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自行车
父亲的自行车，是我灰暗童年里一抹可以擦拭的亮色。那是一辆“永久”牌的二八大杠，黑色的车架已布满划痕，车铃按下去声音也带着沙哑，但在整个村子里，它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每个周日的下午，我会一遍遍地擦拭它，看着斑驳的漆面在手下泛出些许光亮，仿佛擦亮的不是车，而是我黯淡生活中的一点骄傲。我心底埋着一个强烈的念头：一定要考出最好的成绩。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资格在某个周日，小心翼翼地提出请求，推着这辆比我还高的自行车，在村里那条最主要的土路上走一圈。那一刻，小伙伴们投来的目光，不再是鄙夷和孤立，而是混杂着好奇与羡慕，这短暂的光芒，足以照亮我一个星期的阴霾。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习里，尤其是数学。那些数字和公式是公正的，它们不会因为我的家庭成分而歧视我，只要我付出努力，它们就会给我对等的回报，一个鲜红的“优”字。作为数学课代表，我沉醉于在课堂上流畅地回答问题，享受那片刻的、纯粹因知识而获得的尊重。那间嘈杂的教室，那张斑驳的木制课桌，成了我构建内心秩序的堡垒。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跑得足够快，就能把那些骂声和那个总是沉默寡言、偶尔被邻居孩子追着嘲笑的哥哥，都远远甩在身后。我那时只顾埋头自己的世界，很少去关心哥哥那日渐异样的沉默与偶尔爆发的自言自语。
然而，家庭的世界，并不像我解数学题那样逻辑清晰，非对即错。它还有我那时无法理解，也不愿去面对的晦暗角落。
那是一个普通的夜晚，晚自习结束后，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回家。远远看见家里的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门却虚掩着。我刚要推门，里面传出的争吵声让我僵在了原地。是哥哥激动得变了调的声音：“你没有看到！他们就是在打我！好几个围着我！” 接着是父亲疲惫又压抑的回应：“平白无故，人家为什么打你？你是不是又先开口骂人了？”
“我没有！”哥哥的声音带着哭腔和一种我无法理解的狂躁。
我推开门，争吵声戛然而止。堂屋里，父亲坐在板凳上，眉头拧成一个深刻的“川”字，手里的卷烟快要烧到指尖。哥哥站在他对面，脸涨得通红，胸膛剧烈地起伏着，看见我进来，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满是委屈、愤怒，还有一种我当时读不懂的混乱。母亲从里屋探出身，眼神里满是忧虑和无奈，只是轻声说：“回来了？快洗洗睡吧。”
我“嗯”了一声，默默地穿过堂屋，把自己关进里间。心里甚至有些埋怨哥哥，觉得他不懂事，总给这个本就艰难的家庭添乱。我摊开数学练习册，试图用一道道习题屏蔽掉门外那令人窒息的寂静。许多年后，当我终于了解“精神分裂症”意味着什么，才恍然明白，哥哥那狂躁的指控与混乱，同样是那个时代砸下来的另一块巨石，他所承受的痛苦，是另一种形式的孤立无援。他的病，成了这个家庭深埋在地下，无法言说却又无处不在的另一重负担。
于是，我的童年就在这冰与火的交织中，磕磕绊绊地前行。一边是外面世界的严酷标签和孤立无援，一边是母亲夏夜里的儿歌、父亲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所带来的短暂欢愉和骄傲；一边是沉浸在数学世界里获得的确定性与成就感，一边是家庭内部那说不清、道不明，却沉沉压在心口的隐痛。
我就像一只小小的蜗牛，背负着那个时代和家庭赋予我的、过于沉重的壳，壳外是“地主成分”的冰冷标签，壳内是哥哥生病的阴影与父母无声的叹息。我只能缓慢而执拗地，在乡间那条布满尘土与石子的路上，爬行着。我看不清远方，只知道，不能停下来。那条路的尽头，或许有我拼命学习才能望见的一丝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