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巧遇“第一枪”的战场亲历者
资料征集到这一步,基本上就算大功告成了，一场战斗的几个要素，时间、地点、指挥员、战斗员、战况、战果，以及背景和意义，都有了，要件完整。
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一直没有找到战场亲历者，即直接参加战斗的人。
高志荣是这场战斗的决策者和组织者，但他并没有亲临战场，而是在离蒋家河口10里之外的银屏山临时团指挥所，因此还不算是战场亲历者。他对“第一枪”掌握，主要在宏观，微观详情是从下级汇报中得来一二，可能不全面，时间久了也可能记得不确切。而且高志荣1984年就因病去世，党史办也未来得及从他那里得到其他亲历者的线索。
另一位作者非非，他的真实身份没有得到考证，从他的文章风格和纯熟的文字水平来看，他不会是基层士兵，所以也就不会是战场亲历者。他应该是机关耍笔杆子的，采访过参加战斗的部分指战员，并作了艺术加工。
就在我们以为蒋家河口战斗就此画句号时，突然间，柳暗花明又一村。
2002年，中央电视台和国家档案馆联合制作了一部大型历史文献片《新四军》。摄制组循着当年新四军的足迹，跑遍大江南北，他们在巢湖录制了两组镜头，一组是蒋家河口战斗遗址，另一组是改造大刀会的银屏山区。由于我当时作为党史研究室主任全程参与了摄制组的在巢工作，并在片中有一个介绍大刀会概况的镜头，片子在中央台播出时，该片的编导特地从北京打来电话，告诉我某日某时注意收看。当晚播出的内容是蒋家河口战斗，先是一段我已熟知的场景，接着镜头一转，到了上海，摄制组正在采访一位新四军老战士，荧屏上打出字幕：“杜蔚然——蒋家河口战斗亲历者”。
我瞬间愣然，惊异，惊奇，惊喜！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查找那次战斗的亲历者，却始终毫无头绪。感谢神通广大的中央台记者，帮我们找到了这座含金量极高的“金矿”，这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没有犹豫，直奔上海。在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工作人员的引领下，我们在一座不起眼的楼房上的一套狭小的居室内，见到了时年90岁的老战士杜蔚然（离休前在上海公安部门工作）。老人身材壮硕，腰板挺直，个头不下一米八五，说话时瞪大两眼盯着你，嗓门出奇地大，引得小客厅不时传出嗡嗡的回声。
得知我们的来意后，杜老首先纠正了高志荣文章中的一个错误。他说，多年前，他和老首长高志荣、黄仁庭（二营营长）曾在上海聚会过一次。那次见面，他对高志荣说：“老首长，你那文章写错了，战斗是六连打的，不是四连。”高志荣说：“对呀，就是你在的那个连。”如此说来，这个纠正，也得到了高志荣本人的认可。
杜老说，他当时是六连一排的排长，同时也是机枪手。我一听，有戏，非非文章中的那个“大个子机枪手”，应该就是他了。但文章中的那个机枪手姓张，他姓杜，这又对不上号，可能是非非记错了，眼前的杜老，和那个“大个子机枪手”，倒是有很高的锲合度。
杜老所谈的蒋家河口战斗，多出了战前和战后两个新的故事情节，战斗的过程也和前人所述大不相同。以下是老战士杜蔚然讲述的蒋家河口战斗——
部队进入伏击阵地时，除各人佩带的枪支弹药外，另外还挑了几大箩筐手榴弹，每个战士身边都分放了一小堆。这些手榴弹，是川军弟兄们给的。
当时我们的队伍从皖西向东推进，在银屏山一带碰上了一队从南京方向撤下来的川军。见共产党的队伍还在向前冲，川军弟兄们都竖起了大拇指。一位川军老兵拍着一个新四军战士的肩膀说：“兄弟，没别的说，这几颗手榴弹就丢给你吧。”说着把身上的4颗手榴弹解了下来。谁知这个头一带，越发不可收拾，其他川军弟兄都把手榴弹送了过来。他们的长官看到后也不阻止，也许他们心里明白，这里离家乡还路途遥远，这些手榴弹带在身上也是个累赘，送给上前线的友军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5月12日上午8时左右，两艘机帆船从巢城方向如期而至。鬼子的船在河口西侧的裕溪河边停靠，这边河埂上就是六连埋伏的阵地。20几个鬼子哇喇哇喇地正准备上岸，指挥战斗的团侦察参谋郭思进一声令下，手榴弹像飞蝗一样砸了下去。
原计划在这第一波手榴弹攻击之后，再用机枪、步枪扫射，谁知这批鬼子不经打（其实是几百颗手榴弹的威力过于强大——作者注），手榴弹硝烟未尽，鬼子已全部倒毙在河水之中。第二波攻击就此减免，杜蔚然的机枪没能发威，埋伏在河口东侧的团侦察队，也没捞到杀敌的机会。
战斗结束后，一样战利品都没看到，敌人的武器全都落在水中。这时，躲在河埂后边观战的附近村庄的一伙年轻人，欢呼着爬上河埂，又一个个跃入水中，不一会捞上来10几支三八大盖和一面日军军旗。（河底捞枪不易，这大概就是消灭20几个鬼子却只缴获10几支步枪的原因——作者注）。为了奖赏这些年轻人，部队给他们每人发了几块大洋。
具有戏剧性的一笔是，“东进第一枪”还真是只打了一枪。那一枪，是指挥员郭思进发布攻击命令时开出的一枪。战斗，是靠手榴弹解决的。
老战士杜蔚然作为蒋家河口战斗的亲历者，他所讲的故事，情节出人意料，却又合情合理。到目前为止，这是“东进第一枪”的最新最具权威性的版本。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