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底，北京中轴线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提议，在第46届世遗大会上获得通过，这让北京城高兴了好一段时间。我是北京的一份子，自然也要高兴上好一段时间，更何况被保护的世遗名单中，有我深爱的钟鼓楼。
我和姐姐小时候是跟姥爷、姥姥住在一起的，我们就住在钟鼓楼旁的胡同里。我们住的那条胡同叫做前马厂胡同，我们在那里生活，在那附近上的小学。如今我的身份证上还写着那条胡同，尽管我们住的地方早已不在，而我也早已搬离了那里。
那条弯弯曲曲的胡同东西走向，两端各连着一条鼓楼大街。东边的一条是由鼓楼出发，正南正北的旧鼓楼大街，西边的一条也由鼓楼出发，是去往西北德胜门的鼓楼西大街。这两条大街基本圈定了我儿时的活动范围，不过那时的我不管怎样疯玩疯跑，视野都离不开被这一片片平房黑瓦的海洋所包围的那两个高大的孤岛，一个是敦实一些裹着红妆的鼓楼，一个是秀气一些素颜出镜的钟楼。
尽管又是鼓又是钟的，但我打小就没有听过它们的鼓声和钟声。但这不妨碍我爱它们，因为我的童年记忆离不开有它们做背景的那片天空。
我的小学是鼓楼西大街上的鸦儿胡同小学，街东边的是本部，低年级在那里上的。街西边是分部，高些年级就去到那里。
由于我在小学高年级时有了更多的记事，所以我对那个分校也更有些感情。那个分部临着一条窄得只能容下如今一条车道的胡同，原本的校门就开在胡同深处的一侧，而那条胡同便是小学得名由来的鸦儿胡同。
胡同就是北京城的毛细血管，它处于这个城市庞杂隐秘的道路系统之中。反正从那条胡同走进去，连着学校后的一条稍宽敞些的小街。那条小街从我们学校旁的一个佛寺前通过，那座寺叫广华寺。据说我们小学就占了人家寺庙的一部分。那座佛寺常年关着破旧的大门，我们在佛寺门口的空场儿上，一边放两块砖头做大门就开始踢足球，有时累了，就做在寺庙破旧的大门下聊大天侃大山。偶尔那座大门也打开一次，出入个车辆，我们就扒着大门往里望，也看不出什么门道，当然我们也不关心那里的门道，我们更关心身旁的那片什刹海，那条小街上也有着众多狭窄的胡同，通往那片海。
那时的小学校园里没有操场，本校的体育课就在学校门口鼓楼西大街的便道上上。课程基本就是跑步，往北就跑到甘水桥，往南能跑到鼓楼下。往北跑要路过我家的胡同口，天暖和的时候，那里总坐着一排晒太阳的老人，胖胖的姥爷每天必在其中。
他们似乎在盼着我们的到来，因而大家便有了新的谈资，对每个跑过去的小孩一个不落地进行一番点评。那时的我尽管小，但也尴尬于这样的评头论足，因而如有机会，我更愿意往南跑，跑到有热闹的鼓楼下。
那所谓的折返便是绕着鼓楼转一圈。那时的鼓楼西大街上很冷清，街上少有几辆车子，有的也是半天来一趟的5路公交车。但鼓楼可是个热闹地方，旧北京的商业版图上，有“东单西四鼓楼前”的说法，那是北京最热闹的几个地界了。因而我们跑到那里自然要流连忘返了，绕着鼓楼转一圈，各处热闹看一看，这节体育课也就基本该结束了。
对于鼓楼的热闹，我记得真切的还是吃，那时的我家没有经常下馆子吃大餐的实力，因而我也更是关注那里的清真小吃，什么艾窝窝、驴打滚、糖耳朵、油炸糕都是我见了走不动道的项目。
与那些小吃相比，一碗炒肝就显得更为隆重了。紧邻鼓楼路东边，便有这么一家炒肝店，它基本承担了我儿时对美味的理解。
那时爸妈在远离西城的丰台上班，每周只能不定期地来看我们。由于姥姥家居住狭窄，爸妈基本不能同时前来。每当爸爸来时，他总觉得那小屋子憋屈，便会带我们出去透透气，顺便偷偷改善下伙食，最后多半会落到那家小店铺里。他总是说自己吃过了，然后把炒肝和许多我们爱吃的小吃推到我们面前，微笑着看着我们，木讷地提醒我们吃这个吃那个。我们嘴边挂着炒肝的粘稠，开心得不得了，那样的时光有多美好……尽管拥挤，尽管吵闹，但有多美好。
那样的时光再也不能回去了，时光里的人就封存在那样浮动着喧嚣和繁华的光阴里，再也出不能出来了……老爸，好想你。
说来也是遗憾，在鼓楼下呆了这么多年，但鼓楼我却从没有上去过。
当然鼓楼的一层我还是去过的，在我小的时候，那里曾做过寒暑假的少年之家活动站。而所谓的活动，就是坐在那里看大一些的彩色电视。我对看过的电视没什么印象了，但对那个活动站却印象深刻，我们就像坐在一个高大的城门洞里。那个城门洞还四通八达，连接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那时的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么高大的鼓楼，只修出四个门洞来，为什么它就不能像故宫那样，盖出许多的房间来呢，至少冬天来这里看电视，不会那么地冷。
鼓楼的鼓在二层的楼中，在我对那个鼓非常感兴趣的年岁里，那层楼好像就没有开放过，以至于连我们小孩儿都怀疑，那里是否还有鼓。大人们说即便有鼓，也怕是不能敲了。小孩儿们的认识很简单，不能敲的鼓，还是鼓吗？
几年前曾路过过一次鼓楼，才知道那里如今已经开放了，买门票就能上去，看鼓，看楼。然而可惜，那时的我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匆匆忙忙的一份子，仰头看了一眼那座高高的楼就离开了。我这样看它已经很习惯了，我已经远离了渴望登上它的年龄，尽管那里藏着我儿时巨大的好奇，但如今的我却已懒得再次打开那个尘封的记忆了。
再说说钟楼吧。
紧邻我们小学本部的南侧，有条比鸦儿胡同更窄的胡同，叫做铸钟厂胡同。听这名字就知道这里应该有个铸钟的厂，甭问，那里铸的钟定是要挂在那座钟楼上的，只是我们从来没在那里找到过那个厂子。
这周边的胡同也如毛细血管般紧密相连着，放学后，我从那条胡同也可以回家，尽管会绕一点路，费一些时间，但儿时的我们有的是时间。
儿时的我们没在那条铸钟厂胡同里找到铸钟的厂子，但却在那里找到过一个“疯子”。据说有一个伙伴还被人家，举着棒子追着打，因而那条胡同的氛围，在我们男同学的传说中越发诡异起来。
它再不是我回家道路的选项，我们要走那条胡同得需要组团。没人敢自己走进去，但又没人愿意说出自己不敢走进去，大家便相互监督着一起走进去。那是男孩子们的勇敢者游戏，我们要先排好队，就像准备探险的哥伦布战队，那条胡同就成了我们要去发现的新大陆。
有一次又一次组团成功，大家做好了相互吓唬的心理准备，也通过锤子剪刀布选好了打头和殿后的。就当我们准备再次开启又一次的航海大发现时，从那条胡同里边居然走出了一个我们班上的女同学。那女生走出胡同口的瞬间，我觉得她的头顶上都闪着金光。我们争先恐后地问她，“怎么敢一人走这条胡同”，她很奇怪地瞧着我们说，“我就住在这里，不从这走从哪走”？我们更为坦诚地问她，“这条胡同里不是有许多精神病吗”？她也很坦诚地回答我们，“我们这里没有神经病，你们才是精神病，你们一堆个顶个儿的都是精神病”。
从此，那条胡同就祛魅了，但它给我留下的阴影却是很长久的。我放学回家时，一个人大概率不会去走那里，我给出的原因是，那里太绕了，浪费了我宝贵的学习时间。
从那条胡同进去，陌生人多半会被绕晕的。但只要你能坚定地找到东方，你最终会从那片灰色的小平房丛林里钻出来，走到那条相对宽阔的旧鼓楼大街上。站在那里，隔着街，就能看到那座，苗条秀丽的钟楼了。铸钟厂铸的钟，就挂在那座高高的楼上。
北京有这个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青铜钟，它叫做永乐大钟，号称钟王，不过它不挂在北京的钟楼上，而是挂在离这老远的大钟寺。
这曾经让儿时的我很奇怪，大钟为什么要挂在寺里，而不在钟楼上，那钟声不应该让更多人听到才对吗？后来，儿时的我便听到另一个传闻，说钟楼太高了，大钟运不上去。我倒觉得这个说法靠谱，想那位永乐皇帝，造了大钟却运不上钟楼，我还曾为他难过了好一段时间。不过就像鼓楼里没鼓一样，钟楼里没钟，也是这个世界听不到它们响动的原因，至少那时充满好奇和想象力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一九九几年，当我已不再有儿时的好奇时，突然听到一则新闻，说科研人员重新测量了钟楼上的大钟，发现那钟也是永乐年间铸造的，居然比我们一直认为的大钟寺“钟王”还高还大还重，它才是真正的“钟王”。
原来，钟楼上是有钟的；原来，人家皇帝是能将大钟安放上钟楼的；原来，我家旁的大钟才是真正的王。我想，儿时的我听到这条消息一定会激动得几天睡不着觉的，那时的我，定会为自家旁钟楼上的“钟王”而自豪骄傲的。只是现在的我已经搬离了钟鼓楼，进入到匆忙的社会里，为各种繁杂的事务焦头烂额，也不在记得儿时的期待与好奇了。
今年去布鲁塞尔，一天清晨路过圣弥额尔圣古都勒主教座堂时，突然听到教堂的钟声响起，那一时间我被震撼了。我跟同行的同同说，孔子所追求的黄钟大吕的礼乐之声，或许就是这样的宏伟之声了，虽然它没有什么花哨的旋律，但却简单直白地具有节奏上的震撼。
我跟同同说，我小时家周边便有这么一座钟楼，那里挂着当今世上最大的钟。很遗憾，我没有听到过那口大钟的钟声，但它一旦响起，一定比这里的钟声，更为迷人，更加震撼的......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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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云行笔记，在此潜心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苦旅》，让我们来一次，有文字感的旅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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