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第9章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适卫：到卫国去。

    仆：该字最早见于金文，从人卜声，指人跌到，读第一声pu，如“前仆后继”。

    仆也被作为僕的简化字，读第二声pu，僕的甲骨文，左边是箕，箕上数点，表示箕内装满了垃圾之类的一脏东西，右边像一个人，头上的“辛”，是罪人亦即奴隶的标志，身后有一条尾巴，是当时奴隶衣服的特殊装饰。

      手捧着箕，表示所负担的是洒扫之类的工作，所谓“粪除其不洁”，是一种最低等的贱役。从字的构形命意可知仆最初是一种在家内服役的奴隶。延伸指仆人，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僮仆欢迎，稚子侯门。”

    仆本服贱役的家内奴隶，因其接近主人，容易得到宠幸，主人外出也随从驾车。驾车者即车夫，又称仆夫。为主人驾车，侍从左右，地位逐渐提高，于是成了官职名。

    《周官》有太仆，“掌正王之服位，出人王之大命。”秦汉时为九卿之一。又有仆射（ye四声），如秦朝有仆射周青臣，为朝廷重臣、博士。

      汉建始元年置尚书五人，以一人为仆射，汉末分置左右仆射。唐宋时代左右仆射为宰相之职。

      仆也可以作为谦辞，表示对自己的谦称，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仆非敢如是也。”

    本文的仆指驾车。

    庶：屋下众也。形声兼会意字。本从火，石声。从广从炗（guāng），炗是光的古字。

    甲骨文的庶像山崖下避风处，用锅灶煮食物，是初民生活的写照。庶也是“煮”的初文。

    煮饭时火光充满房屋，所以庶的原义指多、满等，如“富庶”、“庶务”等。又如《庄子·渔夫》：“寒暑不时，以伤庶物。”

    由于烧火做饭是奴隶干的活，所以庶又指奴仆，后延伸指百姓、平民。

    庶还指宗族的旁支，如“庶出”、“庶子”。

      加：从力从口，表示竭力吹笙击鼓，造字本义：在丰收庆典的颂神仪式上，竭力吹笙击鼓，狂欢礼赞。

      也有一说，加的原义指添枝加叶说假话、虚报等。如《左传·庄公十年》：“弗敢加也”。又如“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加”引申为增加、外加、放置、施行等；又引申为超越、欺凌等。作副词，指更加、愈加。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加兵于赵。”

    加也指好处、益处，如《孟子·鱼我所欲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全文理解为：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在车上说：“人口真多啊。”冉有问：“人口多了，该怎么治理呢？”孔子说：“让人民富起来！”冉有又问：“那人民富起来之后，又怎么治理呢？”孔子说：“办教育，施以教化。”

    本文的画面感非常强，孔子去卫国，冉有驾车，路上边看边聊，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孔子看到了一个地方人口稠密，不禁感慨：“庶矣哉！”

    人口是一个国家实力的硬指标，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人口的发展，为了人口数量的提高，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殚精竭虑。

    比如规定到了适婚年龄的男女，如果不结婚生子将会受到惩罚。

    孔子认为，人口发展起来后，要发展经济，让人民富裕起来。这充分体现了孔子的“富民”思想。

    《论语》中有多次体现孔子的富民思想，他提出过治国“三步曲”：足食、足兵、民信之。第一步“足食”就是发展经济，让百姓丰衣足食。

      百姓富起来后，就要在精神层面教化他们，这就是“敎之”。

    《诗经》有云：“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就是让他们丰衣足食，再教化他们，这是治理老百姓的两个步骤。

      管子也曾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人民富裕了就容易治理，反过来说人民贫困就难以治理。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就是丰衣足食者。

      人一旦富有了，就能够“安乡重家，敬上畏罪”，安于乡里，看重家庭，他就不会胡作非为。

      荀子说：“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

      “庠序”就是地方学校。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种礼仪。十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总之，富民政策、教化政策，是中国几千年的治国的主流。历朝历代都把它作为治国的基础。

番薯之父陈振龙

      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好大喜功，粉饰太平的人，比如所谓的“康乾盛世”，真的是盛世吗？

      1793年，已经到了乾隆执政的晚年。这一年，英国派出一支使臣队伍，来到了中国。

      他们怀着仰望和期待的心情来到了盛世下的中国，对大清帝国充满希望和美好想象，可等他们真正接触了当时的清朝后，竟然得出一个结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穷困的国家，大部分人们都很贫穷。

      无论是穿衣打扮，还是吃喝质量，从哪个方面都看不出盛世的模样来。当时很多农民家庭，年支出要大于收入，稍微遇到饥荒，整个人家都要破产，生活十分窘迫。

      他们发现，当时政府的专权、官吏的腐败、法规的虚设等等问题，无一不让人触目惊心。

      尽管如此，乾隆还妄自尊大，不可一世。他视洋人为未开化的夷狄，把他们献上的工业革命的成果弃之如敝履。

      在教化民众方面，他更是丧尽天良，大搞文字狱，很多读书人被冤死，文化领域万马齐喑。

      乾隆写了四万多首诗歌，唯一能拿得出的还是剽窃郑板桥的，他甚至为了剽窃别人的作品而杀人灭口，他还喜欢在字画文物上乱写乱画乱盖章。

      他六次下江南，没次都耗资巨大，一次又一次地把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

      他自诩为“十全老人”，实则“十全恶人”。但是很多文艺作品却很喜欢美化他，让人匪夷所思。

      有人可能会在人口数量的增长上歌颂康乾，作为盛世的指标之一，其实，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他们的统治没有关系，而是陈振龙的功劳。

      陈振龙生于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福建省福州府长乐县青桥村人。

      陈振龙从小便开始接触儒家教育，并被希望能够求取功名，然而，在不到二十岁就考中秀才之后，他却几次都落第了，渐渐的，他开始厌恶科举，于是便走上了经商的道路。

    在福建的长乐、福清一带自古就有出国经商的传统，尤其是明朝中晚期，资本主义思想已经萌芽，很多福建人走上了“下南洋”的经商之路。

      陈振龙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也离开家乡，前往了吕宋岛（今菲律宾）经商。来到与故乡风土人情迥异的异国他乡，陈振龙很快就注意到了当地人常吃一种“朱薯”，也就是如今常见的番薯。

      野生番薯最初生长在美洲大陆的热带地区，后来印第安人将其人工种植成功，并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也将番薯作为特产带给了西班牙女王。

      后来，西班牙船员们来到吕宋，也将番薯带了过去，并在那里成功栽种，使其成为了吕宋人所喜爱的主食。

      陈振龙来到吕宋后，见这种食物产量大、耐受力强，如果引入国内能够大大改善当时肆虐各处的饥荒问题，便有了将其带回国内的想法。

      然而，当时殖民吕宋的西班牙人严令禁止外人将其带出境内。

      为了把番薯带回国内，陈振龙多次尝试，在皆被发现后，想出了把番薯的藤条编进麻绳躲避检查的办法。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50岁的陈振龙返回祖国，并在老家尝试种植，结果大获成功。

      就在同一年，福建中部爆发大旱，各地粮食都面临歉收的绝境，陈振龙不敢耽搁，赶紧催促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表示自己有耐旱高产的吕宋朱薯，可以用来救灾。

      金学曾得知后大喜，在再度试种成功后下令于次年将其种子及种植方法推广到福建全境。因为感激将其推广的金学曾，福建一带的人便将番薯又称为“金薯”。而陈振龙反而没有被多少人所知晓。

      后来，番薯也被传播到了其它地区，并改变了中国农作物的结构，拯救了无数饥民。

      据《明实录》记载，明朝人口普峰值不过七千多万，而番薯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的清乾隆年间，我国人口已经突破了三亿。

      到了清末，中国人口更是到了四亿。清末相比于明末多出的三亿人口，这要归功于番薯等高产作物的大量种植。

      为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闽人曾在福清县建立报功祠。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州人何则贤亦在乌石山建“先薯祠”，后祠被废。现存“先薯亭”建于1957年。

    现在福建的福清市由于地瓜解决过多次饥荒，被称为“地瓜县”，他们说的不标准的普通话被称为“地瓜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