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 坊
粉坊在村南的土崖下，靠着一条早已干涸的季节河沟。三间低矮的土屋，墙皮被多年的水汽和煤烟熏得黑黄驳杂，像一块用旧了的抹布。屋顶苦的麦秸，早失了金黄的颜色，变成一种沉郁的灰黑，厚厚的，有些地方凹陷下去，长着几茎倔强的枯草，在风里微微抖着。
这里是做粉条的地方。一进冬月，空气里便飘起一股特有的、复杂的味道。先是红薯被洗净后湿漉漉的土腥气，接着是淀粉沉淀时那微甜的、类似乳汁的气味，最后，是粉条在开水锅里翻滚后捞起、在冷风中迅速凝结时散发出的、一种极其清淡又极其顽固的粮食的芬芳。这气味丝丝缕缕，钻进人的衣服纤维里，好些天都散不掉。
粉坊的主事是老崔。他五十多岁，精瘦，脸上的皱纹又深又硬，像是用刀刻在颧骨上。他话极少，从早到晚，大多时候只听见他简短的指令：“火。”“水。”“捞。”声音沙哑，干涩，像两块粗粝的石头在摩擦。他整日系着一条辨不出本色的帆布围裙，上面糊满了淀粉浆子，硬邦邦的，一动就哗啦响。他的双手总沾着湿淀粉，指缝里是白的，手背的裂口里也是白的，那白色嵌在皮肤深黑的底色里，格外刺眼。
做粉条是流水般的活计，一环扣着一环，慢不得，也急不得。第一步是洗薯。成筐的红薯倒进水泥池里，几个壮劳力用木耙子反复搅动、淘洗。冬天的水冰得扎骨，他们的手很快通红，冒着丝丝白气。洗净的红薯被倒进粉碎机，机器“隆隆”地吼起来，将薯块打成灰白色的稠浆。这浆子流进一个个巨大的、吊在房梁下的白布包袱里，下面是埋了半截在地里的大缸。包袱晃荡着，晃荡着，乳白色的浆液淅淅沥沥地滤下去，包袱里剩下的，是粗糙的薯渣。那浆液在缸里静静待上一夜，第二天，缸底便沉了厚厚一层雪白的湿淀粉，上面是黄褐色的酸水，要一瓢一瓢小心地舀出去。这时的淀粉，还不能用，得挖出来，掰成块，在通风的架子上晾，晾到半干，敲起来“梆梆”响，才算成了“粉芡”。
最要紧的，是“漏粉”。这是老崔的绝活，别人插不上手。一口特大的铁锅支在灶上，锅里的水永远保持着将沸未沸的状态，水面平静，只边缘微微漾着细密的波纹。灶膛里的火是麦秸火，要匀，要文，不能忽大忽小。老崔站在锅台边的高凳上，左手托着一个黄铜漏瓢，瓢底有许多均匀的细孔。右手握拳，不轻不重地、有节奏地捶打左臂的腕子。那漏瓢便在他手中颤动，瓢里调好的、稀稠恰到好处的粉芡糊，便化做千百根银线，从细孔中绵绵不绝地垂落，笔直地钻进那微滚的水里。一入水，透明的芡糊立刻变成半透明的、柔韧的粉条，像被施了魔法。锅台另一边，有人用长竹筷，迅速将熟了的粉条捞起，穿过一盆冷水，然后手腕一抖，那粉条便听话地挂在一旁的竹竿上，一挂，又一挂，渐渐沥沥地滴着水，在满屋蒸腾的白汽里，闪着润泽的、象牙般的光。
老崔捶瓢的节奏，便是粉坊的脉搏。“咚、咚、咚”，不疾不徐，带着一种古老的韵律。他的眼睛不怎么看漏瓢，而是眯着，望着锅里的水面，仿佛所有的奥妙都在那水纹的细微变化里。他的手臂稳得像铁铸的，只有腕部在极细微地、精确地抖动。粉丝垂落的线条，细、匀、不断，全凭这一抖的分寸。谁要是夸他手艺好，他只从鼻子里“嗯”一声，眼皮都不抬。有一次，他风寒发热，胳膊抖不稳，漏出的粉条时粗时细，还断了几回。他一声不吭，从高凳上下来，把漏瓢交给他的大徒弟。徒弟战战兢兢上去，没捶几下，粉条便乱成一团，糊在锅里。老崔倚着门框看，脸色灰败，半晌，哑着嗓子说了那天最长的一句话：“火候差了，芡也懈了。停了吧。”那天，粉坊便歇了工。
粉坊里热气蒸腾，温暖如春，与外头的冰天雪地是两个世界。因此，这里也成了冬天里人们爱凑的热闹处。闲下来的老汉，会揣着手，蹲在墙角，看那永无止境般的漏粉过程，一看就是半天。女人们来，有时是借口看粉条，实则是借个暖和，纳着鞋底，扯些闲话。孩子们更是在大人的腿缝里钻来钻去，眼睛盯着那刚出锅、还软塌塌的粉条，盼着能得到一小截，顾不得烫，塞进嘴里，烫得直吸气，那滑溜溜、热乎乎的口感，便是童年冬天里难得的零嘴滋味。老崔并不驱赶他们，只是偶尔，当孩子们玩闹得快要碰到晾粉的竹竿时，他才撩起眼皮，目光如冷电般扫过去，孩子们便立刻噤声，缩着脖子溜开。
粉条晾在坊外的空场上，一排排竹竿架起来，上面挂满了银丝瀑布。北风一吹，很快冻得硬邦邦的，互相碰撞，发出清脆的、冰凌似的声响。等晒得干透了，收下来，捆扎成一把把，整齐，挺括，透着粮食制品特有的朴素而高贵的光泽。这些粉条，一部分交到队上，一部分留给各家，是过年炖肉、熬菜不可或缺的珍品。谁家闺女出嫁，陪送里也总要塞上几把上好的粉条，寓意着日子“长长远远，顺顺溜溜”。
大徒弟叫根生，跟了老崔七八年，是最有希望接下这漏粉瓢的人。他年轻，有力气，肯学，但老崔似乎总不满意。调芡时，老崔会说：“水多了。”捶瓢时，老崔会皱眉：“劲儿使横了。”根生闷头听着，一遍遍重来。他的手艺在肉眼可见地进步，漏出的粉条也渐渐匀细，但老崔从不夸一句。有时夜深了，人都散了，坊里只剩他们师徒。灶膛里的余烬闪着暗红的光，映着老崔沟壑纵横的脸。他会忽然开口，说些根生听不懂的话：“这粉，是有筋骨的。红薯是土里长的，粉就是土的筋骨。你手里的劲儿，不是你的劲儿，是地气透过红薯，传到你手上的劲儿。你得顺着它，不能拗着。”根生听得云里雾里，只能点头。
后来，土地分了，队上的粉坊也散了。那三间土屋归了老崔，但做粉条的家什，有些是公家的，被拉走了。老崔没说什么，自己掏钱，置办了一套简单的器具。规模小了许多，但他还是年年做粉。只是来买粉条的人，渐渐少了。镇上有了机械化生产的粉条，更白，更整齐，价钱也便宜。村里年轻一代，也觉得老崔这手工粉条“土气”，不如买来的好看。只有一些老人，还固执地认准老崔的粉条，说吃起来“有红薯味，耐煮，不糊汤”。
老崔老了，背驼得厉害。漏粉时，站不久了，捶瓢的手臂，也开始微微发颤。他让根生接手了主要的活计，自己则坐在灶膛前，默默地添着麦秸，控制着火候。火光在他脸上跳跃，那上面的皱纹，像是被岁月这口大锅煮过、晾干了的粉条，曲折，坚韧，没了水分。根生漏粉时，他偶尔会抬起眼皮，望上一眼，又很快垂下。根生漏出的粉条，已经很不错了，但老崔看着，总觉得那垂落的线条里，少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呢？他也说不上来。也许是少了当年那蒸腾满屋、几乎令人窒息的人气，少了墙角那些嗡嗡的闲话，少了孩子们眼巴巴的渴望，也少了那股子为了整个村子准备年货的、沉甸甸的、公共的期盼。
粉坊越发冷清了。干涸的河沟对岸，盖起了红砖房，响起了拖拉机和摩托车的噪音。那声音尖锐，生硬，轻易地就穿透了粉坊低矮的土墙，盖过了锅里水波的微响和捶瓢的咚咚声。老崔有时会停下手里添加柴禾的动作，侧耳听听外面的声响，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然后，又慢慢地，把一根麦秸送进灶膛。
根生终究还是走了。他娶了媳妇，媳妇嫌粉坊脏、累、不挣钱，撺掇他跟人去城里建筑工地干活。根生走前，来粉坊坐了很久，嗫嚅着，不知怎么开口。老崔正在捆扎最后一批晒干的粉条，手法依旧利落。他听着根生结结巴巴的话，手里的活儿没停，只是“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根生走后，老崔一个人，对着空荡荡的粉坊，坐了一夜。灶是冷的，锅是冷的，那些铜瓢、木架、竹竿，都在从窗纸破洞透进来的月光下，泛着清冷的、死寂的光。
老崔再也没有收徒。他一个人，还是每年做一点粉条，数量少到只够自己吃和送送老伙计。三间土屋越来越破败，有一年暴雨，后墙塌了一角。他也没有认真修，只是用些树枝和塑料布堵了堵。他更老了，漏粉的力气也没有了，便只做最后一步：把买来的、机器做的干粉条，在自己那口老锅里，按照古法，用极其文火的水“醒”一道，再捞起晾干。他说这样“能找回一点筋道”。但吃过的人说，和从前到底是不一样了。
去年深秋，我回村，听说老崔快不行了。我去看他。他躺在里屋的土炕上，炕席破旧，屋子有股老人和旧物混合的沉闷气味。他瘦得脱了形，但眼睛却异常地亮。看见我，他动了动手指，示意我坐下。我们都没说话。寂静中，我忽然听到一种极轻微的、持续不断的“沙沙”声。我循声望去，只见炕对面旧桌子的抽屉缝里，漏出些许白色的粉末，正缓缓飘落。那大概是多年前残存的、最后的粉芡，在干燥的秋季空气里，正进行着无比缓慢的、最后的逃逸与消散。
老崔的眼睛，也正望着那缕微不足道的白烟。他的嘴唇翕动了一下，我以为他要说什么，但他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那异常清亮的眼神，渐渐黯淡下去，仿佛那里面最后一点与粉坊、与那绵长银丝相关的精神气，也随着那缕白烟，一同飘散在昏暗的斗室中了。
老崔走了。他那三间快要坍塌的粉坊，在一个风雨夜后，终于彻底趴下了，成了一堆分不清彼此的黑黄土块、朽木和碎瓦。只有那口巨大的铁锅，因为太沉，还半埋在那里，锅底朝天，积了半锅浑浊的雨水，水面上漂着落叶和虫尸。曾经弥漫整个冬月的、那复杂而温暖的粉条气息，早已被风吹得干干净净，一丝痕迹也没留下。路过的人，偶尔会朝那废墟瞥上一眼，脚步却丝毫不停，走向村外那条宽阔的、通往更热闹远方的水泥路。只有一些极老的、牙齿掉光了的老人，在喝着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汤时，会忽然停下筷子，咂咂嘴，含糊地嘟囔一句：“这汤里，要是能有根老崔那样的粉条，就好了。” 话一出口，便被窗外的车声、风声，吹得无影无踪，连他自己，也很快忘记了说过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