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厂间

十几年前，中国南方的农村几乎村村都有米厂，用来碾米。

我是农村人，在八岁搬家去镇上读书之前我从未离开过那平淡无奇的小村庄。在我的印象里，它就像是一个大杂烩，各种姓氏各种来历的人，在我太太公的年代因为各种缘由从四面八方相聚于此，像漂泊的蒲公英一样落地生根。而不像是“庄村”、“蒋暇浦”，祖代相承，枝繁叶茂，路上随便遇上个人，生的熟的往上翻几番都是叫得上辈分的族亲。

长田村很小，只有几十户人家，三百来口人。村里只有一家小店，红砖盖起来的小屋，里面卖的东西不多，一张磨坏了台面的木质柜台用了许多年；村的东面住着个高高瘦瘦的赤脚医生，会打屁股针，勉勉强强帮村里人解决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

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爷爷奶奶家的黑白电视还没退休。

村里有一个米厂。当然，会有米厂。

只不过里面只有一台机器，被叫做米厂间。后面还加了个房间的间，大概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

周家老屋的前面是一块不大的晒场，用来晒谷子。新收的稻子不在太阳底下翻晒几天，容易发霉抽芽。自家各有自家晒谷的地儿，不混乱不打扰。把金黄的稻子往太阳底下一倒，用推子摊开来，再用长竹竿在谷子上画出一道又一道的波浪纹，差不多就是给谷子翻身晒均匀的意思。这活儿小孩很乐意干，就像画画一样，只要不过分，大人总是由着你涂鸦。没耐心了，就把竹竿一丢，跑开玩去儿。

剩下的稻子自有人看着，不看也无所谓。我的印象里，我瘦瘦的阿太总是穿着蓝布褂，坐在老屋前的一把黄绿色的藤椅上晒太阳。沉默而慈祥。

我们周家的老屋是一排横着的木结构的老房子，房子前头有一巴掌大的天井。地方不大，可院落大门上头却正儿八经地安着我太公刻的石碑：“安之居”。

我太公算个文化人，教了30多年书，当过几任校长。生前喜欢喝酒养鸽子，胸前的口袋总别着支钢笔。太公走得早，我没缘见见这位恣意洒脱喜欢偷偷在外头搭灶台吃狗肉（农村习俗，家中灶台上有灶王爷，而狗这种吃屎的动物是上不了灶的）的老人，不然还真想问问，那上头写的究竟是“安之居”，还是从右往左念的“居之安”。

老屋后头种着几棵零零落落的竹子，再后头是一条又脏又浅的河，河对岸就是进村的必经小路，小路旁就是那昏昏暗暗的米厂间。

米厂间70年代就有了，一直很昏暗，只有每年收稻的时候里面才热闹几天。里头只有一架轧谷机。我脑海里还有点印象，不过已经模糊得仿佛只在梦里见过一般，黑魆生锈的机身，最上头有一个大斗，用来倒谷子，下面的出口用脏灰灰的布口袋扎着，哗啦啦喷出来灰白的大米了。

操作轧谷机不是件容易事儿，谁会，谁就是米厂间管事儿的负责人，得揣着开门的钥匙，村里的负责人换了三次，我爷爷是最后一任。

帮人开机器轧谷碾米不收钱，但稻谷上脱下来的糠皮可以留下，这是可以拿去卖钱的，卖给养猪的，卖给山里种竹子的山民。我外公曾问我爷爷买过一回，几竹筐糠皮拿回家一看全是压坏的。这事儿，前几天我妈还跟我爸抱怨过一回。

轧谷没什么看头，声音吵也就算了，机器运转震得各种粉尘都飞扬起来，绝对能呛人一嗓子，太脏，小孩子不乐意凑热闹。

真正有意思的是做年糕!

米厂间里有个单独的房间，小的很，却很奇特。里头有一口灶，锅在里头，填柴的炕头却在外头，就在米厂间进门左手边墙上挖的洞。

做年糕其实很简单。把碾好的大米重新倒进轧谷机，换洞眼儿更小的筛子，开动机器，不一会儿，白花花的米粉就从布口袋里“簌簌”的滑下来了。

把刚做成的米粉往那口锅里一倒，和点水拌匀乎，条件好点儿的人家还往里掺点糯米粉，好让年糕更加软糯。

外面自有人负责添柴。我们小孩子总爱凑点热闹，火是最危险也是最好玩的东西，不需大人说，我们总爱趴那儿添乱似的往里头丢柴。谁从家里偷了番薯也丢进去煨煨，橘子也扔进去烤烤。一群人围在那里嘻嘻哈哈地扒拉着火钳。

这点功夫，米粉就蒸好了，力气大的人扛起整口锅把米粉坨坨铲进年糕机的大斗里，然后机器就抖啊抖，下面的洞里就挤出了白花花的年糕，整长条的，热乎，还冒着热气。旁边有人举着菜刀，“噔噔噔”，利落得把年糕切成差不多的长度。然后年糕就顺着，转啊转的皮带，“啪嗒啪嗒”掉在了提前铺好的草席上，大家争着抢着吃了一会儿，就把不那么烫手的年糕给垒好，一座一座的摆放整齐。

那时候人小，村里有什么集体活动能高兴半天，更不用说还能吃点什么的好事儿。按照习俗，各家各户做年糕时间都凑一块儿，今儿你做，明儿我来。好日子能有十天半个月。主人家做年糕，不管帮忙的还是看热闹的都不能怠慢，年糕得大方的请人家吃，还要炒了肉丝咸菜当佐菜。我爸爸小时候消遣吃食就更少了，米厂间的烟囱一冒起烟，恨不得整夜整夜不睡觉的赖在米厂间。

还没凉透的年糕可以拧成各种样子，不知道哪一年有个大叔给我和堂妹捏了个小兔子，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就差安俩红红的眼睛。我们俩把兔子小心翼翼得捧在手心，瞪着眼睛瞧了好一会儿。

那时候我和堂妹还是亲密无间的玩伴关系，能一起调皮捣蛋，把爷爷田里冬眠的青蛙捉出来装进月饼纸盒再埋回去。

我们还帮过爷爷种土豆。发了芽的土豆种用小刀切成一块一块的，往刨好的坑里一放，我和妹妹就捧一把晒干的猪粪把土豆埋起来。我们都小，一屁股坐在田埂上，手捧猪粪也不觉得脏，那时候我弟更小，还穿着开裆裤，黄绒绒的小衣衫和头顶上飘扬的几根小短毛让他看起来特别像刚出生不久的小鸭子。他也帮忙，用小簸箕装了一铲猪粪，摇摇晃晃得去施肥，一不留神，踩坏几个爷爷刚刨好的坑。

而现在，我已经学会摆起架子，装模作样地教训那比我小6岁的妹妹。她早就不和我亲了，跟我弟说话总是一口一个“你姐”，好像我不是她的姐姐一样。

爷爷也老了，田都卖了，只剩下从前橘子地前的一小块，不种土豆，种水稻。爷爷总跟我爸絮叨，水稻也不好种啊，东边的大湖让人填起来了，打算造大红鹰香烟厂。没了水，稻怎么种？

我爸总爱念叨过去的农民苦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侍弄庄稼，流血流汗。光是秋收时节割个稻就能让人累到背过气，没有脱谷机的时候，全靠人“打稻”让稻粒脱落下来。用尽力气一天也就只能“打”下来半亩。不过老农民不会叫苦，他们认命，这就是他们的本分，他们的命。

现在可好了，有割稻机，自动化劳作，吐出来的直接就是稻谷。农民不用费什么心思。可种作物的农民还是越来越少，都种林木去了，毕竟省心，钱还赚得多。

现在长田村种水稻的似乎只有我爷爷了。

稻谷都没了，还要米厂间有什么用？是的，米厂间很早就废弃了。

先是一个台风夜，米厂间西边的年糕房坍塌了一半，烟囱倒了，碎红砖摔了一地。镇上来人看一了眼，把米厂间鉴定成了危房。也没人建议重修，于是大门一锁，再无人问津。

我读初三的时候，又搬回了村里，我房间的后窗正对着米厂间，每晚入睡前都能看见它那落寞寂寥的身影。

在一个很平静的夜晚，它的横梁断了，支撑不住房顶的重量，然后彻底坍塌。而作为离它最近的人，我也没能在最后送它一程。

我在梦中被它悲鸣惊醒，却迷迷糊糊的以为是什么卡车在后面的花木地倾倒瓷砖之类的建筑废料。是的，它坍圮的声音不是轰隆一声响，屋顶瓦片的碎裂发出了沉重的脆响。我困的厉害，没有起身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动静。但后来，我想它坍圮的时候一定翻腾起了很多烟尘，衰老而萧条，那是对过去的告别。

前头提过的石碑最后也没能留下来，老屋重建的时候，一片混乱，被奶奶失手摔碎了。

可惜。

当年昏黄的小屋子里，做年糕的热闹场面，如今竟成了我心里的一个洞，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