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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九那天，母亲照例要去屋后的竹林里转一圈。她这儿摸摸，那儿看看，像在相看什么人似的，最后在我家和邻家交界的竹丛旁，挑中了三根竹子——一根细而直的，一根粗而壮的，还有一根刚刚及地的嫩竹。她用稻草在竹身上轻轻挽个结，算是做了记号。
“记牢了，初一清早可别认错了。”她叮嘱我，也叮嘱妹妹。
那时的我，大约七八岁年纪，并不懂得为什么要认牢一根竹子。只知道大年初一的早晨，是不能睡懒觉的。这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是唯一的一次例外。
正月初一的天亮得似乎比平日迟。其实也不全是天迟，是我的心太急。朦胧中听见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接着是母亲轻叩房门：“天亮了，去摇竹子咯！”那声音轻得像怕惊动什么，却又透着一种庄重的喜悦。
我一骨碌爬起来，棉袄还不及扣好，便拉着妹妹往后院跑。晨雾浓得像一锅米汤，把整个竹林都煨得软软的、糯糯的。那些竹子一根根立在雾里，竹叶上挂着露珠，像是刚哭过，又像是笑出了泪。我们很快找到了系着稻草的那三根竹子。
妹妹先抱住那根细的，双手攥紧了，一边摇一边唱：“我的竹子在中间，大家围着真安全。”她的声音嫩嫩的，在清晨的竹林里荡开来，惊起几只麻雀。我摇的是那根粗壮的，也唱：“我的竹子在边边，今后定能大发展。”
妹妹不甘示弱，又唱：“我的竹子细又高，我长大一定身材好。”我接上去：“我的竹子粗又壮，我长大一定有力量。”
我们就这样一递一接地唱着，把积攒了一年的童谣都翻了出来。什么“摇竹子，摇呀摇，我一摇摇到外婆桥”，什么“恭喜姐姐发大财，姐姐夸我嘴巴甜”。唱到后来，已经分不清是唱给竹子听，还是唱给自己听。只觉得那些歌谣随着竹梢的晃动，一圈一圈地散开去，散进雾里，散进新的一年。
邻家的院坝里也传来孩童的喊声。此起彼伏的，像是一场不成文的比赛。这时候的川北农村，家家户户的竹林里，都有这样摇竹的孩子。老人们说，大年初一摇竹子，孩子就会长得像竹子一样快，一样直。这说法里有多少真，我不知道。但那时的我们，确实是信的。信得那样认真，那样虔诚。
摇了半晌，手也酸了，嗓子也哑了，这才恋恋不舍地往回走。回到屋里，母亲已经煮好了醪糟汤圆。白生生的汤圆卧在乳白的醪糟汤里，上面漂着几粒枸杞，红白相映，好看得很。一口咬下去，糯米的软糯和醪糟的微醺在舌尖化开，甜得恰到好处。这碗汤圆，一年只吃这一回。吃过了，才算真正过了年。
“摇竹子的时候许愿了吗？”母亲问。
“许了。”我说。
“许的什么？”
我不说。其实我许的愿很简单——希望那根我摇过的竹子，能一直长下去，长得高高的、直直的。这个愿望后来倒是实现了。那年秋天我要上学了，父亲砍下那根竹子，给我编了一个竹书包。竹子还是青的，带着一股清润的气息。我背着它走在田埂上，觉得整片竹林都跟着我。
至于妹妹摇过的那根“边边竹”，父亲始终舍不得砍。“那是走边竹，”他说，“新笋会顺着它的根冒出来，这片竹林要长得旺，还得靠它呢。”果然，几年后，竹林真的顺着那根竹子的方向，一年一年地蔓延开去，越发郁郁葱葱。
如今想来，那清晨的雾气、竹梢的晃动、童谣的回响，还有醪糟汤圆的甜，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城里的孩子不再摇竹子，他们过年有太多的选择。可我总觉得，那些选择加起来，也抵不过当年那一根系着稻草的竹。
因为那竹子里，摇出的不是别的，是一个孩子对新的一年最干净的盼望。
前些日子回乡，老屋还在，竹林也还在。只是再没有孩子大年初一去摇了。风过处，竹梢轻轻晃动，像是在替谁唱着当年的谣：
“摇竹子，摇呀摇……”
“竹子爹竹子娘，我要跟竹子长到一样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