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万章下》13：“杠精”的局限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曰：“尊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曰：“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
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曰：“事道也。” “事道奚猎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奚不去也？”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杠精”不可怕，“杠精学生”才可怕。“杠精”的观点一览无余，“杠精学生”的观点则深藏在他毕恭毕敬的问题里。表面上看，他在毕恭毕敬地讨教问题，实际上，他内心里对你的各种回答不以为然，你的每一次回答，不过是在进一步激发他从另一个角度，用更隐晦的方式向你说“不”。
万章绝对是这样的“杠精学生”。这一次，他向老师孟子讨教的问题是“敢问交际何心也”？
这个问题绝不是凭空生出来的新问题，而是对上一个问题“敢问友”的进一步追问。先前，万章向老师讨教交友之道，孟子先后举了孟献子、费惠公、晋平公和尧、舜的例子，告诉万章，择友的依据关键在“友其德也”，对待朋友的关键在诚敬其心，而交友的本质是“贵贵尊贤”。
万章这句“敢问交际何心也”？言外之意是说，别扯那么多没用的，老师您就直接说交往的核心要义吧。圣人的弟子之中，总会有这样的人——让人分不清是他在激发圣人还是圣人在点化他。用具教育上的流行说法叫“教学相长”。
在万章的追问下，孟子毅然将交往的核心要义归结为一个“恭”字。当年，子贡就曾这样追问过孔子。
万章与子贡不同，子贡当年是在求真理，万章则显然是在朝“杠精学生”的方向上进化。他马上指出，人们都说“却之却之为不恭”，这是为什么呢？很显然，这已经是一个带有极强情境性的问题了。孟子从前面讲到的“贵贵尊贤”角度出发指出，如果尊贵的人送出礼物，接受礼物的人因为要思量“这礼物的来头是否合理”而推辞甚至拒绝，这样做便算不上“贵贵”——尊重贵人。所以，这种情况下，最恭敬的做法便是坦然接受。
“杠精学生”不会轻易认怂，马上指出如果是从老百姓那里攫取的不义之财也不能婉言拒绝吗？这个时候，万章已经将孟子讲的“贵贵”中“贵人”偷换成了暴虐其民的恶君。
孟子隐隐然看到了万章的“杠精”本质，迅速为自己的作答切分出一个边界来。“我”讲的前提是“贵贵”，你问的却是一般情况。就一般情况而言，“我”只能对自己所见、所知的事情负责。“我”所见所知的对方依照交往的“道”形式，依照“礼”对“我”有所馈赠，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孔子也会接受礼物的。
“杠精学生”进一步偷换概念，眼前的人是按照“道”来交往，依照“礼”去馈赠，难道明知道他是个拦路抢劫的盗贼，也要接受他的馈赠吗？
孟子引用《康诰》中的“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表明立场，指出夏、商、周三代以来，对这种杀人越货者，大家都不共戴天。这种人已经不属于交往的范畴了，当然不能接受这种人的馈赠。
“杠精学生”万章进一步追问。今天的诸侯，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分别，强盗的馈赠不可接受，诸侯王的馈赠难道就能接受吗？
至此，万章算是吐出了自己的胸中块垒。他实际上是对老师周游诸侯间时接受诸侯王的馈赠这件事严重不满。
孟子告诉万章，今天的诸侯王有你所愤恨的行为，如果遇到圣王在世，作为圣王是该把这些诸侯统统杀掉呢？还是要教育一番再做定夺？此外，把不是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可比诸盗贼，只是从绝对意义上的类比，诸侯王的行为还是与盗贼有些区别的。如果过分放大这一类别，当年孔子在鲁国还参与过抢夺猎物呢！争抢猎物都可以，更何况是坦然接受他人的馈赠呢？
“杠精学生”难缠，作为“杠精学生”万章的老师，孟子也是相当有一套的。他迅速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带万章跳出了牛角尖。万章追问“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时，已经将注意力从老师接受馈赠转向了孔子行道。
客观来讲，孔子抢猎物这件事儿，的确是个吸睛的话题。
孟子娓娓将这桩故事讲给万章听。
孔子在鲁国做官时，一开始因为祭品难求，孔子为了准备祭品，也要同鲁国人一起争抢狩猎时打下来的猎物。要知道，当年孔子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孔鲤”，就是因为鲁国国君赐给自己一条祭祀用的鲤鱼的缘故。
孔子为了教化鲁国国民，先用文书匡正规定了祭祀时用的祭器，然后用文书匡正规定不能用别处出产的祭品祭祀。因为别处出产的猎物不能用于祭祀，抢夺猎物的事儿便越来越少了。
万章正听到兴头上，怎么肯轻易放过老师，马上追问，既然在鲁国干得好好的，孔子为什么要辞掉官位离开呢？
孟子是高明的好老师，马上意识到教育“杠精学生”机会来了。所谓“杠精学生”，就是太爱钻牛角尖，总是把灵便的“道”搞得太绝对。现实生活中，哪里有那么多的绝对？圣人坚守“道”，并不是坚守刻板的形式上的“道”，而是在心中内化那个“道”，依据心中的“道”在人间走出一条可以行得通的路来。没有一丝机械，没有半点刻意，却无时无刻不在心所恪守的“道”上。
孟子指出，孔子做官，并不是先在心中有个定然的结果，而是采用先试一试的办法。试行时自己的主张能够贯彻下去，但君主不肯采纳了，再辞官离开。孔子因为可以行道而做官，比如在鲁国追随季桓子；因为上级礼遇自己而做官，比如在卫国追随卫灵公；因为国君喜好供养贤能之人而做官，比如在卫国追随卫孝公。但孔子又会因为自己试验过能够行得通的主张不能被上级所采纳，毅然辞官离去。服务同一位上级不足三年，就是这个原因。
“杠精学生”的局限在哪里？
他们所执著的是外在的形式，是孔子当年所讲的“视其所以”的“所以”，关注的是具体的做法。而真正的高手关注的是“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是做法背后的动机，是做法背后的心态。
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做法是可见的，可见的常常不是本质。动机、心态、心法常常是不可见的，不可见的，才是真正的机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