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日，“接树堂信，问日来静坐工夫，愧悚不能对。。。。。。走树堂处，与之久谈。树堂送我出门，嘱曰：‘须静坐，坐得有些端倪时，觉万事俱不如静坐也。’真说得亲切有味。”“夜翻阅《黄山谷集》，涉猎，可耻。灭灯，静坐一时，略得力。然心有私著，无著则静矣，抑亦诚矣。”最近老友冯树堂在极力劝说曾氏‘静坐’，曾氏大概是听进去了，时常练习。
二十日，“早起，焚香静坐半时。”他又在练习静坐。
廿三日，“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得一过，所谓‘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都只能知，不能行，写记此册，欲谁欺乎？此后直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务求息息静极，使此生意不息，庶可补救万一。慎之，勉之！”从十月一日到现在是53天，曾氏还在不停地反省自己总是做不到日记里的自我批判。可见真要做到知行合一对于此时的曾氏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好处是他没有因为未见成效而放弃自我反省。这才是他身上真正难得的品性。
二十四日，“走艮峰前辈处，送日课册，求其箴砭。见其整肃而和，知其日新不已也。而余内不甚愧愤，何麻木不仁至是！”可以看出曾氏是非常敬重这位倭仁前辈的。不过，现在我们知道，倭仁后来成了极其保守的顽固派，一味地排斥西学，固步自封。可见曾国藩日后的成功绝不取决于他每日在道德上的反省。反省要起作用的前提是不能局限在一个固定的思维框架下绕圈圈，只有在一种螺旋上升的开放系统下才可能导向更高的人生阶梯。说到开放的重要性，不禁让我对目前闭塞的科研环境颇为忧虑。
11月日记读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