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西•清党•蒋介石下野

北伐革命军在武汉，把当时直系大军阀吴佩孚势力灭了，吴与孙传芳、张作霖号称北洋三大军阀，吴佩孚被北伐革命军剿灭，惊动了隔壁江西省的，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号称中国一流战略家的蒋百里，也是后来我国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岳父，蒋英的父亲，在北伐进攻武汉的时候，与孙传英有交谈，蒋百里献给孙传芳三条计谋：第一、乘革命军北伐与吴佩孚激战时，孙突出奇兵，从江西全力西进，腰斩北伐军，占领长沙，切断北伐军退路；第二、待北伐军围攻武汉时，孙率领海、陆大军溯长江西上，解武汉之围，使北伐军与吴佩孚相斗于武汉长江之南，互相消耗力量，孙可趁势而动，螳螂扑蝉，黄雀在后；第三、让孙的五省联军主力向江西集中布防，以逸待劳，备守北伐军。第三是下策，孙传芳前面两条没有采纳，如今革命军已经占领武汉，威震四方；与此同时，北伐担任警视江西孙传芳的北伐第一、二、三、六的4路大军，已经和孙军前锋遭遇战斗，孙传芳不得不采用了蒋百里献给他的第三的下策略，准备与北伐革命军决战。

孙传芳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百度是这样总结他的：孙传芳山东省泰安县人、教育家孙复之后，直系军阀首领，与张作霖、吴佩孚并称为“北洋三大军阀”。他是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恪威上将”，人送外号“笑面虎”，号称“东南王”，是直系后期最具实力的大军阀。孙传芳幼年孤苦，寄人篱下，光绪三十年（1904年）出国赴日本留学，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后历任北洋陆军营长、团长、旅长等职。民国十四年（1925年）10月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军阀势力，同年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期间拥兵数十万，积极进行军事改革，重用知识分子，裁减赋税，善待农人，江南五省人民生活安定。

孙传芳霸占的皖、赣、闽、浙、苏五省，是富裕地域，军饷政费运筹自如，加上孙传芳治军有方，纪律严明，他的40万军队威震四方。这让孙传芳傲视群雄，不可一世，根本不把民国革命军看在眼里，后来革命军摧古拉朽，荡涤了湖南、湖北的军阀势力，孙传芳这才发现革命军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当革命军与吴佩孚在湖北激战，吴请他出兵救援的时候，他又利欲熏心，想让吴军与革命军两者相斗，他从中渔利。孙传芳万万没有想到只有10人马的民国革命军，将不可一世，三倍多与革命军的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还把吴军赶到武汉三镇龟缩，最后革命军还将武汉三镇彻底占领。这时候孙传芳着急了，立刻调集重兵，严守江西长江中、下游，以防革命军进攻。

10月中旬，民国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合围江西省会南昌。这座古城2200多年历史。西汉初年，灌婴进驻南昌，并建造城池，这是南昌最早的历史。西汉，高祖刘邦五年（公元前202年），派御史大夫灌婴（后封颍阴侯）率兵“渡江定郡地”，进驻南昌，以为平定南越，灌婴在今南昌青山湖区，湖坊镇一带修筑灌婴城，灌婴为了建立永久的根据地，在镇守南昌的同时，就开始修筑城池，他在方圆仅十里八十步的城池周围筑起了六座护卫，其分别为南门、松阳门、皋门、昌门、东门以及北门。六门互相连接，长4000多米，连接六门的城墙用夯土筑成，这是有史料记载最早的南昌城墙。

长江中下游重镇南昌，经历历代风风雨雨，它有收缩，有扩建，到了明朝，南昌城又迎来它的历史折点。明初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命令亲侄儿朱文正重建南昌城。朱文正将南昌城墙全部改筑成高二丈九尺，厚二丈一尺，深一丈一尺的规格，并对东、西、北城壕进行修建，城壕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全部宽十一丈，深一丈五尺，万余米的护城壕贯通全城。明代修建的南昌城有7座城门，全部朝南。朱文正还在建城门之基础上，再加筑瓮城。瓮城由桐油、石灰、糯米汁砌巨砖而成，比城墙低三分之一，瓮城装配有千斤重的闸门。若战时，可将闸门放下以困制敌军。翁城，是城里再套多一座小城门，这让南昌城，比武昌更难攻打。

白崇禧到南昌现场勘察，他看见南昌城墙比三层楼房还高，城墙坚固，加上南昌城背靠赣江，连通长江，北临鄱阳湖，北伐军屯兵南昌城下，背水一战，犯兵家之大忌。鉴于武昌硬攻失败教训，白崇禧不主张强攻南昌。但是蒋介石要将士们爬墙硬攻，白崇禧没有办法阻挠，只好秘密让工兵在赣江上搭建两座浮桥，以备战时急需之用。

深夜，北伐军攻城打响，孙传芳军借助南昌城墙高峻，城外壕深地险，北伐军连攻了两天两夜攻不下来，攻城官兵撤退下来，准备商讨下一步攻城计划。就在这时候，孙军敢死队突然从南昌城的水闸门口，蜂湧而出，两军黑夜混战，北伐军攻城的一个整团，被孙军团团包围，全团覆灭。其余北伐军只好往后撤兵。

蒋介石、白崇禧正在前线，又是半夜，战场非常混乱，夜空伸手不见五指，情形万分危急，蒋介石几次拉着白崇禧的手，仓忙连问到：“怎么办？怎么办？”

白崇禧倒还镇静，他旋即让警卫团把蒋介石团团围住，要他们誓死包围蒋介石的安全。接着白崇禧朝外面大喊一声：“通讯兵——！”

跑来的却是参谋科长王守谦，他立刻说；“白副总参，通讯兵都派出去了，您是不是要通知各个部队从浮桥上撤离？我已经把参谋都集中起来，我们去通知。”

白崇禧命令：“你们分头到各个军部，让他们立刻从浮桥渡江！”

第一座浮桥很快挤满了后撤官兵，王守谦立刻与参谋们一起，黑夜中给后撤的各个军部官兵带路，领着他们往上游走，那里还有一座浮桥渡江，撤退的官兵这才军心安定，使第一、二、三军几万官兵在黑夜中安全渡江，退到赣江西岸。

这次蒋介石下令攻打南昌，也和他下令攻打武昌一样，以失败告终。好在白崇禧有先见之明，让工兵营事先在赣江上搭建好两座浮桥，使攻打南昌的北伐第一、二、三军几万人马，只以损失一个团的代价，换取几万大部队安全地撤到赣江西岸。

不久，李宗仁带领第七军进入江西，与孙传芳部队打了几个大胜仗。其中箬溪一战俘虏敌军万人，大炮8尊，水冷机关枪8挺，这种水机枪美国生产的，是当时最先进的重机枪，它可以连续射击48分钟12秒，射出2万多发子弹之后，用水对机枪冷却后又继续使用；此外，还缴获手机关枪100多挺，步枪2000多支，当时的敌军参谋、旅长都在俘虏里担任挑夫。箬溪一战后第二天，李宗仁又在德安与敌军遭遇，李宗仁带领第七军继续与敌军鏖战，第七军奋勇拼杀，敌军全线溃退，第七军占领德安城，让溃兵漫山遍野，缴获山炮10多门，机枪几十挺，步枪、弹药俯身即拾。德安一站让敌人丢下千多具尸体，和溺死在水里还有几百具尸体，使浮尸蔽江，惨烈之极。

德安战役，让李宗仁第七军也死伤2000多人，一位团长阵亡，李宗仁在回忆中说，这是第七军北伐以来伤亡最多的一战。 蒋介石慰问来电：

“……欣悉德安克复，逆敌击溃。此次孙逆全力来犯，主力皆在德安、九江一带，今为贵部完全击破，以后敌必闻风丧胆，赣局指日可定。吾兄及诸将士不避艰难，达成任务，其勋劳非可言喻。请为我奖勉慰藉，再请政府特别奖叙也。”

【引自《李宗仁回忆录》（上）第280页，唐徳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1926年10月11日，第七军打完前面两次胜仗，仅仅几天之后，李宗仁又率领第七军马不停蹄地，奔赴离南昌60公里外的九江瑞江王家铺，在那里他们又与孙传芳军一场血战。

这一战发生在三座石头山和双溪之间，第七军要仰攻敌人阵地，石头山都是悬崖峭壁，猴子也攀岩不了，悬崖之间只有一个缺口，又被孙军的大炮、机关枪火力交叉封锁，第七军仰攻一天了，没有突破。第二天李宗仁亲自督战，他将进攻部队分成三部分，一部中央火力猛攻，两翼同时出击，从下午2点，打到5点，第七军的第八旅、第十一团击溃敌人的左翼，敌人的右翼还在顽固抵抗，就在这时候援军，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赶到，他们绕到敌人背后，和第七军一起前后夹击激战，又过了两个小时，晚上7点，才将敌人全部击溃，敌人向瑞昌方向逃窜。

这一战更为惨烈，第七军伤亡2000多人，敌人伤亡更多，俘虏数百人，缴获大炮一门，迫击炮数门，水机枪4挺，枪支弹药无数。

李宗仁率领第七军入江西三战三捷，稳定了江西的局势，但是第七军死伤也创下纪律，全军2万多人，死伤4000多人。第七军军官都是身先士卒，战火纷飞时站起，挥手高喊：“兄弟们，跟我上！”死伤更多，连以下干部死伤三分之一。好在第七军武汉兵站，收到广西主席黄绍竑送了新兵2000人，还有大批弹药、被服等等。这时候白崇禧也带着蒋介石的大量慰问款、物资赶到，李宗仁、白崇禧战后在江西相见，甚是高兴。

白崇禧见到李宗仁后，把蒋介石一定让第一、二、三军强攻南昌失败的事情告诉李宗仁，李这才知道江西南昌不乐观的窘况。

南昌，一定要下决心打下来的。

为了再次攻打南昌，总司令部在江西修建了一个临时机场，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通讯设备，还架设了一条150公里的有线电话线，并且为重新部署攻打南昌兵力。除了蒋介石为总指挥外，还将李宗仁升为南昌战役的指挥官。这一次将兵力分为四个部分：左翼为主力，第四、七军；右翼第二、十四军；第六军为中路；总预备队由白崇禧带领的第一军、炮兵团、航空队三架飞机担任。

南昌总攻时间1926年11月1日。

这一次攻打南昌，和以前所有战役一样，炮火连天，血肉横飞，血流成河外，最值得一书的是白崇禧带领的总预备队的应用。双方战况越战越烈，白崇禧不让预备队出动，北伐军已经胶着了，白崇禧还是不让预备队出动，直到战争拉锯到敌军疲惫了，这时候白崇禧才亲自带领在他的总预备队冲杀出来，北伐生力军来了，他们奋力冲杀，喊声震天，立刻将战场胜方转向北伐革命军，顿时漫天遍野，城上城外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旗，守城吴军纷纷丢盔弃甲，南昌城被北伐军攻克。

第二天，北伐军又把九江城收复。

孙传芳见大势已去，带着溃军逃到南京去了。

北伐革命军声望震撼全国，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已经有：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贵州六省，另外西北的冯玉祥、阎锡山都已经通电归顺民国政府。北伐，像一股春风，从南方吹起，吹过珠江，吹过长江，一直往中国古老的北方吹去，春风所到之处，莺歌燕舞，春暖花开。

就在革命势力如火如荼，三民主义构想方兴未艾，蓬勃发展的时候，民国革命阵营里，自己却开始涌动着叽里咕噜的泡沫黑洞。

蒋介石刚愎自用，偏私狭隘，会无端生出若干矛盾。比如冬天了，在伤病医院里，本来医院发放一切用品是统一标准，伤员们用什么被子，盖什么毯子，只要是在一家医院住院，都应该一样的。但是，在蒋介石总司令部管理下，北伐战地医院，莫名其妙地出现这种情况，医院只发给蒋介石嫡系黄埔军校第一军的伤病员毯子、被子，其他伤病员冻的瑟瑟发抖没有被子盖。医院问蒋怎么办？蒋介石居然回答：“不管，不管，他们都有自己的军长，让他们的军长买被子。”这纯粹是没有矛盾，制造矛盾。

打了胜仗，战利品堆积如山，白崇禧请示蒋介石分发一下，蒋没有啃声。白崇禧以为蒋介石已经默许同意，让驻扎在附近的第一、二、三、六军来领，将士听后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后来来到总司令部领取发放凭条的时候，又因为蒋介石意见相左，物资无法领取，大家黯然内怒，背后议论纷纷。

苏联送来援助，大批大炮、枪支弹药，蒋介石只发给他的黄埔嫡系第一军，其他各军在众多战役中，枪支弹药很多损耗，蒋介石就是不给补充，让各军将领气愤不已。许许多多这种不该有的矛盾，都被蒋介石理所当然地制造出来了。更有甚者，因为蒋介石现在担任北伐军总司令，他依然兼任黄埔军校校长，黄埔军校的学生认为自己是民国最高军师统帅的学生，滋生了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分配到其他军去实习，总是不服从所在营、连管理，常常闹出许多影响不好的劣迹。有一天李宗仁和蒋介石一起，谈起黄埔军校的问题，李说：“总司令身负国家之重任，日理万机，相比黄埔军校事务就是琐碎饤饾，不值得总司令劳心劳力。总司令不如找一个尽心尽力之人管理黄埔军校，这样有助于总司令脱离一般事务，全心全意思考处理国家大事。”

蒋介石听了李宗仁的话不吭声。

李宗仁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民国革命军总司令，非要兼职黄埔军校校长？后来邓演达这位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北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告诉李宗仁：“蒋介石就是要在军队里制造他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威，把军队打造成他个人的军队，你不让他兼任黄埔军校校长，那不是与虎谋皮吗？”

邓演达的话一下子把李宗仁点醒了，瞬间他脑海里出现各种各样蒋介石的形象；

蒋与李换贴，做金兰兄弟；

蒋任黄埔军校校长，几个月后，横扫一切对手，任北伐革命军总司令；

蒋在北伐个军中，只视黄埔出身的第一军为嫡系，并在其他各军中制造矛盾，形成顺我者昌，逆我者卑的拉山头利益集团；

如此多的瞬间，让李宗仁在脑子迅速概括出蒋介石必将是一个刚愎自用的独裁统治者，李宗仁为将来北伐军一统天下后的国民党担心，也为新桂系的将来忧虑。

果然，国民党内爆发了激烈分歧。原来国民党以汪精卫、孙科为首的国民政府要从广州北迁，汪和孙的意见要迁到湖北武汉，理由是武汉是中国地域中心，好管理。蒋介石要将北伐革命军总司令部迁到江西南昌，他要求民国政府也迁往南昌。蒋介石的理由是政治要配合军事，党政中央应该与总司令部在一起。北伐当时要挥师北上，攻打长江以东、以北，和中原一带，按照战略要求国民政府，和总司令部，都应该设在武汉。但是个性顽固掘强的蒋介石，只按照自己的主意一意孤行，坚定不改地将革命军总司令迁江西南昌；汪精卫、孙科也没有听从蒋介石的，也以己意为之，将民国政府迁到武汉。汪、孙主宰的国民政府，开始与蒋介石主宰的北伐革命军总司令部公开决裂。后来民国政府迁到武汉后，武汉成为反蒋的活动中心。那个帮助孙中山成立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反对蒋介石；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国民政府委员谭延闿等都反对蒋介石。他们异口同声主张让蒋介石下台，他们的理由是蒋介石制造军事独裁，性格偏私狭隘，又集党、政、军权为一身，俨然成为新的军阀，必须打到，不然又是一个新的袁世凯出世。

反蒋的人都到李宗仁处游说，李宗仁此时的态度十分谨慎，他认为国民党无论如何不能重蹈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的覆辙，同室操戈，让如日中天的北伐半途而废，功败垂成。李宗仁的态度被反蒋人士认为袒护蒋介石。

北伐在继续，它带着国民党种种矛盾继续北伐。

当时北伐军分为东路白崇禧指挥、中路大军蒋介石指挥、江左军由李宗仁指挥，西路由唐生智指挥，这4路大军向浙江、江苏、上海进军。

李宗仁攻打的江左军进攻安徽，当李宗仁率领的大军逼近安庆时，敌军安徽省省长陈调元已经秘密向李宗仁通报，只要北伐革命军到达安庆，陈调元就在芜湖宣布起义，陈调元当即被任命国民革命军第33军军长，李宗仁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安徽省会合肥，很快安徽省的绝大部分都被李宗仁带领的左江军占领。

收复安徽后，武汉民国政府派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带着委员状，和一枚用黄布包的“安徽省政府主席”大印，来到李宗仁军部，要李宗仁接受武汉国民党中央委任，上任安徽省主席职务。李认为自己是带兵之人，政治非他所长，请武汉中央政府另选他人。郭沫若从中午一直劝说李到晚上吃饭时间，李宗仁请郭晚饭，李拿出白兰地宴请郭，他们两人边猜拳，边喝酒。郭能喝，李猜拳技术又没有郭沫若厉害，总是李喝四五杯，郭喝一杯，李宗仁喝得酩酊大醉，醉倒在沙发上，第二天天亮才清醒。李宗仁问副官：“郭副主任呢？”

副官说：“你醉后倒在沙发上，郭副主任再三推你不醒，他就带着委员状和大印回武汉了。”

蒋介石听说郭沫若带着武汉的委员状、大印来找李宗仁，被李酒后推辞。他也立刻来到李宗仁军部，笑着对李宗仁说：“你不高兴武汉的作风，不接受武汉政府委任，我现在委任你当安徽省主席。”说着蒋介石从口袋掏出他已经写好的手令，和一颗也是用黄布包的大印，递给李宗仁。李依然谢绝蒋介石的任命，说：“若说带兵，我还有几分经验，论地方行政，自己没有经验，也没有兴趣。”

蒋介石只好让李推荐一人到任，李宗仁居然推荐原来敌方安徽省省长，才起义倒戈，新任民国革命军第33军长陈调元给蒋介石，让他重新担任安徽省省主席职务。只不过陈调元以前是北洋政府的安徽省主席，现在上任的是民国政府蒋介石委任的安徽省主席，陈调元这职务干了三年整。

该说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了，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原来攻打浙江，蒋介石给交自己最信任的何应钦带领的蒋介石嫡系民国第一军的，可何应钦在浙江受挫，打了败仗。蒋介石拿着何应钦打败仗的电报，对白崇禧说：“浙江情况不好，你、我两人，要有一个人去浙江督战。”白崇禧立刻表示自己去，他对蒋介石说：“您是是总司令，责任重大，不能离开。”蒋介石就临时给白崇禧加了一个新衔头：“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就带着不多，又与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部队，奔向浙江。白崇禧到了浙江的兰溪，与敌人遭遇上。这里早期进入浙江兰溪的北伐革命军，有一个军被敌人团团包围，急需救援，否则全军覆没。白崇禧总是计谋多端的，他在何应钦主力没有到达时候，就从自己不多的兵力中拨出先一部分从兰溪的兰江左岸，调到兰江右岸；旋即，白崇禧又让右岸的队伍，连夜渡江回到左岸，第二天白天，又让剩余部分队伍在右岸明晃晃地向前移动，给敌人误以为北伐军的主力就在右岸。接着白崇禧亲自率领两个团强行军，与原先潜伏在左岸的队伍一起，前后夹攻围剿敌人总部，这时候敌人才发现上当，但已经来不及渡江反击，只能溃逃到杭州。后面有毛泽东的神来之笔“四渡赤水”，此时更是白崇禧的妙笔生花“三渡兰江”，白崇禧用与于对手相比，那点可怜的兵力，用“三渡兰江”计谋，令人愕然地打出一石二鸟的好棋，既解救了被围困的北伐友军，又捣毁了敌人的总部。

敌人逃往杭州，白崇禧乘胜追击。敌人的城防非常老固，特别是大炮威力很大，可以将白崇禧部队大炮火力全部覆盖。白崇禧参谋科长王守谦抓到敌人总部的一个副官，把敌人所有炮位都交代出来，白崇禧瞬间把敌人的炮位全部摧毁，杭州被白崇禧占领。接着白崇禧乘胜追击，占领了上海，白崇禧还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警备司令。

程思远对这时候的白崇禧有一段评价：

“白崇禧经过底定湘鄂的运筹和江西作战的熟练指挥，受到蒋介石的最大信任，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重任，白崇禧不待何应钦所率的主力到达，仅用前沿战线的少数兵力，既能实现平定全浙任务。而且他所指挥的部队，与他个人从无历史渊源，竟能运用自如，如臂使指。对此，充分显示出他的指挥天才。”

【引自《白崇禧传》第76页，李智勇、张亚、王学标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

北伐只用了10个月时间，就从广东出发，占领长沙、武汉、南昌、上海、南京等重大城市、和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占领了中国半壁江山，这里面有共产党发挥了很大作用。每到攻坚战时刻，北伐革命军里的共产党员，不管是战士，还是军官，他们都是敢死队，一马当先，冲入枪林弹雨，炮火纷飞当中，比如之前文中提过的武昌战役、南昌战役等等，可以说每一战的胜利，都洒下无数共产党员的鲜血。当然，共产党的势力随着北伐，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武汉市民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与英国水兵冲突，发生汉口英租界事件。汉口英租界，近代中国7个英租界之一，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各界群众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1月3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钟楼旁讲演。全副武装的英军水兵冲出租界，扑向手无寸铁的听讲群众，当场刺死一人，打伤30多人，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中国共产党领导李立三、刘少奇立刻组织湖北省总工会游行示威，并于当晚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提出请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等六项要求，和实行抵制英货、封锁英租界等五项办法。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长期郁积在武汉人民心里的熊熊怒火。1月4日，共产党领导的湖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等200多个团体的500多名代表举行武汉工农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根据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要求和办法，请国民政府向英国领事馆提出严重抗议、由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实行抵制英货、封锁英租界等项决议。　1月5日，武汉举行罢工、罢市、罢课。下午，在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和组织下，在汉口济生三马路召开了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向英租界挺进。工人纠察队员率先冲进租界，随后，群众冲进英租界，愤怒的群众登上楼顶，扯下英国旗，占领了租界。租界内的英国官员和巡捕、水兵逃往江边的英国军舰。汉口英租界被爱国群众控制。武汉国民政府支持群众收回英租界的正义要求，向英政府提出抗议，并决定由外交部长陈友仁主持对英交涉。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反帝运动，英国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在2月19日与武汉国民政府签署协定，将在汉口的租界交还中国。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壮举，是中国近百年反帝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共产党的带领下各地各界成立工会组织，她带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特别是上海全市的群众运动都被共产党控制，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2000多人，常常组织上万群众游行、罢工、罢课等革命活动。

    共产党领导的无产者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深深刺痛了以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特别是共产党在北伐军内的渗透，更是让他们坐立不安。

一天，李宗仁和白崇禧在上海去看望蒋介石，路上李、白的车被游行示威队伍堵住，担任上海警备司令的白崇禧也没有办法，李、白只能下车步行，他们还要单人、侧身，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步行很久才见到蒋介石。

蒋介石一脸苍白，嗓音沙哑，见到李宗仁、白崇禧直叫唤：“我不干了，我不干了！你们看何应钦也辞职，他的第一军管不了。”说完还将何应钦的辞职电报拿给李、白两人看。

李宗仁、白崇禧没有啃声。

蒋介石又对他们嚷嚷：“你们看上海、武汉，全国都乱糟糟的，怎么办？”

李宗仁积郁对革命良久的怨恨爆发，他对蒋介石说：“我看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份子镇压下去。”

蒋介石说：“怎么清？现在军队靠不住，第一、第四军都有大量的共产党人。”

李宗仁马上说：“我们桂系第七军很少共产党，调我的军队过来。”

蒋介石又问白崇禧：“健生，可以吗？”

白崇禧非常肯定回答：“没问题。”

蒋介石又问：“需要多长时间？”

白崇禧：“长7天，短3天。”

蒋介石立刻拍电报给还在广西的李济深、黄绍竑，要他立刻来上海开会。

于是乎，李宗仁调动桂系第七军来上海坐镇，稳住上海大局；蒋介石授权上海清党，由白崇禧执行。

1927年4月12日，上海，凌晨，一颗信号弹划破天空，闪出惨白的光芒，白崇禧一声号令，上海青帮武装分子冒充工人，向分驻各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随后，白崇禧又派出国民党第二十六军人马，部借口调解“工人内讧”，强行解除2 000名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3日上午，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举行有10万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整队游行，当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屠杀，群众死百余人，伤无数。此后，白崇禧继续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次清党中，有300多共产党人被杀，500多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人被捕，还有5000多人失踪。

这次清党，白崇禧稳、准、狠，就用了3天时间，它就我们后面在政治教科书里写的“4.12反革命政变”。

上海清党后，全国各地也开始了白色恐怖活动，国民党在广州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英勇就义。

全国各地都是一片血雨腥风。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成立，从此国民党有两个政府，一个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一个是由胡汉民为主席，蒋介石为民国革命军总司令的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公开否认武汉政府的合法性，武汉政府也公开下令撤销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任命冯玉祥为总司令，唐生智为副总司令。除此之外，国民党武汉政府还下令冯玉祥、唐生智出兵围剿南京政府势力。

国民党的武汉、南京政府，公开分庭对抗。

当时中国在北京还有一个北洋政府，一个国家有三个政府机构。西方列强基本上只承认北洋政府，它在外交舞台上代表中国。

孙传芳残部，见国民政府闹出武汉、南京两个政府正在对打擂台，互相绞杀，孙传芳认为反击北伐革命军时机已到，马上纠集直系军阀张宗昌、山东军阀许琨、北方伐军阀张作霖组成联合军，合剿北伐革命军。在此关键时刻李宗仁多次斡旋，让武汉政府大敌当前，不要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否则必将同归于尽。提议民国武汉、南京放下成见，武汉、南京双方尊重当前事实，还要各自北伐，到北京会师后再坐下讨论各自利益。武汉、南京也迫于各地军阀联合形势，加上李宗仁的调解，双方都都同意了李宗仁的提议。

北伐，北伐，继续北伐。

李宗仁首先遇到的是张宗昌的猛将马济，这个马济就是原来旧桂系陆荣廷的干儿子，他担任过旧桂系粤桂边防军副司令，本书《第八章•新桂系腾空而出，一、三个排长，搅翻了广西》里提到过马济是旧桂系陆荣廷的年轻猛将，将他与汉武帝的文武双全大将卫青相比，在旧桂系陆荣廷的广西讨袁护国中，是马济受命于陆荣廷，打响讨袁第一枪的。旧桂系被李、黄、白的新桂系灭亡后，李宗仁他们曾联系过马济，想让他上任新桂系将领，当时有很多旧桂系官兵，转身官升到新桂系任职，马济忠于陆荣廷，不肯受命原来的敌方，被山东旧军阀张宗昌千辛万苦网罗，马济又成为张宗昌直鲁联军第十五军军长，是张宗昌的第一猛将。

1927年5月15日李宗仁刚刚带兵抵入安徽合肥梁园镇，当天半夜，马济亲自带兵偷袭李宗仁兵营。马济的偷袭如排山倒海，势如破竹。李宗仁的部队在梦中惊醒，好在新桂系第七军多年征战，临阵沉着，没有被冲乱。将士们就地防守，反击稳定有力。马济带领的夜袭全力拼杀，冲入梁园镇。李宗仁第七军，与马济带领的偷袭队伍整整激战了一个晚上未停。黎明时分，第七军看清马济虚实，分两翼包抄马济人马，马济夜袭一夜无功，士气溃阻，被第七军反击，全线溃乱。这时候马济又调出白俄骑兵千余人，这支白俄骑兵是由原来俄国贵族组成，十月革命后，他们转辗到中国，帮旧军阀打仗，威震四方。第七军将士见白俄骑兵冲来，不发枪，等他们靠近，枪炮齐发，全军迎头痛击，白俄骑兵顿时四散，掉头夺命逃跑，与马济带来的夜袭队伍互相踩压，尸横遍野。主帅马济也落荒而逃，跑到一片高粱地里，被红枪会梭镖击中，不治身亡，年终39岁。

不久，武汉民国政府出尔反尔，准备派出精锐的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五军，顺长江东下攻打南京民国政府。蒋介石的意思要一边北伐攻打江苏徐州，一边分兵防御武汉进攻。李宗仁意见与蒋相左，要他放弃徐州，一心备守南京。但是蒋介石急功近利，坚决要兵分两用，一部分兵力坚守长江，防御武汉，一部分兵力攻打徐州。对攻打徐州，蒋介石信心满怀，他还有亲自带兵，结果蒋介石徐州大败。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见到李宗仁就嚷嚷：“这次没有听你的，徐州大败，我下决心辞职，下野！”

李宗仁大吃一惊：“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

蒋介石：“事情很复杂，武汉非要我下野，否则他们绝不罢休，那我就下野吧。”

李宗仁仍然劝说蒋介石；“你派人去武汉疏通，我也去斡旋，我们一定不能同室操戈，为敌所乘。”

蒋介石非常决断地说：“交涉疏通无济于事啦，我决定下野，下野的’通电’我已经理好了。”

李宗仁非常着急：“江苏徐州，我们已经溃不成军，孙传芳已经逼到蚌埠，离南京只有200公里，蒋总您这时候无论如何要顾全大局，不能辞职，不能下野！”

蒋介石还是不管不顾：“武汉现在与共产党闹纠纷，他们也要镇压共产党，估计武汉对南京调兵放缓，可以拖一段时间；孙传芳进攻，你和白崇禧、何应钦可以应付。”

  这时候白崇禧、何应钦也走了进来，李宗仁把蒋介石要立刻下野的事情对他们说了，白崇禧、何应钦极力挽留，蒋介石死心塌地要辞职。

  关键时候，白崇禧说了一句话：“蒋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

  蒋介石看了一眼何应钦，见何只是把头低了下去，不吭一声，意思同意白崇禧的意见。此时，蒋介石激愤满腔，他立刻走了出去，让陈布雷把下野’通电’标题为《告中央各执监委员书》当即对外公告：

“本年七八月间，察知一般军人多不能认识党，不愿尊重党……中正以为情势至此，若再恋战，即非党所任命之总司令，而将成武力之傀儡。中正决不愿如此，故决然引退。”

【引自百度词条】

同日，蒋介石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宣布“下野”，当即回到宁波回奉化老家。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也宣布辞职，离南京，前往上海。

以往，在学校学习共产党党史，知道党内从建党之初，就伴随着“左”“右”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看来国民党内的斗争更为激烈，更为公开。最早1923年11月陈炯明炮轰大元帅府，又攻打永丰舰；到1925年10月国民党东征，蒋介石带兵攻打陈炯明老巢惠州，当时的陈炯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蒋介石将陈炯明打得落花流水，逃到香港，病逝在香港；接着就到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军政府相争，两人各立国民党中央，分庭对抗，一时间国民党有武汉、南京两个政府，成为笑话。此外，武汉、南京还要各自要拉上最精锐部队，打最大规模的歼灭战，一直到蒋介石1927年8月13日下野。

共产党也有“左”“右”倾路线斗争，几次毛泽东被免职，但那时候毛泽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才是共产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从此以后毛泽东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一直到1976年他的去世。长征会师，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与共产党中央闹得最凶的，是要另立中央，要攻打中央红军，但是还是被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红军，不打红军”化解了，张国涛另立中央，后来被迫取消，渐渐地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最后落得做了蒋介石手下，军统头子戴笠的爪牙，真够悲催。

这样一比较，国民党的内部斗争，更为激烈、更为凶猛，更加你死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