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独创性与真情流露
李商隐的文学思想，在晚唐文坛上能够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他对古文运动后学的流弊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其《上崔华州书》就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对于当时古文家“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学习道艺一定要合于古人，作文一定要有师承的方法）的说法，他极为反感。
他反驳说“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
既不惟古，道艺不是只有像周公、孔子这样的人才具有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可以具有。
这与他《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所说“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是同一意思。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商隐所具有的敢于质疑的精神。即他认为不能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正因他不满于传统思想偏见的束缚，思想较为解放，所以主张文学创作应该有独创性。
所谓“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就是作文应该直抒胸臆，有感而发，不必拘泥于道艺的今古，不能拾人牙慧、人云亦云。
所谓“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就是不走复古老路，不说陈词滥调，不怕揭露现实。
这样的文学主张，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2.定夫众制，不拘一格
在诗歌理论方面，李商隐主张兼通众制，反对拘于一格。
《献侍郎巨鹿公启》说“我朝以来，此道尤甚。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
即新人学作文都偏于一种风格，能够兼善的人非常少。或是描写隐逸山林，作品陷于寂寞枯槁；或是描写歌儿舞女，陷于肤浅艳逸；或是学习李杜，作品中多是对现实的揭露和批评；或是效法沈佺期、宋之问，作品风格绮靡婉丽。
他不同意一概否定六朝文学的主张，对沈约、庾信等六朝作家也不乏赞美之词，并进一步认为只有“秉无私之尺刀，”（评判的标准不唯一，不主观）才能“定夫众制”。
这种转益多师的态度，与杜甫《戏为六绝句》的意见相近。
3.李义山的小故事
李商隐能够在文学上取得突出成就，与他的生长环境和经历密切相关。
他有几位良师益友！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人这一生，能够遇见贵人，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
参考文献：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百度李商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