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范畴，作为一种心态、思维模式和文化范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类活动的新模式，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和论述策略，同时也是对新的社会和新的文化正当化方式和程序的一种质疑和挑战。后现代主义以其自身的涌现、存在和不断批判活动，以其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挑战和渗透，特别是通过它对于当代人精神活动和心态领域的扩张，不断地实现和完成它自身的自我证成和自我正当化，但也同时逐渐显露出其弱点和局限性。
2、然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在许多方面并没有真正地完成；在相当多的方面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在实际上只是对现代性中所失落的东西的哀怨（Wheeler，W.1999）。
3、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生活道理：以寻求智慧的好奇，扩大自己的人生视野，是真正回报母爱的最好途径，也是享尽令人陶醉的人生飨宴的珍贵机遇。
4、真正实现康德所说的“作为目的自身”的人的最高尊严，不仅要靠理性和仁慈善心，而且还要凭借超人的权力意志及灵活机动的生存艺术策略，以鉴赏人生艺术的豪迈态度，敢于面对和逾越一切障碍和界限，大无畏地迎接人生的暴风骤雨，向一切“不可能”挑战，时时超越实际生活的范围，开辟新的生命境界。不能只是从“权力”和“意志”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尼采的哲学。
5、哲学没有界限，也不应该有终点；它同生命之间的永恒回归，正是哲学本身无可逃脱的命运及其生命力的源泉。
6、“后现代主义”本身就包含着许多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方面；它恰恰正是以某种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特征，显示其反传统的彻底性及其与传统文化之非同构型。
7、明知语言限制了我们，我们仍然不得不通过语言去理解和分析不可言说和不可表达的“后现代主义”。
8、经过严格训练的科学意识，本来就包含“正确的、不可学的和不能效仿的机敏”（Gadamer，H.-G.1986.Vol.I：20）。他说：“所谓机敏，我们是把它理解成一种对于情境及其中的行为的特定敏感性和感受能力。但我们不能按一般原则去理解机敏的运作状况。因此，不表达性和不可表达性都属于机敏的特质。
9、所有这些不可被认识和不可表达的因素，实际上一直同那些被认识和被表达的事物混杂在一起，不但存在于客观的对象中，也隐藏在人的情感活动和认识活动中，影响着人类认识活动本身，同时也影响人的生存和人的命运，影响人类文化的发展。
10、后现代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着矛盾、充满着吊诡的复合体。后现代主义的多质性实际上是现代性在当代的自我分化的恶性膨胀的结果。
11、现代性矛盾中最自相矛盾的矛盾就是“现代性同后现代性之间的并存及其相互穿插”。
12、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正是自由的这种内在矛盾本身的绝对性和无限性，也就是强调人类创作自由中所包含的“可能性”因素的强大威力及其珍贵性。
13、英国16至17世纪伟大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指出：“自由，就其语词的本来意义来理解，就是缺乏外部障碍。”
14、后现代思想家的杰出贡献，就是大胆地将自由纯粹理解成为“可能性”。
15、后现代主义者并不想使自己成为“什么”，而是永远处于“成为”的过程和状态中。
16、没有形式的更新和创造虽然是脆弱的，经不起时空的摧残，但这是处于纯粹自然状态中的自由更新和创造，是成为各种可能的形式的“前形式”。
17、在列维斯特劳斯上述结构主义时间观和历史观的影响下，从20世纪50年代起，不仅历史学界，而且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研究部门，都纷纷以“共时性”、“中断性”和“断裂性”的新概念去探索社会和文化各个领域的问题及其发展过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时间观使史学和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的研究方法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18、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时空观同“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结合起来，完成了后结构主义对于传统历史观的彻底批判。
19、后现代主义者反对传统历史观和各种历史主义，但他们却很关心人类历史，并对历史重新进行研究和探讨，对历史进行“解构”和再评估。
20、表现为“先后持续”、“断裂性的间距”及“相互重叠和相互交错”的三重关系结构。这种结构，也表示“现代”同“后现代”之间，在时间界限方面存在着某种既确定，又不确定的相互关系。
21、哈贝马斯指出：“这一切将任意和专制的意志转变成为理性，而这种理性又经过各种特殊论述的论证过程的公开竞争，为实现社会大众一般利益的实际需要，逐步达到一种共识和协议。”（Habermas，J.1993［1962］：153）
22、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市民社会中的“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他说：“所谓公共舆论是指一个公共的公民团体非正式地对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统治结构进行批评和监督。要求某些程序必须公开化的各项规定，例如公开审理案件的规定，也是同公共舆论这一功能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社会和国家之间，并对两者进行调停的领域；在那里，公众将自身组织成为公共舆论的载体。与公共舆论相应的是讯息公开的原则。公共领域的这一原则，过去曾经是在同君主政体的秘密政治斗争中确立起来的，而自那时以来，它使得公众有可能对国家活动实行民主监督。”（Ibid.）
23、个人自由越发展，越加剧个人间的竞争，越导致社会中贫富间的分化，使越来越多的竞争失败者被排除到社会的边缘，甚至使社会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一个“排除的社会”（The Exclusive Society）（Young，J.1999）。
24、后现代社会人类知识和思考行为方式都已充分纳入信息化和符号化的系列。
25、语言符号本来就是一系列纯粹的符号。可是当它产生出来和运作以后，这些符号马上改变了性质，而成为了其使用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手段。
26、当话语进行自我调整或向外扩张而显示它的存在的时候，也就是话语赋予它本身产生意义的权力，并实际上强制性地使得接受话语的对象和整个环境承认话语所赋有的意义，实际上就是在完成它本身的权力的正当化。
27、米歇·福柯也明确地指出：“话语”是一种“事件”。他说：“必须将话语看做是一系列的事件，看做是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控制着话语本身。”（Foucault，M.Dits et Ecrits.1954—1988.Vol.III：465）
28、既然“话语”是在特定环境中、由一个特定的人、就一个或几个特定的问题、为特定的目的、向特定的对象说出的“话”，它就如同伽达默尔所指出的，其本身就是一种“功效历史”（wirkungsgeschichte），包含着某种“历史功效意识”（wirkungsgeschichtliches Bewusstsein）。
29、后现代特殊的表达方式是正在产生，并正在继续变动的符号和象征系列。
30、所以，任何一种正当化，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使社会大多数人取得共识，并在共识的基础上共同维护一种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共同建构和信仰一种文化。
31、正当化来自“正当性”（legitimity），源自拉丁文lex，原意是“法”。这就是说，凡是符合法的就是正当的。就严格意义的法理和法制制度而言，正当性等于“合法性”（legality）。
32、正如培根所说：“知识就是权力。”（Bacon，F.1620.In Burtt，E.A.1967：123）知识的重要性也使培养和教育社会成员掌握知识的最重要场所——各级学校，成为了人们攀登权力阶梯的重要途径。由统治者所掌握的学校系统，不仅为学生培养和掌握知识提供条件，同时也成了统治者选择和培养未来的统治者、进行权力再分配的中介机构。
33、但是，知识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自律性，尽管知识的发展过程同社会文化的整个运作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知识的上述中心优越地位，又使知识自身的自律性发挥到超出社会和知识创造者主观意图的范围之外，使知识在近一百年来几乎成为了主宰西方社会和文化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因而也使知识面临着种种危机（Gibbins，J.R.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