他“对日胜利”和“对德胜利”等奖章。”
在百度上还能看到，有个孔夫子书店，在售卖Y老的亲笔材料，写在300字的小稿纸上的，可惜不太清晰。Y老写到他翻译苏联小说拿到多少多少稿费，是怎么用掉的。也确实有人翻译苏联小说，拿了稿费买大院子的，而且在今天所说的黄金地段。
Y在十年的早期，在受过煎熬的人中，不说是最多的一个，也是最多几个中的一个。他是我心中永远难忘的一个老人，虽然我对他知道的确实是太少了，但他扔髒馒头的一瞬永远镌刻在我的脑中。
刚下干校时，连队指导员是R。他是“十年”开始前才调来当党委书记的。一来就撞上了“十年”。他原先是N市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24年生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应该是个抗日热血青年。一天为了一篇文章，我们俩在一个农舍里，改了又改，反复折腾到半夜。他有肺气肿，又好抽烟，咳嗽很厉害。他进里屋拿出了一包白糖，还没打开过。在搪瓷茶缸里冲了一林白糖水递给我。两人从年龄上来说差不多是两辈人了。完稿后我离开那农舍，回我们排的暂住地，应该是另一个小队。我从未一个人在农村走夜路，有点害怕。打着手电筒，中途经过几个农舍时，狗们狂吠了起来，更是心惊肉跳。到住地都快拂晓了。
R后来任单位领导小组组长，一次开会途中，脑溢血不治而亡。追悼会上她的女儿代表家属发了言。后来看到他女儿的一篇回忆文，谓父亲从未在出版部门工作过，在那一段时间只能加倍的殚精竭虑。
老R先回了北京，他的返回给了大家一线希望，再后来是W老。那时宿舍已经盖好了，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他住我隔壁，临走前他到我房里，把一套活学活用资料送给我：“你写文章可能用得着。”那是奖励他表现出色的奖品。他还叮嘱我，“买一床丝棉被，这地方用得着。”他是晚年上班上楼梯时忽然摔倒的，送医院后就再没回过家。走进现今单位大楼，楼梯旁左侧有先贤们的照片墙，其中就有他的一张。
下干校后，刚开始上厕所也是一个难题。一开始就在开阔地上挖几个坑，用苇席一围，大家早上就排着队进去。男一边，女一边，中间隔一张苇席，一排排的孔，整齐地排列在上面。你蹲在一坑上，前面就有一个人正对着你排着队。一个蹲着，一个站着。站着的也解开了裤带正严阵以待。其他人则在苇席外排着。早上开阔地，阵阵清风吹来，臭味也随风飘向四方。一次我在蹲着使劲呢，一不小心把皮带掉坑里了，赶紧提起来，已经沾上大便了。Z见状，马上把他的手纸递给我。我擦了擦，穿进了带孔里，站起来，一扎去吃早饭了。
Z后来做过我的邻居，住大牌坊胡同时，他住我隔壁。一天单位收到了一封感谢信，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红纸上的，说他上班途中，看到一倒地老人，不仅搀扶了起来，还送去医院。家属来感谢的，而他此前从未提过。
那时，我们排住在一大仓库里，两层，有几个住2层，我就是住2层的，要爬上去，有一个又陡又长的梯子，到上面睡在地板上。那儿也有一个厕所。这厕所实际是个猪窝。猪窝在下面，厕所在上面，高高的。有一条木板从这一头到那一头，要拉屎就要走到木板中央，蹲上面往下面扔“炸弹”。猪们就在下面蹿来蹿去。这木板很窄，也就两只脚平排那么宽。人踩在上面，走一步，它就晃一晃。开始蹲在上面，就不敢往下看，生怕一不小心掉下去。后来习惯了，是一边在上面蹲着，一面看着下面猪们的憨厚态，也是另有一番情趣。
就这样，三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1973年3月，我上了火车，回北京。但这次不再是原来西郊大院了，而是中央大道36号了，原文联大楼。
（50多年前的事了，肯定有误，欢迎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