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聊聊《野史·两晋秘史》中“后父杨骏独秉政”的那点事。

晋武帝司马炎弥留之际，病榻前只剩国丈杨骏一人。当皇帝浑浊的目光扫过空荡的宫殿时，这位国丈已悄然将诏书笔墨换作了私己的印信。汝南王司马亮奉诏入京辅政的墨迹未干，杨皇后一纸新诏已追至宫门——杨骏独揽太尉、都督诸军、录尚书事，权倾天下。

新帝登基，杨骏稳坐太极殿，身周环立虎贲百人。他知自己素无美望，却自有妙计：普天之下，莫非王爵。奏章递上，诏书颁下，朝廷百官忽如雨后蘑菇纷纷冒出新爵位，更得复租调一年。散骑侍郎何攀冷眼旁观：“帝正位东宫二十余年，今承大业而颁赏行爵，优于革命之初？”此等撒钱买平安，恰似给朽屋涂金粉，金粉愈厚，屋梁呻吟愈烈。

杨骏权柄在握，行事愈发乖张。冯翊太守孙楚直言：“明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而不与宗室共参万机，祸至无日矣！”杨骏只当耳旁清风。他布下天罗地网：外甥段广掌机要，张劭统禁军。诏书必先经惠帝过目，再呈杨太后朱批，如被筛过的面粉，最后落到朝堂的只剩无味的麸皮。

朝堂之上并非全无清醒之人。傅咸曾向杨骏痛陈：“谅闇不行久矣。今上谦冲委政于公，而天下不以为善，惧明公未易当也。”杨济以俗谚“生子痴，了官事”劝傅咸莫作直臣。傅咸回信慨然：“卫公有言，酒色杀人，甚于作直。”——在污浊的世道里，保持清醒的代价竟比纵情声色更致命！杨济得信默然，朝堂的沉默亦如墨汁滴入深潭。

东郡王彰贤名在外，杨骏遣使征辟。王彰闻讯即如惊鸟远遁。友人怪问其故，王彰苦笑：“自古一姓二后，鲜有不败。况杨太傅既近小人，疏远君子，专权自恣乎？吾逾海以避之犹恐及祸。”他目光如冰，凿穿锦绣朝服下的溃烂：“天下之乱可立待也。”

昔日太子宫中，侍臣和峤早已窥破危局。他曾对武帝直言：“太子有淳古之风，而末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贾后垂帘听政后，冷笑着借惠帝之口诘问和峤：“卿昔谓朕不了家事，今定如何？”和峤俯首：“臣昔事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国之福也，何必日更？”字字如针——预言失效并非幸事，而是预言中的灾祸已蔓延至无法丈量之境。

杨骏在权力的泥沼里愈陷愈深。他以爵位为泥浆，妄图涂抹帝国倾颓的裂痕；以兵权作砖石，竭力堆砌保护私利的危墙。殊不知，当制度的梁柱被蛀空，任何临时涂抹的泥浆终将连墙带人轰然坍塌。彼时高悬的爵位，不过是提前刻好的墓志铭文。

权力场中，最深的幽默往往生于最大的荒诞。杨骏的“爵位糊墙术”终成西晋大乱的前奏，“八王之乱”旋即用血与火证明：历史规律的判决书，从不接受任何贿赂与粉饰。那些清醒者如傅咸、王彰、和峤，他们的警告在时代的喧嚣中曾如微弱蚊鸣；而待喧嚣散尽，其声却如黄钟大吕——警示后世，对结构性溃烂的每一分纵容与粉饰，都是在为最终的崩塌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