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从中专毕业后，我带着一纸文凭和满心的迷惘，回到了老家。那是一个静谧的南方村庄，炊烟如旧，田埂苍老。父亲托了些老关系，把我安置进村委会，成了一名包片干部。那年，我才十八岁，对“工作”二字既敬畏又懵懂，然而，那一年却成了我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起点。

记得最深的是三件事。

第一件，是收购公粮。

那时农村早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农田多半已荒废，村民们早就算明白了投入产出这笔账——种地不如出去打零工。于是“按粮交钱”成为了现实中不得不执行的折中办法。我挨家挨户走访，几乎每天都要应对村民复杂的表情和语气。有的苦笑，有的愤怒，有的则干脆连门都不让你进。一位大叔拍着桌子说：“我一年忙活到头，还不如我家小子在镇上扛包挣得多，你说我图啥？”那一刻，我无言以对，只能低头记下数据，默默走人。

第二件，是计划生育。

政策执行得极为严格，生了两个孩子，无论性别，几乎都必须结扎。如果是“超生”，那更是如临大敌。我至今不愿多谈那个夜晚，但它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那天傍晚，村委接到举报，说某户人家“超生潜逃”，上头指示我们当夜执行。我心知那家老哥老嫂多年守规矩，这一胎不过是个意外，却已无可回转。下班后，我悄悄绕过村口，敲响他们的后窗，小声说：“今天晚上，一听到机车声，就别犹豫，带着老婆往后山跑，棉被得是热的，否则我也救不了你。”

那晚，我的心跳得如鼓，坐在村口假装无事，等着队伍前来一起行动，一边盯着远处天色，一边听风吹草动。后来，老哥果真走脱了，但第二天镇政府就派人将他家厨房拆了，每次经过他家我五味杂陈，这难道就计划生育的想要结果吗？我想他也明白是谁在护着。多年后，我们在集市上偶遇，他身边牵着两个儿子，只朝我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第三件，是那种走村串户的日常。

我们每月都得下组入户，收公粮、核实户籍、普查农业，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日。但若是有“专项工作”到来——比如全国普查、乡级迎检，就能有一顿“聚餐”，大家能坐在一起，好好吃口肉。那时候，能吃顿肉，是件值得期待的小幸福。记得有位另一村包片干部强哥手艺了得，做的红烧肉酥烂入味，那香味至今都留在我记忆深处。多年后再回乡，却听说他在一次搬电线杆时头部受伤，不治离世。我站在他旧屋前，风吹过院墙的青藤，心中突然一痛——我竟未能给他献上一枝香。

这是我那年在村委做包片干部的碎片记忆，它不光是工作的纪实，更是人与人之间，在制度与情义之间微妙的挣扎与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