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科举的必要前提是对其有全面的认识， 而将科举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中来认识则更能有助于给出客观、 公允的评价结果。 因此， 我们有必要对于科举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

科举是中国及部分东亚国家在古代设科考试， 选拔知识分子任官的制度。“科举” 一词中的“科” 指是考试科目， “举” 是选拔的意思， 这两个关键要素联系起来，“科举” 就是通过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 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 即从隋代设立进士科之后以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 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 即从西汉已开始出现的分科目制诏策试或察举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 不过， 在广义的科举阶段， 选取人才总的说来还是以推荐举送为主， 以考试为辅， 因此， 我们还是将察举制称为科举制的前身， 而一般使用狭义的即严格意义的科举概念。

科举的科目有什么呢？ 比如唐代有秀才科、 进士科、 明经科、 明书科、 明法科、 明算科等科目， 宋代还有经义进士科、 诗赋进士科。 到元代， 所有的科目被简化为一个科目——进士科， 这样， 到元代科举就完全特指进士科了。 进士科在明清时期得到沿用， 并且被视为科举的代名词， 明清时期说参加科举考试， 直接就说是考进士。 因此， 我们现在一般说科举实际上是指进士科举。

科举创立于隋代大业元年， 也就是公元605 年。 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 也就是公元 1905 年 9 月 2 日宣布停废， 科举正好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 1300年之久。 科举作为一种考试制度， 能延续上千年是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科举之所以会在隋代出现， 它并不是凭空而降的， 更不是隋炀帝突发奇想的结果， 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夏商周时期， 即有统治者层层选拔官员制度的记载，其中《礼记•王制》 的记载最为详细：“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 而升诸司马， 曰进士。” 这是有关科举制度渊源的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 不管其记载的真实性如何， 至少这是最早出现“进士” 名目的中国史籍， 而隋代设立进士科的古本依据便是《礼记•王制》 的这段记载。

夏商周时期到底怎么选拔贤能之士的呢？ 夏商周的官员选拔主要是靠世卿世禄。 世卿世禄， 从字面意思来解释， 世卿就是世世代代都是公卿或者贵族， 世禄就是世世代代享受俸禄。 享受世卿世禄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是享受这一待遇的唯一标准。 比如一个人是王公， 那么他的儿子、 孙子、 曾孙等等都可以做官， 可以享受朝廷的俸禄。

但是， 在世卿世禄制度下， 少数的贤明统治者也可能把某些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又非常有才干的人选拔出来， 并且让他们担任极为重要的官职。 比如小说《封神演义》 中塑造了一个几乎是全能的姜子牙， 历史上也确有其人， 他是周文王选拔出来的一个难得的人才。 姜子牙年轻的时候， 并不是小说中描写的是去昆仑山学道， 而是以杀牛为生。 后来年龄大， 不能再杀牛了， 就开了一个小饭馆，自己当了一个小老板， 但他经营无方， 不但没有发财， 反而穷困潦倒， 只好以钓鱼为生。 我们平时所说的“姜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好像姜子牙并不希望真的把鱼钓上来。 但是， 他以钓鱼为生， 如果钓不到鱼， 他就无法维持生计了。 因此，愿者上钩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无论古代河里的鱼怎么丰富， 要靠钓鱼来维持生计， 很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正当姜子牙为生计发愁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贵人， 就是周文王。 周文王在一次打猎的时候， 在河边遇到了姜子牙， 他们俩坐在一起闲聊， 姜子牙也不知道这个人是文王， 他是一顿乱侃， 文王发现这个钓鱼的老头居然这么有才， 于是决定请他去辅佐自己。 尽管这个时候的周国只是殷商的一个小国， 但听到这个人居然是周文王， 而且还要自己去做大事， 姜子牙心里没底就想推辞， 他说： “我都已经是快进棺材的人了， 文不能安邦， 武不能定国， 我恐怕要辜负你的好意了。”文王不管， 觉得他看中的人不会错， 再三邀请， 于是姜子牙也就半推半就地答应了下来， 扔掉了赖以维持生计的钓鱼竿， 去了西周，成为了西周的相国， 后来帮助周灭了殷商王朝。 然而， 周文王并没有将这种选拔贤能之士的做法发展成制度，仅仅只是他个人的行为。

到春秋战国时期， 参与争霸的诸侯竞相起用新兴的“士” 阶层处理国事，“举贤才” 的观念也开始广为流布， 世卿世禄的世袭体制开始松动。 齐桓公敢于破格用“士”， 大胆任用自己的仇敌管仲主持国政。 管仲原来跟随齐桓公的兄长公子纠， 在兄弟二人争夺齐国国君的角逐中， 他曾率兵狙击桓公， 一箭射中桓公的带钩， 桓公装死才骗过管仲， 并抢先做了国君。 这时， 桓公打算让辅佐自己多年的鲍叔牙为宰相， 鲍叔牙则程垦地推荐管夷吾担任。 为了能早日成为霸主， 齐桓公决定不计前嫌， 任命管仲为相国， 并且非常诚恳地对管仲说：“寡人有很多缺点，比如喜欢游猎， 又贪恋女色， 但寡人又非常想要建立霸业。 寡人当然知道， 要达到这一目标啊， 靠寡人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请您来当相国， 这事儿就全靠您了。”管仲看到齐桓公这么坦诚， 也很感动， 他对齐桓公说： “您说的那些都是无关痛痒的小事， 根本就不会影响到您实现霸业。” 听到这个话， 齐桓公非常高兴， 他想着自己的这些不良嗜好居然不会影响到建立霸业， 那么他内心盘算： “一方面我的这些不良嗜好可以继续保留， 另一方面， 我还可以成为霸主， 真是两不耽误啊”。 他接着问： “您认为什么才是影响建立霸业的关键呢？ ” 管仲说： “有四个因素： 第一， 不知道贤能， 也就是说不能判断谁是有才能的人； 第二， 知道有贤能的人， 但你不重用他； 第三， 虽然重用贤能的人， 但不信任他。 第四， 小人和贤能的人并用。” 齐桓公明白管仲的意思， 他知道管仲是需要得到他的充分信任。齐桓公对管仲放权， 充分信任他。 在管仲的治理下， 齐国成为“春秋五霸” 的第一个霸主国。 所谓春秋五霸就是指齐桓公、 宋襄公、 晋文公、 秦穆公和楚庄王。与西周一样， 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选拔仍然是统治者的个别行为， 并没有形成严格的、 规范的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诸多思想家提出关于贤能治国的真知灼见， “学而优则仕” 是孔子学说中的重要主张之一。“学” 指学习， 即受教育， “优” 是指有余力。“仕” 即做官， 也就是学习有余力者便去做官。 至汉代，“优”演变成优秀的意思， “学而优则仕” 的意思也就演变为读书优秀就可以做官， 这种读书做官论的标准在于学识之优劣， 而不在于出身高贵与否， 有助于打破世袭贵族体制， 他们主张人们生来具有为官或为民的各种可能， 国君必须任用贤才来治理国家。 这种贤能治国说或精英统治理论为公开考试、 公平竞争、 择优选任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出现奠立了理论基础， 也是科举制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 科举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土壤中， 将读书与做官通过考试链接起来， 以实现儒家的“修身、齐家、 治国、 平天下” 的理想。

汉代建立之后，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就懂得文治武功是相辅相成的， 除了在军事上拓展边关、 巩固西域边陲之外， 在制度创设上也具有汉族先民敢作敢为的豪迈气魄， 构想了一些立国的宏规， 而察举制度便是汉代统治者在人才选拔和官制建设方面开创了中国文明史的新纪元。

顾名思义， 所谓察举的“察” 是考察， “举” 是举荐， 察度是由地方官察访人才、 举荐给朝廷的制度， 察举的核心是推荐。 虽然察举制度后来也逐渐采用考试， 但这种考试是水平考试， 并非竞争性考试， 这也就是说考试仅仅是考核考生是否合格， 推荐仍然是选拔的前提。 建元元年（前 140） 正月， 汉武帝即位。 当年十月， 武帝便诏举贤良之士前后多达数百人，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当时担任博士的董仲舒。 武帝在阅览董仲舒的对策以后非常赏识他， 于是破例再出一道策问令其对答。 董仲舒在第三道对策中， 为儒学振臂高呼，“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皆绝其道， 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 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正是这次呼吁， 让“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 由此发端， 中国社会发展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儒学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从此建立起来。

除董仲舒之外， 察举制度还选拔了大量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如《史记》 的作者司马迁， 以治《春秋》 闻名的公孙弘， 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流传至今的大才子司马相如， 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东方朔， 出使西域的张骞、 苏武， 打击匈奴的军事家卫青、 霍去病等。

然而， 察举制度依据的主要标准是读书人的道德水平和文学才华， 而这两个方面都是很难用相对客观的、 可操作的指标来衡量的。 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基本是通过他的言行表现出来， 而言行又不一定是其道德品德的真实反映。 道德品质可以成为做官、 谋取功名利禄的条件的时候， 言不由衷、矫言饰行的比例会明显上升。 历史上确实是有这样的人， 据《后汉书》 卷六十六《陈王列传》 记载， 陈蕃在担任乐安太守的时候， 有人向他举荐赵宣是个大孝子， 说他住在父母坟墓的墓道里， 为父母守墓长达二十余年， 远远超过了古代守孝三年的时间， 因此请求陈蕃向朝廷推荐他做官。 但是， 陈蕃通过调查发现， 赵宣在守墓期间居然生了五个孩子。 按古代的孝道， 守孝期间是不可过夫妻生活的， 赵宣明显是为了获得推荐而弄虚作假， 因此陈蕃以“诳时惑众，诬污鬼神” 2的罪名将其惩处。

其实， 到东汉末期， 弄虚作假并不止赵宣一个人， 赵宣之所以会受到惩罚，与他遇到陈蕃有直接关联的。 然而， 有的被推荐者， 通过弄虚作假还真正实现了自己被推荐做官的企图。 东汉有个许荆的人， 想让两个弟弟也成名， 在父母死了以后， 他将家产一分为三， 自己挑选其中“肥田广宅奴婢强者” 那一份， 也就是说， 自己把最好的东西全部霸占了， 而他的两个弟弟不但拿的少得可怜， 而且都是贫瘠的土地， 羸弱的奴仆， 但是他的这两个弟弟毫无怨言。 看到这种场景， 分家产的见证人都十分感动， 交口称赞这两位弟弟， 说他们懂得孝悌， 对兄长真的非常尊敬， 能够宽容哥哥的这种无理做法。 两个弟弟的声名大振， 他们因此被推荐做官了。

等两个弟弟在自己各自的岗位上站稳了脚跟之后， 许武又召集亲族和有名望的同乡， 他拉着两个弟弟的手， 痛哭流涕地说： “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 二弟年长， 未预荣禄， 所以求得分财， 自取大讥。”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这个当哥哥的真的不是人， 为了让你们两个人出名， 然后得到推荐做官， 我是故意多分了家产， 让自己身败名裂。 然后， 许武又当着大家的面说， 不过， 当年分家时我得到的那份家产， 经过苦心经营， 已经比以前增加了三倍多。 为了弥补以前的过错，我现在决定将这些家产全部给两个弟弟， 自己分文不留， 请大家做个见证人。 在场的人觉得许武不但知错 ， 而且还能改正， 是真君子， 他的名声远扬。 真的就如许武所预想的， 这种好名声让他又被地方官推荐上去， 最终由朝廷任命做了官。

为消除察举选材缺乏客观标准的弊端， 考试在察举选材中日渐受到重视， 东汉末年， 征南将军王昶提出说： “欲用考试， 考试犹准绳也， 未有舍准绳而意正曲直， 废黜陟而空论能否也。”

在王昶看来， 考试就像能够精确衡量物体长短曲直的尺度一样， 具有客观性和公平性。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考试作用的准确论述， 在中国考试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仅在思想领域对考试越来越重视， 而且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以推荐为核心的察举制度也在发生变化， 其选才的标准已从以道德、 文学为主， 逐渐演变成以文化考试为主， 而且考试程序和相关的规定也日趋制度化、 严密化。 除此之外，到南北朝后期， 不经过各级官员的推荐而自由报考人数也在增加。 这些变化使得察举制度与后世的科举制度日渐接近。 只要打破士族政治造成的门第限制， 允许普通士人广泛自由报考， 那么便具备了后世科举的主要特征。 这也就是说， 科举制度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只是一个机遇问题了。

经历了西周的乡举里选、 春秋战国选贤与能、 汉代至魏晋南北朝的察举选才，中国选士制度已经走到了创世纪的前夜。 至隋代大业元年（605）， 进士科正式设立， 严格意义上的科举正式创立。 举全国之力开创大运河的隋炀帝， 又开了一条中下层知识分子通往权力中枢的新路， 虽然在隋代这仅仅只是一条水流平缓的小溪， 也许隋炀帝自己从未想过， 后来却发展成为一条一望无际的仕进之大河。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创立科举重要性在隋代并未表现出来， 只是随着唐代以后科举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上影响日益加深， 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尽管如此， 隋炀帝能够在传统取士之外创设足以开启新局面的科举制度， 无论如何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隋炀帝在中国科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能被忽视。

我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狭义科举的两个主要特征， 一是， 允许考生自由报考，读书人只要提交自己的身份证明材料， 一般都能报考， 而不需要有达官贵人的推荐， 这就将帝制的政权向中下层知识分子彻底敞开了， 只要他们能通过科举考试，就有可能在政权中获得职位， 就有可能参与到政权的管理之中去。 二是， 在科举时代， 考生能不能考上， 关键就是考试成绩的高低， 而不是靠推荐， 因此宋代的大诗人陆游说科举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程文” 就是指考试写的文章， 也就是答卷， 陆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考生能不能被录取， 关取决于考生在考场中的答卷水平， 不管身份、 地位、 出身等， 只要答卷水平高， 就有可能被录取。 反之，就会名落孙山。 这两点是狭义科举的主要特征， 也是科举与察举的最重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