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烦恼
第四十二节 又遇寒流
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正处于整顿状态的各行各业被迫停顿了，尤其是教育界又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政治运动。有些人利用反潮流的“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大造舆论，批判孔孟的师道尊严，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辛勤耕耘于教育战线上的园丁们。我们学校也不例外。三年三班团书记公开站出来，给我们班主任赵老师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们老师在上化学课时找她别扭，用冷言冷语挖苦同学。她的一张大字报听说被极左思想麻痹的公社个别干部拿去研究，准备把她树立成二十四中的小将。
那是周六发生的事儿，据说周日要召开公社大会，批判以赵老师为典型的修正主义教育思潮，树立“一个小学生日记”式反潮流典型。当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全班同学都气愤填膺，都骂那个团书记没良心，这么好的老师都敢整，就是想出风头。光气愤不是办法啊，我们得使出自己最大的能力救老师啊！怎么救呢？我们自发的组织召开了一个在老师不知情的情况下的班干部会议。大家都坐立不安，时间短，都火烧眉毛了，如何能想个办法救老师是当务之急，决不能让老师受到冤枉，我们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还是团书记吕继成他比我们年龄大几岁，也成熟老练的多，虽然是后到这个班级的，对老师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说“斗老师也好，批判老师也罢，不像是学校做出的决定，听说是公社个别干部为迎合上级意图准备这么搞的，估计公社也得研究讨论，我看不如我们去公社给老师请愿，说明事情真像，她算个什么东西，她写的大字报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水份，我们把事情说清楚了，公社党委会考虑的，让这件事消灭在萌芽之中，你们看我的想法行不行，”那时，我们的心情就是特别愤怒，既恨那个团书记，又恨公社有些干部为什么那么官僚主义不深入学校调查了解情况呢。大家一致同意吕继成的意见。周日上午去公社找领导反应情况。
放学的路上，我们余气未消仍然在骂那个同学。那天晚上我和淑伟，春荣去老师家，告诉老师我们明天的决定。老师听我们一说，哈哈大笑，还是那么爽朗和幽默，“你们放心，群众的脑袋是亮的，嗷！说错了，是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我们仨紧张的心情都被老师这句玩笑话逗乐了。老师说“你们别担心，就那么一张大字报我还在乎吗，大风大浪都过来了，难道还能在小河沟里翻船啊，你们放心，我都没把它当回事儿，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她懂什么呢，是有人指使她那么做的，我敢保证我教书没有错，我对学生们怎么样，大家自有公论，难道公社就凭一个学生说什么就是什么，也不做调查就定性吗。”我们看见老师胸有成竹的样子，多少将焦虑的心情放下一半儿。老师又说“你们尽管放心，别把你们搅进去，况且也没有人通知我去公社开会，你们千万别去，听我的话，那样会把事情搞大，也会复杂化，对谁都不好，弄不好还会影响你们的前途。”听了老师这一番话，我们多少有些放心了。他让我们遇到事情，既要学会分析问题动脑子，还要冷静思考，别盲目的就事论事，他在教我们做事的方法。
老师对我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老师受到一点冤枉我也受不了。那个周日我像坐在火山口上焦躁不安。周一一到校，我们几个班干部就迫不及待的打听消息，因为吕继成家在公社所在地崴子，消息灵通，我们都围在他身边探听情况，他说好像没事儿了，原来公社准备召开的会议改为其他内容了。不知道是啥原因改的，是不是学校出面了。看来她的大字报是站不住脚了，不得人心那。也许公社认为时机不成熟吧。这个事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起，像压根就没发生一样不了了知了。两天来，我们大家为老师捏的这把汗如一块石头落地了。
我校的那一张写给赵老师的大字报，像一株带刺的玫瑰没有土壤，没有了生命力，没过几天就枯萎了。我们这些同学在这次事件中学会了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历练了我们遇事动脑筋，学会沟通和解决问题的本领。老师更信任我们，我们更热爱自己的老师，这个集体更团结更有朝气了。
初三最后一个学期的冬天，我准备寒假去姐姐家勤工俭学，进入三九了，就快放假了。有一天放学，寒风凛冽，西北风夹杂着清雪呼啸而来，阵阵嘶鸣在一望无际的旷野上空盘旋，我们仨就是行走在天地间的小黑点儿。
我们几个时而倒退，时而顶风，艰难的跋涉在回家的途中。淑伟和春荣都有毛围巾和棉手套。我没有手套只好把手插进袖筒里，那条红黑格子的化纤围巾又小又薄，围上耳朵露出下巴，抬头，冷风从脖子灌进空壳愣的胸口，低头，寒风又从后脖颈吹进腰杆子，我们一路上谁也不说一句话，因为一张嘴就喝饱了风还呛的嘿儿喽嘿儿喽的。
快到岗子时，我突然感觉脸上吱吱两下如针扎一样疼，同时耳朵发烧火燎的疼，一会儿就过去了没有在意，继续往家赶，天完全黑下来了，远处朦胧出现了南兰屯的轮廓，我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等到屯里万家灯火时，我也赶到了家。一开房门，妹妹发现了新大陆，“姐姐！快看，你脸上好几个大泡呢！”我走到镜子前，那几个五分钱硬币那么大的水泡还挂着白霜呢。同时左右耳轮上各有好几个泡。耳朵又白又硬。还是父亲有经验告诉我别动。他迅速到院子里铲了一脸盆雪，给我搓脸，耳朵和手，父亲边搓边说，这时千万不能用热手去捂，那会做下疤痕，另外会使皮肤坏死，只有拿雪搓或者用冷水像缓冻梨那样，才能把冻坏的皮肤缓过来。我坐在那里任凭父亲给我搓脸手耳朵，火辣辣的疼都没有让我掉一滴眼泪，但是心里却有一股父子亲情的暖流缓缓的流遍全身。嗓子却哽咽了，深切感受到了，那是久违了的父爱。
我感觉好多了，快要凝固的血液又快速的循环起来，耳朵红润了，手不僵硬了，父亲边往外倒那盆雪水，边自言自语好像既心疼又内疚，没有尽到责任似的说“明天我上你老嫂家让她给你做一副棉手套。天这么冷，要是做下冻疮病，那是一辈子的事儿，年年都要犯病，遭罪啊！”我赶忙说“将就几天算了，快要放假了。”父亲好像没听见一样，烧火做饭去了，让我上炕盖被暖和暖和。还吩咐妹妹去大队卫生所请赤脚医生刘大夫给我上上药。
临近放假了，学校又颁发给我一等助学金十五元。这回我没有像上次那样自做主张买衣服，而是原封不动的将钱交给了父亲。有了上次脸和耳朵冻伤的事儿之后，父亲也很心疼我，决定给我买一件棉衣，就托老哥在乌拉街他们供销社给我买一件兰色羊剪绒领子的棉上衣，价值十一元。穿上那件时髦又暖和的棉上衣，我已经心满意足了，那是父亲决定给我买的啊！
一九七四年三月，我们又开学了，我们高二才一学期，反正还有半学期就毕业了，中学满打满算上了四年半，加上小学的六年，刚刚十年多一点，真正学到知识的只有不到两年时间，我们不管对知识的渴求有多么强烈，在政治的大背景下，个人如蚍蜉撼树，随着滚滚的历史车轮而行。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牺牲者。是被放弃的一代，是知识荒芜的一代，同时也是在文化大革命极其后文革时期承上启下的一代。
邓小平被第三次打到，我们上大学的希望也同时破灭了，学校也不像七二年那样抓教学了，整天批走资派，最时兴的语言就是认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校园里再也没有浓郁的学习空气了，老师教书的劲儿也没有了，谁还能吃一百个豆不嫌睲啊！文革被打成臭老九下放到农村，现在课堂上连说一句话都得斟酌几遍怕被抓住把柄，哪还有热情呢。人心涣散，每天都懒懒散散。加之快要毕业了，在这样的环境下，老师学生都在混日子，男同学就是玩儿踢球，女同学就是钩衣服，织袜子，谁也没有心思上课。
学生时代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段，因为无忧无虑而畅享傲游在知识的海洋里。我的中学四年，举步维艰，一波三折，几近辍学，在这艰难困苦与命运抗争的四年里，是敬爱的老师，我的姐姐，可怜我的好邻居崔大哥大嫂，大队领导，特别是我的班主任赵老师，他们是我生命里难得的贵人，他们让我从刻苦铭心的三次辍学中，艰难的跋涉出来，为我脚下的路铺上了最初的筑路石。
到了七月份，我们结束了四年半难忘又无奈的校园生活，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要返回家乡务农，城市户口的学生都到我们南兰屯一队插队落户。学校连一个毕业典礼的仪式都没有，更别说班级毕业照了。我们班干部和老师一起照了一张像，留作永久纪念。
（如下图：是我收藏了48周年的那张老照片）
我们这些从四面八方几十里风雨无阻走到一起的少年，带着烦恼散不拉叽的走出那熟悉又亲切的校园，今后的路如何走天知道……。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