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一过，我就已经五十七岁了。
鬓角和头顶的头发，每天都在变白，像冬日清晨的霜，悄无声息地覆盖上来。牙龈萎缩了，牙缝裂开，露出了那可怕的黑洞，让我逐渐失去了开怀大笑的任性——那是一种需要毫无顾忌地展露齿龈的、爽朗的笑，如今却成了奢望。再从镜子里看自己，脸也垮了，皮肤松弛的真相在光影下晃荡，眼角的沟壑，这岁月最忠实的刻痕，它们如期而至，一道比一道深刻。
“混吃等死。”这四个字，有时会赫然浮现在眼前，带着冰冷的重量。我的心和眼，仿佛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对外界的感知，对内心的悸动，都钝化了。唯独，还剩一点不甘的意志，像风中之烛，那最后的倔强，那无力的挣扎，火光也开始微弱下去，明灭不定。
我知道，许多人到了这个年纪，都会站在类似的边界上眺望或回望。有人感慨“五十七岁，不再是追逐名利的年纪，而是懂得了内心的平静和安宁才是真正的幸福”；也有人在同一天经历至亲的接连离去与孩子远道而来的鲜花，体味到生活“一边用刻刀在心口留疤，一边又让温暖从缝隙透进来”的复杂况味。更有人幡然醒悟，决定“想吃的美食，趁牙口还行时吃几口；喜欢的衣服，舍得买几件”。这是一种普通的、属于中年晚期的生命节奏，仿佛在不知不觉中，人就滑到了某种边界。
但于我，似乎又有些不同。我好像已足足沉沦、昏睡了很多年。直到去年，有几束微光，勉强穿透了这层自我包裹的尘埃，留下了几件值得被记住的事：
一是参与了市文联《大地吟唱》“一屏四地”中，关于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稿件的撰写工作。文字再次成为我与更广阔世界连接的桥梁。二是被祁连山国家公园张掖分局聘为了特约作家，得以用笔触去亲近、解读那片雄浑的土地。三是被张掖市摄影家协会吸收为会员，这于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身份转变。四是被总局抽调，在北京工作了三个月，在另一种节奏与视野里，重新打量了自己半生所处的坐标系。
你看，生活并未全然沉寂。可为何，心底那片荒芜感，却挥之不去？或许，正如那篇关于年龄焦虑的文章所言，焦虑的从来不只是数字的增长，而是“生理年龄与个人成就、社会地位的失调与错位”。我获得了些许社会意义上的“承认”，但内心的某个部分，却感觉远远未能安顿。
作为一个码字者，不知从何时起，我竟喜欢上了摄影。也许，从功能上讲，影像比文字更可靠、更直接。照片总是以沉默的方式述说真相、存在和内在的意义。有时候，一张照片就能说明一切，而文字反而显得有些多余、有些苍白。它凝固瞬间，让流逝的时光有了可触摸的断面，这对我这个日益感到生命在“做减法”的人，有着莫名的吸引力。
我的同事和朋友中，有好几位都是出色的摄影师，他们一直鼓励我。但我至今，还没有跨过一个心理障碍。我觉得，对着一个人，用各种角度去拍，用各种“奇技淫巧”去摆弄他们，以至达到你想要的效果，这整个过程，我都觉得是一种“非文明”的行为，近乎一种温柔的冒犯。我曾把这种顾虑讲给一位朋友听，他笑着告诉我：“真要成为一名摄影师，脸皮要厚。”
我理解他的意思，却总是固执地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真正的摄影人，或许是不该扎堆的。他不应该追逐热闹的景点、摆拍的人群或预设的“大片”场景。他应该带着自己的思考，独自上路，去拍那些常人熟视无睹的日常——街角晒太阳的老人、菜市场水汽氤氲的摊位、黄昏里独自归家的背影。他应该远离喧闹，远离转瞬即逝的热点，在平凡的人事与静物中，耐心地发现人性的幽微与存在的诗意。
摄影，于我向往的形态，应该是一种沉浸式的深入拍摄，是漫长的等待与瞬间的捕捉相结合。它没有太强的功利心态，有的，仅仅是热爱“观看”与“记录”这件事本身。这就像骑行，有人通过它摆脱局限，“当骑行遇见了文化，仿佛打开了一扇窗，从生活中的一地鸡毛里望过去，满眼都是灿烂阳光”。摄影，或许也能成为我另一扇窗。
我知道，有人说“心若年轻，何惧岁月”，劝人淡化年龄的标签。也有人说，要“改变不合理认知，逐步接受年龄的改变”。这些道理都对，但接受，并非屈服。接受白发与皱纹，是接受生命的自然律；而那份“不甘的意志”，或许正是生命律动本身，是防止彻底“钝化”的最后防线。
五十七岁，站在这个“人生的中转站”，前路看似渐窄，但换个角度看，它也可能通向更深处。码字与摄影，文字与影像，或许可以成为我两只不同的眼睛，一只看宏大的叙事与结构，另一只看微末的尘埃与光亮。我不必急于成为谁，也不必用“成功”的标尺时刻丈量自己。我可以只是带着这点“不甘”，这份对“幽微”的兴趣，慢慢地走，独自地看，安静地写，沉静地拍。
让最后的倔强，不是挣扎，而是选择。选择一种属于自己的、沉静的“在场”方式。这，或许就是与镜中人和解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