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观义219：定公六年·一场权力游戏的千年警示
定公五年，将鲁昭公驱逐出国境的鲁国执政大夫季孙意如去世。
孔子预言鲁三家大夫的命运——“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鲁国的爵禄之权自国君手中失去，已经有五代了。鲁国的政事掌握在大夫之手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必将衰微下去了。孔子所讲的“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指的是鲁宣公、鲁成公、鲁襄公、鲁昭公、鲁定公五任鲁国国君。“四世”指的是季孙文子、武子、平子、桓子四代人。
孔子之所以作出上述预言，自有他的依据。《论语·季氏篇》中，老人家讲：“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意思是说，礼乐征伐这一类的大事，是不应该为站位太低的人所左右的。这个权力，最好牢牢握在天子手中。一旦天下无道，让诸侯实际掌握“礼乐征伐”之权，十代之内一定会显出弊端来。以此类推，如果是大夫，祸端的出现不会超过五代。如果是家臣，祸端的出现不会超过三代。
最后，孔子特别强调：“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政令自大夫出，庶人干预政令，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天下无道的乱世。
孔子这番议论，有一个前提，那便是名实相副。天子不是坐在某个位置上的在上位者，而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人。所谓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乃是指礼乐征伐这一类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政令，应该自以天下苍生为念的天子那里发出。以此类推，诸侯指的是以邦国兴衰、国民安康为念的人，大夫指的是以职分职守、家族兴衰为念的人，陪臣则是为一家、一主利益着想的人。
今天我们讲“屁股决定脑袋”，所处的位置不同，决定了视野、胸襟与志向的不同。定公六年，季氏的家臣阳虎的势力已经大到可以操控主子季氏，甚至操控鲁国的程度。诚如孔子所言——“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鲁定公以下，至鲁哀公，不过三四十年的光景，《春秋》便绝笔了。其间阳虎固然罪责难逃，季氏为首的鲁三桓，鲁宣公以来的历代鲁国国君，谁不该对鲁国的历史走向负难以推卸的责任呢？
（一）原文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郑游速率师灭许，以许男斯归。二月，公侵郑。公至自侵郑。夏，季孙斯、仲孙何忌如晋。秋，晋人执宋行人乐祁犁。冬，城中城。季孙斯、仲孙忌率师围郓。
（二）白话试译
定公六年春，周历正月癸亥日，郑国大夫游速率领军队灭亡了许国，俘虏许国国君斯回到郑国。二月，鲁定公侵伐郑国。当年夏，鲁大夫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这一年秋，晋国抓捕了宋国使者乐祁犁。这一年冬，鲁国修筑中城。鲁大夫季孙斯、仲孙忌率领军队包围了郓城。
（三）观义
定公六年春，周历正月癸亥日，郑国大夫游速率领军队灭亡了许国，俘虏了许国国君斯，把他押送回郑国。正所谓“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在吴国的强大军事攻势下，楚国节节败退。许国作为依靠楚国护佑的小国，意识到危机后于定公三年迁往容城。即便如此，仍然没有躲过来自郑国的报复。邦国也好，作为个体的人也好，最好是自力更生，走自立自强的路。否则不仅要“大哥能撑腰”，最好还得是“大哥不会倒”。
二月，鲁定公侵伐郑国。纵观整部《春秋》，郑、鲁之间，鲁国一向是被欺负的那个。定公六年前后，诸侯国大夫当政，甚至“陪臣执国命”的怪象频繁出现。郑国、鲁国概莫能外，郑国大夫作妖，鲁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季氏家臣阳虎已经发展到可以整合境内外势力，操控鲁三家命运的程度。此次鲁定公侵伐郑国，明显有阳虎为乱的影子在。
当年夏，鲁大夫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事出反常必有妖，鲁国同时派出两位大夫到晋国行朝见之礼，也是极为反常的现象。《左传》指出，季孙斯前往晋国是献俘——奉上侵郑之战中抓获的俘虏和战利品，仲孙何忌也就是孟懿子则是为了向晋国夫人送礼。阳虎作为季氏的家臣，其“功绩”已经大到鲁三家无法封赏的程度，到了需要仲孙何忌专程到晋国为其求取禄位的程度。
这一年秋，晋国抓捕了宋国使者乐祁犁。乐祁犁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在宋国再怎么奋斗都难以为家族争得更高的荣誉了，索性出奇言、行极端，以宋国使者身份到晋国行险棋，通过有意冒犯范献子的方式，过了一把“烈士”的瘾。他的这一“舍己”之行，为自己儿孙在宋国的发展赢得了光明的前景。
这一年冬，鲁国修筑中城。鲁大夫季孙斯、仲孙忌率领军队包围了郓城。
鲁昭公逃亡齐国期间，齐景公帮他夺取了郓城的所有权。逃亡期间，鲁昭公有相当长的时期住在郓城。后来，季孙斯的老爹季孙意如鼓动郓城百姓叛逃，郓城在鲁、齐之间反复易手。定公六年冬，季孙斯和仲孙何忌对郓城的包围，多少有些挑衅齐景公的意味在。
所谓“恶人自有恶人魔”，鲁三家在窃取鲁国国君公权力的同时，季氏的家臣阳虎也在依样画葫芦，试着操控自己的主子——季氏。鲁昭公当年的命运，何尝不是未来季氏的命运呢？只是在这样的权力倾轧中，邦国利益和国君安危成了这帮人无暇顾及的无谓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