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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第5章
哈贝马斯在与黑森州文化部的任命谈判中，最终就特殊津贴、课时补助和充足的教席教授职位人员配备达成一致，他 1 月份正式接受任命， 1964 年夏季学期在哲学系走马上任。哈贝马斯后来向他的前任表示：“接任您的职位，在我是莫大的荣幸，我更视之为强大的动力，我当秉承您的精神，不遗余力地发挥作用。
他在法兰克福大学的教学，逐渐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这无疑与“法兰克福学派”这个标签的吸力效应有关。他很快在国际上也被认为是该学派最年轻和最富创造力的人物了，尽管他在课堂上并未从正统意义上刻意“维护学派传统”。
哈贝马斯认为，鉴于科学研究与技术的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科学将会成为第一生产力。
自我反思不止是形而上学的推断，不止是玄想和沉思。它是一种特定的理性形式，具有与因果解释和意义理解这两种科学的理性形式同等的合法地位。
自然科学对应依照目的理性对事物施加影响的兴趣；精神科学对应理解的兴趣，即，对符号表现形式的解释；社会科学及意识形态批判和精神分析学对应对（统治）的批判兴趣。
思维（ Denken ）不是历史认识的基本范畴（黑格尔），人与自然的对抗才是——即人类这一物种的自我建构源于社会劳动——这一认识要归功于马克思。不过，马克思刻意使用了简化的劳动概念，这种劳动概念“把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一唯物主义概念局限于生产这一范畴框架”。
哈贝马斯尝试运用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理论来建立批判科学模型，将这一精神分析模式引入社会批判分析的更高层面，以弥补马克思理论的不足。他首先阐明，社会批判针对的是超出了必要程度的统治，其尺度——他的结论是——取决于制度所要求的实际压制与符合物质发展历史水平的必要压制之间的强度差。有必要提高社会中对这一差异的认识，目的是使“任何具有深远政治影响的规范有效性，都有赖于在非强制性交往中达成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