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讲我十八岁那年发生的事。当然，并不是指我高中毕业考上大学这些”人生大事“。我对人生大事并不热心，这是常被我父母诟病的，在他们的眼里，我总是主次不分，本末倒置，对人生大事格外草率，却纠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因此，我要讲的事便绝对不能对他们讲，除非我得了失心疯嫌落在他们手中的把柄不够多。
我要讲的也不是我的恋爱故事。父母对我的早恋经历耿耿于怀，很多年都不能释怀，随便什么事都能触发他们的联想，母亲的话就像决堤的洪水滚滚面下。大概是在最初的几年重复了太多次，到后来，那句“你要是不早恋就考上一表大学了，白瞎了我们的一番苦心”的结语就已经不必说出口，一个剜人的眼神足矣。我知道他们希望看到我痛悔，而我的表情总是麻木的，最初这也使他们愤愤而喋喋不休，最终他们也就放弃了，一个眼神足矣，多说无益。
如果我跟他们分辩我没有早恋，他们是绝对不信的。事实是，我的确分辩过，他们也的确没信。关于我的故事，他们只相信一个版本，就是他们的版本，至于我的版本，除非与他们的版本一致，否则便是伪书，是全庸、梁宇生、古小龙之作。他们一句“我还不知道你?别想蒙我!”就完成了真伪鉴定。这也可以理解，我本人是他们出版的，他们便认为有权声明版权。我也习惯了把他们的版本作为我的故事的官方权威版本。好在十八岁以前，我的故事没有太多的版本，细微的版本差异不足以致命。
但十八岁那年，我的版本终于与官方权威版本分道扬镳，而我的版本，没有听众，也没有读者。
在我的版本里，那一年初夏，有很多很多个深夜，我站在自家的阳台上。对面黑漆漆的楼有一扇窗，没拉窗帘，屋里的电视使窗子时明时暗，和斜角那盏坏掉了的路灯不同步地闪烁，似乎下一刻就要一同灭掉。
我没有恐高症，六楼也不足以让人恐高。我知道楼下的水泥地面年久失修，已经破破糟糟，但如果我蹁腿跳下去，仍然足以要我的命。我想过其他的死法。我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外科大夫，我甚至曾经从他那里搞到几把用过的手术刀，那些手术刀小而锋利，划开手腕需要的只是勇气。我也考察过我家的天棚四壁，楼房建于五十年代，层高倒是很够，只是天棚没有可以挂绳子的地方。最终，我觉得跳楼是最好的方案。
早晨谁会第一个发现我呢？扫大街的环卫工？我记得管这一片的是个中年女人，包着头巾戴着口罩看不出眉眼来，哗啦哗啦一板一眼地用大扫把扬起一路的烟尘。我的死相会吓着她吧？说不定会把她吓出毛病来，那倒是很对不住她。她会大喊大叫，把四邻都吵起来，包括我身后屋里的那两个人。他俩就会从这里探头看，就像每次街坊邻居夫妻吵架、爹打儿子时那样。然后他俩就看到下面的我，可能是背朝着他们，也可能是脸朝着他们，我希望是后者，最好还有一双不瞑之目睁着他们。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嘴角扯出一道讥讽的笑。
评书里我最偏爱的是哪吒削骨还父割肉还母的故事，实在是痛快淋漓。我削不了骨割不了肉，因此，只能一死偿还他俩给我的这条命——这也是他们自诩的对我的最大恩惠。他们从来没有明说，但我很清楚他们要我用一生来还这恩惠，而我思前想后，唯一能做的，便是把这一生变短。是的，我要以死报复他们给我的生，使他们后半生活在懊悔中，也许，还会让他们痛苦，但这一点，我并不太有把握。
另外，不像哪吒，我也没有重生的希望。对我这倒并非坏事，人生并不值得重来。
我明白，我死以后，肯定是要被人骂的。他俩倒是可以收获一些同情：中年丧子，而且是独子，说起来，倒也真是可悲。但我很怀疑那些同情的真假，那些人，其实都是吃人血馒头的看客。我甚至能想象出，隔壁那个吊梢眼女人会拉着我妈的手道尽安慰的话，但眼神里却满是再从我妈嘴里掏出一点儿逸闻八卦的饥渴，就如同我小时候，她总是一边热切地看着我妈抡着条帚疙瘩扑向我，一边满口地喊：别打孩子别打孩子，哎呀呀，早知这样，我就不告诉你了。
对了，关于我的故事，如果我父母不得亲历，那么他们便宁可采信别人讲的版本。任何人讲的版本，哪怕离奇古怪不合逻辑，都足以证明我在扯谎。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着实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扯远了，还是回到我要讲的故事。
我在深夜站在阳台上。那阵子正是六月初。六月是H市最好的季节。漫长的冬天彻底消失，而酷夏还没有来临，气温刚刚好，不冷也不热。杏花、梨花、杜鹃已经次第开过，正当季的是丁香，紫的已开得密密层层，白的则正含苞欲放，那香气弥漫在空气里，冲人脑门儿。恼人的杨花柳絮已经飞尽。所有树的叶子都已经长全，既没有变老，也还没被尘土弄得太脏，一片嫩嫩的新绿色，蓬蓬勃勃。而深夜的风仍然凉浸浸的。
我浑身冰冷。
再早几周，杏花初开的时候，班级的同学张罗春游。这是我们高中时代最后一次春游了，也是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放纵，却遭到了家长们的反对，老师也不支持。但终于我们还是组织起来大部分同学。没有大人的支持，经费不足，所以大家自掏腰包坐公交车和渡船渡江去岛上玩。
那是完美的一天。笼罩在大家头上的高考乌云短暂退散，露出青春底色的晴空。邓丽君软绵绵的歌声和迪斯克铿锵的鼓点在林间草地回荡。打球、游泳、跳舞、打牌……，海阔天空地憧憬高考后的人生。当然，也有同学自知成绩不好，所以已经打定主意不参加高考，直接走上社会。对，“走上社会”，就是这个词儿，特别的激荡人心。
录音机用光了两组电池。我第一次抽了烟，第一次和女生跳了舞。
突然有人喊起来：哎呀，已经过了六点啦。回市区的末班渡船是六点，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了。唯一的路是走铁路大桥回去。那要绕一个大远，起码要多出一个半小时，这样，我们就不是在承诺的晚上七点左右到家，而是接近九点。
铁路桥中央是铁轨，两边是窄窄的、只容一人的人行道。人行道铺着木板，天长日久，木板两边的钉子松动了，走上去，哐啷哐啷地不很稳当，时而还有一根木板彻底坏掉，留下一张大嘴。江水在脚下数十米深处奔流，在桥墩处打着旋儿。
一辆火车轰鸣着从后面，赶上我们哐啷哐啷哐啷哐啷的一路飞驰过去。整座桥随着火车有节奏的上下颤动。有人惊叫，有人大笑，大部分人都紧抓着桥栏，等着火车过去。
就在那一刻，从上了桥就一直在高一声低一声惊叫的吴蕊一屁股瘫坐在桥板上，起不来了。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恐高症。我相信，其他人也没有谁听说过这种病。我们把所有这类臭毛病统称为胆小、矫情。
吴蕊的上衣比别的女生花哨，裤子更显腰身；她的刘海儿明显用什么东西卷过；她抹的雪花膏味道格外的甜香；她笑的时候不但用手捂嘴，而且还摆出兰花指；她漂亮还时髦；她的成绩总是倒数。她的矫情远胜他人。
我可能忘说，我是个非常普通的男生。相貌不丑不俊，发育不早不迟，个子不算高但也不算矮，体格还算壮实，脾气不温不火，智力不高不低，学习成绩在重点中学的普通班十名上下晃荡，未来在本科和大专之间徘徊。一句话，我是一个没有亮点也没有污点扔在人群里就消失不见的人。
所以，按理说吴蕊犯矫情耍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只要随着排头的男生继续往前走，下得桥来，登上公交车，虽然晚到家一定会挨一顿臭骂，但我的人生会按着原来的方向和节奏平稳地走下去。
但那一天，我停下了脚步。夕阳坠向远处的江面，在天水之间布了金光闪闪的巨大舞台，吴蕊在那橙色烈焰里跳着迪斯克——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舞蹈——她的胯好像安了轴承扭向四面八方，一把散开的长发在风中甩动。我从来不知道人可以那样热情如火。
火车驰过，大部分人继续前行。吴蕊瘫坐在桥板上，手死死地抓住桥栏，发出分不清是哭还是笑的啊啊声。乱发被不知是汗还是泪粘住烀了满脸，狼狈不堪。两个女生试图去拉她起来，只换来她更大力地抓住桥栏。
她的眼睛瞪得巨大，从乱发中死死地盯着桥下的水流。我走过去，蹲在她身边，把远处的夕阳指给她看：你看那边，太阳马上要落下去了，江上的晚霞和我们平时看到的不一样。
终于，我把她的手臂搭到我的肩上，慢慢把她架起来。
正常速度走过铁路桥也就十分钟左右，能遇上一、两次火车。但那天，我和吴蕊花了几乎一个小时才过了桥——每过一辆火车，她就瘫倒一次，而时间拉得越长，遇到的火车也越多。夕阳已经沉没，没有其他可以把她的目光从脚下黑洞洞的流水中拉回来的东西。
走到半程时，我就开始恨自己的多事逞能。最初的砰然心动早就忘到九霄云外，丰满的手臂和温暖肉体只是让我感觉沉重。她的嗓音尖锐高亢，简直要刺穿我的耳膜。我的耐心几乎丧尽才算终于到了对面的桥头。
同学们全都先走了。所幸我们二个还赶上了末班车。
在公交车上，我满脑袋想的是晚回家的可怕后果，无意间看到还了阳的吴蕊从怀里掏出梳子和小圆镜，趁着车驶过路灯时的微光梳理头发。我便气不打一处来，说不清是气她的矫情，还是气我自己的多管闲事。她看到我在看她，笑了一下，这次，她倒是没有用兰花指捂嘴。
我没有送她到家，我知道这既没有西方的绅士风度，也不符合送佛送上天的中国古训，但我当时一门心思想的是晚一分钟到家，就可能多挨一条帚疙瘩。
当然，这是我的版本的故事。而在我父母的版本中，我被那个骚狐狸精迷住了，借着春游的机会，满街游逛到大半夜。
按他们的版本，我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那天小狐狸精围着我跳舞献殷勤，我被迷了心窍。接着，小狐狸精故意在桥上假装害怕，我来表演英雄救美，郎情妾意卿卿我我，逼着别的同学纷纷迅速退散，遂了我俩的心愿。
我进家门前并不知道还有这个版本的存在，一心以为等待我的只是母亲的条帚疙瘩，却不想朝面而来的是父亲的皮腰带。在他们的谩骂中我才拼出这个版本。他们言之凿凿。那天晚上，焦心等待的家长们走出家门，在校长家集结索要自己的孩子，同学们到家后不得不三三两两地硬着头皮来校长家找父母报道领打，校长家门前各种版本的坦白从宽，多多少少都有吴蕊和我的戏码。
似乎一夜之间，我和吴蕊的事就再难翻案了。但我再也没见过吴蕊。
我在家休了几天病假，再上学时，吴蕊已经提前毕业了。官方版本是说她本来就没准备要参加高考，毕业考已经考完了，恰好有个集体招工的机会就去工作了。但我知道的版本是我母亲在我休病假时找到吴蕊家，把她和她的寡母堵在门口过了一把嘴瘾。母亲对自己的战绩相当得意，当机立断挽救了儿子的锦绣前程，不啻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一下子便欠下了她两条命。
在我的官方版本里，我的初恋被果断的父母扼杀在萌芽阶段，我还算勤奋地完成高考冲刺，正常发挥无惊无喜（虽然那两人唠叨的时候总是说如果没有恋爱我能考得更好），唯一的意外是我偷偷报考了离家万里的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
在我的版本里，我每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刻苦复习”，然后在他们入睡后，站在阳台上。十八年的人生既短又长，回想时并没有特别值得留恋的事。
我也说不清是什么最终阻止了我一跃而下。也许是人性中对死亡的敬畏，也许是对父母的爱恨交织。
有一天我正站在阳台上，母亲突然从房间走出来去厕所。她显然是吃了惊，问我在干什么，我淡淡地说：学累了透口气。然后走回自己的房间。我能感到她狐疑的眼神，有一刻我怀疑她可能猜到了什么。
第二天的早餐格外丰盛。
2019年短篇练习 11
这个短篇，是被四月份上海发生的那起17岁少年跳桥事件触发的。当时写了一篇短评17岁跳桥少年的是是非非，却并不能充分表达我对那少年的同情。生活中，类似的悲剧一直在发生，有些孩子并没有身亡，但他们的心在成长过程中死了许多次，无声无息，无人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