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显王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352年，《资治通鉴》记载的第二件大事，是诸侯联军围攻魏国的重镇襄陵。不过，《竹书纪年》里说，襄陵之围和桂陵之败发生在同一年，也就是周显王十六年，公元前353年。
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宋国政变，权臣司城子罕废君自立；二是韩昭侯去魏国访问。感觉这些事儿之间好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惜呀，就现有的史料来看，我们只能推测出一件事，那就是韩昭侯的这次造访直接影响了襄陵之围的结局。
韩昭侯去见魏惠王的时候，按理说这两位国君应该是平起平坐的，可韩昭侯却主动放低姿态，还带着韩国相国申不害，拿着一种叫珪的玉器去拜见魏惠王。这姿态，就像是把自己当成臣子，把魏惠王当成主君。这就让人挺纳闷的，韩昭侯为啥无缘无故地向魏惠王示弱呢？
其实，这是一计。《战国策》记载了多年后的一篇谏言，有人劝当时的韩国国君尊奉秦国，还拿韩昭侯这件事当例子。想当初，韩昭侯是一代明君，申不害是一代贤臣，韩国和魏国的实力也差不多，可为啥韩昭侯和申不害要主动向魏国示弱呢？既不是价值观出了问题，也不是没办法，而是申不害想出的计策。
申不害是这么想的：要是韩国向魏国示弱，认魏国当大哥，魏惠王肯定会骄傲起来。人一骄傲就容易忘乎所以，觉得其他诸侯也得像韩昭侯一样向自己称臣。
魏惠王一旦有了这种想法，肯定会到处打仗。战争多了，魏国的国力自然会被消耗，天下诸侯对魏国的怨恨也会增加，到时候他们就会转而支持我们韩国。这样一来，韩国表面上是屈居魏国之下，实际上却能比其他诸侯更厉害。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不比直接和魏国对抗强多了吗？
当然，这套逻辑也不是完全没毛病。秦国就是个反例，人家通过战争不断强大，越战越强。所以很难说战争就一定会消耗国力。而且，天下诸侯就算记恨魏国，也不一定就会支持韩国。但不管怎么说，这番话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在申不害的谋划下，韩昭侯主动向魏惠王示好示弱。
《孔丛子》也记载了这件事。说话的是孔子的后代孔斌，字子顺，他还当过魏国相国。当时韩国和魏国关系紧张，子顺就拿韩昭侯和申不害的外交策略，劝韩国国君和魏国和好。他觉得，韩昭侯是明君，申不害是贤臣，他们的外交策略很明智。现在的韩国比韩昭侯那时候更弱，魏国实力和以前差不多，秦国却比以前更强大了。要是韩国破坏了前代君主打下的睦邻友好关系，和魏国交恶，那弱小的韩国就得夹在两个强敌中间，这可不是什么好办法。
齐国和楚国虽说可能会帮韩国，但离得实在太远，很难及时赶来支援。可魏国和秦国的军队，那随时都能打进韩国。所以啊，搞外交可别舍近求远，还是别跟魏国闹矛盾啦。
子顺这番话还贡献了“舍近求远”这个成语呢。不过让人有点疑惑的是，他前面说的跟《战国策》里记载的差不多，可后面得出的结论却完全不同——不是劝韩国国君认秦国当老大，而是希望韩国和魏国重新恢复友好关系。
一直以来，好多学者都怀疑《孔丛子》是本伪书，就是因为里面有些内容跟其他书很像，感觉像是从别的材料里抄来改改又用的。这书到底是真是假很难弄清楚，多少有点让人起疑心，怪不得被冷落这么多年。
不管怎么说，在韩昭侯和魏惠王那时候，韩国和魏国确实有过一段可能比较短暂的友好时期。韩国主动示好，很可能就是申不害出的主意。不过呢，光嘴上说认大哥可不行，得拿出实际行动。韩国的投名状就是第二年帮魏惠王解了襄陵之围。
周显王十八年，也就是公元前351年，《资治通鉴》记载了三件大事：一是秦国的公孙鞅围攻魏国的固阳，固阳守军投降；二是魏国把刚占领的邯郸还给赵国，还和赵国在漳水结盟；三是韩昭侯任命申不害为韩国相国。
另外，《竹书纪年》还记了一件《资治通鉴》没提到的事：魏惠王靠着韩国军队在襄陵打败了诸侯联军。齐威王一看情况不妙，就通过楚国将军景舍约魏惠王见面，想要和解。魏惠王当然愿意啦，毕竟当时魏国主要的压力来自西边的秦国。
公孙鞅已经过了黄河，拿下了魏国故都安邑，又攻占了固阳。既然秦国是头号敌人，那就别到处树敌了，还是讲和吧。于是，魏国和齐国达成了和解，毕竟以前也没多大仇。不过，和赵国和解就难多了。当初魏国打下赵国首都邯郸，这差不多就是灭国之战，要和解就得拿出十足的诚意。魏惠王很干脆，把邯郸还给了赵国。确实，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和赵国和解。
而赵国这边也受到了秦国的威胁。《资治通鉴》没写，但《史记·赵世家》里说了，就在漳水结盟这一年，秦国攻打了赵国一个叫蔺的地方。
蔺也叫北蔺，《资治通鉴》在周烈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372年，有一条简单记载，说魏武侯时期的魏国在北蔺打败了赵国。北蔺大概在今天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偏西的地方，西边挨着黄河，当时是秦、魏、赵三国的交界地带，也是赵国西部边境的要塞。要是秦国攻打赵国，北蔺肯定首当其冲。
我实在想不明白，秦军为啥要去攻打北蔺。按理说，秦国打魏国挺顺手的，而且赵国刚跟魏国结了仇。这时候不去打魏国，反倒去打赵国，自己得两线作战不说，还可能让魏赵两国化解仇恨结成同盟。要是非要解释的话，可能是秦国士兵砍脑袋领赏的热情太高，魏国境内一时又没合适的地方可打，秦军主帅就只好就近找个地方打一仗，给大家个领赏的机会。这也是现在管理学里会碰到的问题，有时候为了保持士气，就得去做一些看着没啥必要的事儿。
现在我们很难确定秦国攻打北蔺时，赵国和魏国有没有和解。但不管怎样，赵国这一年应该已经感觉到秦国在虎视眈眈了。
《吕氏春秋》里讲了个挺有意思的故事。赵国有个叫唐尚的人，跟他资历差不多的人当了史官。朋友就觉得唐尚其实也想当史官，可他说：“我不是当不了史官，只是看不上这小职位。”朋友们都觉得他这话酸溜溜的。后来魏国围攻邯郸，唐尚主动要求去搞外交，几句话就让魏惠王撤了兵。这时候朋友们才相信，唐尚当初说的不是酸话。
这故事明显有点夸张，细节和《史记》《竹书纪年》也差得挺多。不过赵国确实需要个外交官来促成漳水之盟，唐尚可能就是合适的人选。赵国和魏国本来就都想和解，正好一拍即合。唐尚就算口才再好，也是赶上好时候了。换谁在这个位置都能立这功劳，难就难在有没有眼力见儿，能看准时机主动出击。
——出自《熊逸版资治通鉴》
这场持续三年的外交风云，最终以魏国战略收缩、三晋格局重塑告终。申不害的“示弱战略”虽没能复制秦国“越战越强”的奇迹，却给后世留下了深刻启示：在国际政治的“囚徒困境”中，强者未必一直强，弱者也未必一直弱，关键在于能否把地缘劣势转化为战略主动。就像《孙膑兵法》里说的“形格势禁”，真正的战略家不会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善于在动态博弈中创造有利态势。当我们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看到似曾相识的合纵连横，战国群雄用鲜血铸就的生存法则，依然在历史的回音壁上隐隐作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