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名的来历 

根据有关村名的分析,村名的取得,有的是按最先立村居住人家姓氏所取,有的是按村子的位置地形而取,如李家坪、王家墕、前红崖、西坡等等。那么石沟塔这个村名怎取得呢?我们个人理解:现在的村址在最先是没有人家的,最早居住的人家是在现在的石窊沟石窊坡下面东西土塄下,现在东土塄下还有俩个倒塌的只有一半的土窑,在我们小的时候进去过,里面还留有白泥皮的残迹,在七十年代前连接东西俩面还有一石头碹的小桥,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村里人在修路采挖石窊坡的石头时将石桥拆除,在修路过程中,西面的土塄下也挖出过居住过人家的旧址。从中可得知石沟塔村名的来历,石窊沟的土塔子下,即石沟塔。

五十年代时的村貌 

五十年代时的村子没有现在村子的规模大,东至现在马根富住的地方,西至现在王换林窑洞的路东。当时的村子以石窊沟为界,沟东叫后村,沟西叫前村。前村又划分为圪拔子(现李银宽家旧院的东西),西场圪旦(现温树宽住的左右),现在温贵宽、贾支厚住的地方那时没人家是个土渠,叫大圐圙渠。温换明以及杜二憨现住窑洞统称石窑院。马双牛、温成德后卖给苗保生土窑石口的旧窑是六十年代后修的,地址叫西寨峁，现在加油站所占地盘叫老道坡子。

后村又划分为长条子(王有全窑洞的西面),留溜壕廊(现李治厚,贺二仁住的地方),前店(现贺挨俊住的地方)，碾道圪拔(现刘富财旧石窑)。银虎圪拔(现苗雨旺旧窑的东西)，红坡(现魏引全住的那一大片人家),后店(现苗水旺住的窑洞东西),现马双牛住的那地名叫后渠壕。

在五十年代,全村的建筑没有一处砖瓦结构,一看,石沟塔历史上就是一个穷村子,难怪在那唯成分论的年代,全村最高成分也就是中农(只有一户富农成分的李王拴也是后来从双神塔搬来石沟塔居住)。

现在拉了近三里长的村子,是从七十年代开始逐步发展形成的,可以说家家户户搞过修建,有的人家不是搞了一处,三处、四处的也有。

村里的所属地名 

村前东西走向的河叫朱家川河流域,国家地图上有标记。村范围的南面从西向东共有四条沟,即黄子沟,水土沟(人们惯叫水托沟),黑土沟(人们叫黑托沟),庙沟。北面从西到东共有四条沟,即羊路沟,石窊沟,红子崖沟,偏梁沟。

根据现有村里所属土地地名来看,名称复杂,稀奇古怪，因为土地的取名有的是按过去土地私有时所属人姓氏而定,有的是按地块的土质颜色而定,有的是按地块所处地形、形状、方向而定,比如水土沟,因为沟里过去有泉子,黑土沟那是因为沟口俩面土地的颜色发黑而取名。

石沟塔村所属土地地名大致是:河南面围绕黄子沟方向有杨树条,南阴湾子,马王庙塔子,虫台子,草垛咀,臭泥湾、小淋池,大淋池。水土沟东西有:沙长坪,圪繆磁窊,南坪,圆土峁,切刀把子,大梁,斜坡子,念咀,碾子塔,柳树咀、扁豆咀,和尚维湾,二郎堂峁,干泥墕,稻稻嘴,桥湾子,小沙会,兑臼咀子,榆坺咀,围绕黑土沟和庙沟的有,长梁坡、长梁,马鞍圪坺,缠腰坡,黑土坡。现阴塔煤台、车站占用了石沟塔的大量土地,原地名有地茭塔,石墕坪,大铺子湾,小铺子湾,张家。围绕偏梁沟东西地名有上月儿峁,下月儿峁,漫水湾,捆麻会,围坪,石掌窊,羊嘴子,怕咀,偏梁圪旦,台子梁,偏梁沙子,黄家咀子,大黄峁,二黄峁。围绕红子崖沟东西地名有红子崖,老汉圪塄,东壕窊,杜家咀子,后维,坟湾。围绕石窊沟东西地名有小围子,石窊坡,红梁子,再往北梁上有石窊畔,庙峁子,舍科梁峁,干草梁,沟槽堰,麻地湾,小蒜咀。围绕羊路沟东西的地名有付家坪,温家坪,黄家梁子,寨峁圪旦,秦咀,杏刷等。

 村上的庙宇 

村对面的马王庙,在五十年代,就只有庙址没有建筑了，后来在庙附近多年的载坝取土中偶尔可挖出些烂石头砖块。

庙峁子的老爷庙,在五六十年代庙里供奉的是关公、周仓的塑像,记的过去每遇天旱,村上的人就会将塑像搬到庙外晒太阳,以此来祈求降雨,人们说很灵验的。在2007年,村里将旧石庙拆了盖成了砖、混凝土结构的新庙。为了村上的人烧香磕头方便,又于2014年在红子崖沟畔上盖了一规模不大的小庙,还叫老爷庙。

修建庙峁子的老爷庙听老人们传说:坡底村姓杜的财主人家在正村脑头选择了规模很大的坟地,为了争回村里“风水“不受“欺凌”,在靠坟的上面而修了老爷庙。

村上供奉了吕祖爷。五十年代末,马义老汉在世时,在他居住(现李银宽家旧院的大窑洞)的窑后墙上掏了一小洞供奉了吕祖爷的塑像,当时逢年过节全村人都去那里烧香磕头。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通过一场“破四旧”,村上人对吕祖爷塑像的跪拜也就结束了。不过,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偷偷的在红子崖畔东壕洼对面的土坡下掏了一小土窑还供奉了一段时间吕祖爷的塑像,后来村上人又将塑像送至旧县海潮庵供奉。

老道坡子那(现加油站)应该很早以前有过庙,因为自我们记事以来,村上安葬人的“叫夜”都要去那里举行,后来又改至羊路沟口西面的付家坪举行,为此,前几年村里在上温家坪的路口打造了一个大理石小庙叫成龙王庙。

历任村干部 

贺永昌刚解放时任过大村村长，温七在土地改革时期任过农会秘书，听村里老年人讲，石沟塔历史上为穷村子，没有财主人家，因此私有土地也不多，只所以在土改期间分了部分好地，是与温七在农会任职分不开的。

历任村支书有王进宝、温拴师、苗生、贺区小、王有全、苗水旺、刘富财（在贺区小任职后曾第一次任过几年）。任过村主任的有候常录、李二圈、贾丑赖、温在后、温换银、贾治成、王换林等。

村上的手工艺匠 

过去村里人统称手工匠人为耍手艺的。温在后的爷爷是个木匠,虽没记的本人,但记的在后子的娘娘了,村里人当时叫木匠老婆子。在后子的父亲温有世是石匠,也没记得,听村上人说三十几上就去世了。在后子继父黄成祥,老家河南人，会装箩,村里村外人都叫黄箩匠。听说本人在河南有家有口，因为和家里产生矛盾离家出走,后来儿子们还来石沟塔寻过，但本人拒绝回去,在石沟塔一直到老。

温成德,识些字,是远近闻名的好石匠。现在偏梁河过煤台的大桥是本人承揽建造。后来村里能做石工营生的相继有温拴师、菅兰换、贺俊明、魏双全、马占宽等。

村里会铁匠手艺的有孙海旺(其父就是好铁匠,人们都叫孙铁老汉)、王玉林(本人识些字,还能给人看相掐算)。

候常录、候治田(七十三,上过小学识些字,几十年业余看卦书,会给村上人讲迷信看个日子掐算什么的)、候支林祖孙三代会织毛口袋,人们叫布袋匠。村上老一辈有名的布袋匠还有苗合德(苗培德)。

村上会做木工营生的木匠相对还不少,况且公认都是好木匠,相继有马秃子、马三、贾丑牛、马跃飞、候喜怀、李存柱。丑牛子、跃飞后来又学会了瓦工,像赵家沟联校的部分校舍、沙泉的前戏台都是他们承揽修建的。

画匠马义,又会做纸杂。再后来有温贵宽、马占银、候支树还学会了油漆手艺,曾外出走村串户给人们油漆炕墙子,画风景柜子等。

随着形势的发展,大部分手工艺匠已处于“背时”的状态，但一些新技术的掌握在迅速发展，比如会电焊修理的有李继明、李星；王黑眼修理三轮、四轮车技术成为拿手本领。像过去很“吃香”的开车司机现在全村户均一个之多。

村里人的衣食住行 

一、住房

进入六十年代，村里大部分人家还是主的土窑（或碹石口的土窑），纯粹用石头碹的窑也没几间，也没几户。

西起现王换林窑洞东，东至后店，紧靠公路半世纪前的旧窑洞因公路扩建基本全部拆除，那时人家居住集中，基本没有空窑，老少几辈都住在一个院内。有的三四代人住在一个院，时间长了，难免会发生磕磕碰碰，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弟兄之间、婆媳之间相互吵架的、打架的经常发生。

二、吃穿

那时候穷富差别是有，但不是很大。吃粮主要靠集体按人平均分配，国家规定每人每年280斤（五斤山药顶一斤粮食），叫基本口粮，丰年长于部分由集体卖给国家，叫“上缴粮”，“爱国粮”，如遇灾年,由国家供应,叫“救灾粮”,“供应粮”,有时也叫“返还粮”。除此之外,按规定由集体每人分给1至2分自留地由自己耕种,以此解决口粮不足。尽管如此,仍解决不了吃的问题,有些人家每年到秋收前就难以接继,得相互转借。集体所分粮食那是绝对平均,从数量到质量人人一样,差别那就在自留地上。手勤人家,常年(主要是冬天)坚持拾粪积肥

除按生产队规定上缴肥料外,剩余部分可全部上到自留地内多打粮食(那时没化肥)。发懒人家那就不行了,缴不了集体摊派肥料外,还的折扣工分,自留地那就只能“甜种”减产了。由于肥料的不足,村与村,户与户的亩产量差别很大,尤其是出现了自留地产量高,集体土地产量低的现象,村里当时有人编出了顺口留:集体土地讲卫生,自留地里臭死人。

五十年代,村里大部分妇女都会纺线织布,针线活那更是人人精通。当时村里有好几部木头制的织布机,相互联系,轮流使用。棉花纺线车基本是家家都有,以此来解决穿衣问题。到了六十年代,穿衣问题主要依靠国家每人每年发的一丈八尺布票去买供应布。家大人多,大小相拉平均,基本可解燃眉之急,但存在的问题是,有票无钱买不起布(人们叫扯布),大部分娃娃多的人家每人每年的丈八布票结余不少,怕作废只好进行交易,有的卖成钱,有的换成粮,有的用来换一些小家具，至于穿衣问题那就只能凑乎了,大的改成小的,男的改成女的，上衣改成下衣,长的改成短的,靠翻新,靠拆洗,补丁摞补丁,直至变成鞋底衬布,娃娃尿布为止。

六二年前后,也就是国家最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村里虽没有发生饿死人的事例,但也确实经历了勒紧裤带度饥荒的苦日子。人们常讲,穿衣吃饭称家当,搽脸抹粉称人样,没办法，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一切得省吃俭用。

1、山药不削皮。那时吃山药哪像现在舍得用刀削皮,蒸煮的吃时洗一下,熟了时剥皮吃。除此外,提前用山药蘸上水在砂石上慢点磨皮。

2、糜黍连皮吃。糜黍不去皮(尤其是糜子)磨成面,捏成圆锥形的帽壳子蒸着吃,人们叫“糜子窝窝”,“黍子窝窝,”好做省事又耐饥。

3.家家吃炒面。所谓炒面,和我们现在所吃的肉炒面、蛋炒面那纯属俩码事。不去皮的高粮、玉米上锅炒熟,然后用石磨磨成面叫炒面。随时可用水、蒸熟的山药、稀饭拌起来吃,当然也可以干吃。稍质量好一点的炒面那就是另加点黑豆,莜麦,不过,只有吃法上稍宽裕些的个别人家才能吃上。

4、养猪不为吃肉。村里每年养猪(人们叫喂猪)的人家也不少,但吃肉的人家不多,完全是为了卖钱来解决口粮钱和必要的家用钱。一户人家喂上一头猪到年底能杀上八九十斤的就算大猪了(饲料质量太差长不大)。当时生猪收购每年公社给各村各队下达任务,只要卖了任务猪,除村里给奖励工分外,收购生猪的食品站还要给奖励返还肉票、买条绒票证等,不过规定的很细,毛重不足120斤的为等外,120斤以上的按肥瘦又分为一、二、三等。一等猪奖励六尺条绒购买指标,二、三等奖励几斤返还肉票(凭票可购买供应的平价猪肉)。当时的条绒(老百姓叫灯芯绒)可吃香了,是娶媳妇,娉闺女最好的彩礼和嫁妆。

食品站的供应猪肉价格分别为,头等八毛三,二等七毛六,三等六毛八,等外五毛六。羊肉一斤四毛三,对此也有的人家舍不得、割不起,将平价供应的返还肉票卖成钱。记得那时候村里一般按人平均分俩次肉,一是、每年古会的五月十三由生产队集体买上猪杀,每人分几两猪肉,主要用于招待过会戚人;二是、十月初一村里杀几只羊,每人分一斤左右羊肉(再天冷了怕羊瘦了杀不成),大部分人家先将骨头熬得吃了,肉一直要放到过年吃一顿变味的羊肉饺子。好就好在俩次所分的肉当时不要现钱,到年底结算扣收,所以人们不考虑分还是不分,家家都分,不过,也有的人家以一副羊杂碎抵扣斤半羊肉的村规定,不分羊肉分成羊杂碎,为的是吃起来实惠。

5、家家户户炕上铺席子。土炕铺垫少,加之烧碳难,为防潮防渗每家每户炕上都要铺块用芦苇编织的席子,娃娃多的人家,不到一年,席子就破烂不堪了,只好用旧布子缝补凑乎到年底,每年接近过年,置办“年货”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买一块价值五块钱的新席子,一进门看见炕上铺的新席子,感觉好、气象新、有年味。

6.擀毡娶媳妇。为了准备给娃娃们结婚,提前好几年就得依靠允许自家喂养的自留羊来攒白绵羊毛准备擀妆新毡子,五六十年代的人结婚,不多说妆新被子,到是很强调妆新毡子,能擀的起俩块妆新白毡的人家就算讲究、像样子的好人家了。

7、吃顿好的不敢说。多时了改善一下生活,类似吃顿油糕粉汤呀,莜面呀,河捞呀,鸡蛋拌白面用胡油煎的“油蛤蟆”呀也是有的,但吃了对外不敢说,怕由此露了富,影响年底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衣裳、、、说到改善生活,老年人总结的是:初一十五稻黍面(人们说高粱面叫稻黍面),生日满月刺粉片,要依靠的还是山药丸。

8.掏坡解决吃粮。六十年代初的一瞬间,国家允许开荒掏坡，村里南北俩山的沟岔壕坡翻了个遍,包括外地的亲戚朋友也来村里住下掏坡,“掏个坡坡,吃个窝窝”,大掏坡当时确实为保证不饿死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时间不长,为防止水土流失,保护植被,国家又禁止了掏坡。到了七十年代有那几年,在“全面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不说掏坡了,就连院里种起来的瓜茄葫芦也得连根拨掉。

9、“过素年”。当时村里人说的过素年是指过年也吃不上肉,尤其在五十年代村里过素年的人家多的是。到了七十年代初，村里人的生活是有所改善,但仍不宽裕。记的七四年我到沙泉公社当了通讯员,那时公社灶上每年喂一口大猪,到了冬天快过年的时候,十几个正式非正式人员每人可分到十几斤肥猪肉。那年我按临时工对待分了十斤肉,心喜得甚不甚可以过个“肥年”,可是父母亲最终还是没舍得吃,利用父亲在村里开的店任“店掌柜”的便利条件卖成了钱。但还好,没过素年,用返还肉票在食品站割了比社会上便宜的返还肉。

10、打谷子吃糕。在六、七十年代的大集体时,每年秋天碾谷子时生产队集体召集全体村民吃一顿油糕粉汤,人们叫“打谷糕”。它既是一种传统的庆贺当年丰收的形式,同时也是一次由集体出资改善生活,凝聚民心、增强集体观念的手段。人们也很喜欢,非常乐意。

11、“夜战”杀羊。在六、七十年代晚上加班劳动是经常的,比如每年秋收时的黑夜加班背庄稼,农业学大寨时的晚上平田整地,村上的人叫“夜战”。为了调动人们参加夜战的积极性，凡参加夜战的,除按规定挣工分外,集体免费给白吃一顿饭,因为正是秋季羊肥时,大部分时间夜战要杀羊,每人可吃一斤炖羊肉。

12、比输赢吃东西。也许是当时缺乏温饱,也许是人们闲的无聊,也许是为了取乐,尤其是年轻人,比吃争高低、弄输赢这种是经常有的。有比吃莜面的(以称生莜面为准),有比喝粉汤的(按碗计算),有比吃烧山药的,再后来也有比吃煮鸡蛋的(以颗数计算)、、、反正是谁赢了谁白吃。如果没记错的话,王金全曾和我们聊过,一次带输贏吃煮鸡蛋吃过42颗。

13、”打平伙”。村上所谓的打平伙,就是人们走在一起吃混饭,尤其到了冬闲时,冬深夜长,人们坐在一起闲聊时混起来吃一顿好的,类似炖羊肉、小炒猪肉、肉泡糕等。反正吃了不用花现钱,基本都是用米顶。

14、糜米换猪肉吃。到了冬天,有喂猪的人家杀了后大部分肉要卖,可面对的是人们手头没现钱,只能用米来换的吃。米换猪肉吃最频繁的那就是每年冬天去保德桥头、荣家沟拉碳期间,因为凡轮派上拉碳的,队里都要补助米,差不多每次去拉碳都要用米来换猪肉吃,应了俗话说的:出了门没穷人。

15、劳动按工分计算。大集体的六七十年代,村里的一切劳动都以工分记算,有的是进行登记,有的是当时发工票结算。比如耕地的(人们叫jing地),耕一墒地记工七分,抓粪的六分,去荣家沟拉一遭碳俩天,每天记工分一个二分,砍草的每120斤,发工票十分(一个工).到后来全国农业学大寨期间,推广了“大寨评工”方法,按体力、按表现、按态度等实行了评工制,这种做法很抽象,不好衡量,人们给起了个名叫“风交雪”。其做法在当时议论比较大,怨气十足,挫伤了很多人的劳动积极性。

16、年终决算。每年的年底,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要和所属每户进行年终决算,村里人叫“分红”。集体的收入除过支出剩余部分再按国家规定扣除集体提留外,按全部工分除以数即为一个工的分红数,这个“分红”数即为每家一年的收入,减去当年从集体所分粮食、瓜果蔬菜肉等各项折款就是一年所谓“分红”的长与短,有长余的,人们叫分上红了,凡不够的,就是“短粮钱”了。印象村里多少年每个工“分红”没有上到过五毛钱(一般保留在三毛左右),另小队时石沟塔按前后村划分,分为前队和后队俩个核算单位,后队就一直没有前队“分红”高,其原因一是前队外出的手艺人比后队多(当时村里规定允许匠人外出做工,但每天要缴队里八毛钱,并记工分一个),二是前队的粮食产量要比后队高。记的村里人羡慕邻近村分红较高的是后红崖、阴塔、石堎,一般都在五、六毛,因为人家村里有副业项目(油坊等),且地肥产量高。

一年下来,村里的一个有苦的好劳力通过没明没夜的受下来能挣上四百来个工就算不错了,一个工分上三毛来钱(记的有一年后队一个工仅分了一毛八),再加上家庭劳力少、人口多每年早早就愁上打不了粮钱。村上每年能分上红的人家为数也不多。记的那时后队连续能分红的户有贺四(家庭劳力多)、苗刘生(就俩口子俩个老力),不到年底决算时,知道短粮钱的人就得上门求人家给“顶粮钱”,人们叫“挑粮钱”,挑不起来就只能短在队里。反正年年打,年年欠,个别户直到生产责任制下放时才想办法筹钱打清了欠集体的粮钱。

17、过年。记的小时候老年人常说的一句话叫:日子好过年难过,因为过年,有钱没钱总要比平时花销大些,尤其是看了白毛女的戏剧、电影后,才真正理解了日子好过年难过这句话得道理。当时社会上的几句玩笑顺口流至今记的非常清楚：十月里不节俭吃肉面,腊月里“饥荒”(村里人将欠钱叫短饥荒)就变不转,死了吧!也许贵人遭磨难?不死哇,“饥荒”逼的过不了年。

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度过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年的情景也就记的非常清楚了。每年一过腊月初八(村里人叫腊八),路上的行人也就多起来了,沿河的南北俩山、前后川的人都要到沙泉供销社置办“年货”,看见最多的那就是身穿皮袄,头戴麻帽子上掖一小卷红纸、肩挎一块用绳捆着的新席子、手提煤油瓷瓶的人。虽然没钱,传统的香纸表炮是必须置办的，大部分人家也差不多,三至五个五分钱一个的麻雷(人们叫麻炮);十个小双炮(人们叫lia炮,一个二分钱),一至俩板五十响的鞭炮(二毛五分钱一板);红纸一张一毛二(买多少不等)；黄纸一张七分等。

过年,尤其是娃娃们,一过腊八等都等不上!因为一过腊八就闻到“年腥”味了。凡是喂猪的人家,大部分都要活卖到食品,完任务(有时生猪收购任务紧时村里还给补工分)、为整钱、现钱、为返还购买条绒(人们叫灯芯绒),况且吃几斤肉也不误事,因为有返还肉票。也有个别人家自己杀了,肉除留几斤过年外,其余全部换米卖成钱,当然头蹄下水自己留着过年吃(这就使村里人短不下议论:谁谁家今年过了肥年了,油水大)。除此外,一过腊八,家家户户都要擀点豆面、压点粉条、做俩至三锅豆腐(一锅约八到九斤黑豆仁);煎油食子蒸馍馍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18、村集体立过食堂。国家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一个施政口号: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即“三面红旗”。响应号召,六0年村上立过集体食堂,记得前食堂立在石窑院,后食堂在前店贺四家院内,曾跟上大人去前食堂拿捞饭笸箩子打过“稻黍面”红壳子窝窝。

19、总将“吃”字挂在嘴边。记的小时候村里人相互见面首先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吃了没”,尤其是当吃饭时候有人来“吃来哇”这句客气话是主家必须讲的,就连点着一锅子旱烟，如遇碰上陌生人,点烟人会马上用手或撩起衣服边擦烟嘴边说“吃哇”。村里人说的一句俗话叫“让人是个礼,锅里还没下米”,吃字挂在嘴边,既有礼节包含在里边,但最主要的还是反映出当时“吃法”上的困难。

村里人的温饱问题要说彻底解决那还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八0年生产责任制下放,全村人放开手脚,种地打粮,增加收入。没几年,随着沙泉十天一集的贸易市场的开放;神河地方铁路建设经过村里,好事连连,喜事多多,村里人的经济意识越来越强,除种好地外,揽工程的、打工的、做小生意的人家不少。贾二女做的卖过豆腐,温在后老俩口蒸的卖过碗托,我们的父母亲利用养羊条件在沙泉集市上还卖过羊杂碎,等等。

经过近二十年的拼搏,到二000年,村里原大部分的贫困户开始有了存款。紧接着在地方铁路开通运营的基础上,国家神华铁路建设从村通过,一些设煤企业开始占、租用村里的土地,从此,全村人每年可以从中得到固定收入,况且在逐年增加,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据了解,二00五年以来,村里凡去世的老人,至少有五万元左右的存款要留给子弟们,当然这与老人们那种传统的省吃俭用是分不开的(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毕竟还是宽裕了。

三、“烧燃”

平时的做饭,冬季的取暖所需燃料,村上人称之为“烧燃”。俗话说柴米夫妻,金钱儿女,可见“烧燃”有多么的重要。记的老年人说过一句笑话:石沟塔“烧燃”难,到了冬天公公她妇子并炕shan(住)。五六十年代,集体每到冬天,轮流派人赶牲口去保德荣家沟驮碳按人平均分碳,但根本解决不了烧火做饭、取暖所需,一来碳得花钱,二来数量有限,还的主要靠烧柴。每家每户都的砍柴,有的天不明起来就得去好几里以外的麻地湾、黄子沟的大小淋池等地去砍柴,上午还不误参加劳动挣工分,有的在上下午劳动趁休息时间砍点柴收工背挑回家。到了冬天,天刚明,沿村公路上大人娃娃捡碳的不少(神池五寨人赶牛车去保德拉上碳路过时难免要掉下些小碳块),个别能吃苦的,轮上自己驮碳时,还从往返八十里的荣家沟背几十斤碳回来,因为背的这块碳是不花钱的,或者花的很少,是张口向碳窑要的。那时候,炉寝烧过的灰哪舍的直接倒,全部要通过箩头、筛子、麻箩子等工具筛过,人门叫“筛灰”,未燃尽的碳块再烧,筛出的炉灰垫厕所攒肥上地。

总之是少烧的,缺吃的,挨饿受冻是普遍的,到了数九寒天,出门靠皮袄,回家坐在炕上皮袄脱不了身,住人家地下的水瓮结了冰,放在炉台上的湿布能冻硬。

四、照明

村里1978年才通了电。之前,经历了多少年从点黄油(黄芥油)灯到点煤油灯照明的过程。黄油灯叫灯盏,专门烧制的瓷灯,形状像碗,上面封口但中间留有稍大的用于到油的圆孔,边缘上留有用来插棉花捻的小孔,搁在专门的灯架(人们叫灯树)上点燃照明。煤油灯比较简单了,用一空墨水瓶,盖上插一节用薄铁皮卷的小管,穿插棉花或者麻纸搓成的捻子搁在灯树上点燃照明。

煤油刚开始实行发票供应,每斤二毛八,为节省油钱,娃娃们就因为早点灯,迟吹灯经常挨大人的骂,甚至还要挨打。到了夜长的冬天,全家人围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男人挑毛袜子,女人衲鞋底,娃娃们做作业,第二天起来眼圈鼻孔被油灯烟熏的全是黑的。

五、吃水

村里历年来人畜饮水困难,主要靠吃天雨。为了解决吃水曾经做过旱井(全村有三眼旱井,西场,红坡,后店各一眼)；请“看水”先生指点,村里人工打过三眼深井(羊路沟口即现加油站西,小沙会靠河畔,石窊沟口紧靠河畔);用石头砌过蓄水池(做过俩个较大的蓄水池,一个在原老道坡子那即现加油站,一个在偏梁河上煤台分路口那)。1970年,沙泉医院支部书记王治全在村里下乡蹲点,号召村里组织人在石窊坡的底部开山凿石寻找过水源(因为过去那地方常年潮湿有渗水现象,估计在多少年前立村居住的村里人在那取水吃)最终也失败。我们分析,老祖宗们为什么要选择石沟塔定居,因为石窊坡低下有吃水可取。

三眼旱井,俩个蓄水池对缓解人畜饮水困难起到了应有作用,但人工所打三眼深井不但劳而无功,变为枯井,反到使温换银大爹温怀在锄地回家时不小心掉进石窊沟口的废井内死里逃生,留下了终身残疾。

因为缺水,每年春季一耕种完毕(人们叫撂牛),村里所的牛都要去岢岚的宅堡塔,五寨的荷叶坪放牧。

多少年来,村里人为了寻找水源,解决人畜饮水都要投入相当大的人力、物力。

1.打坝(人们叫载坝)蓄水。

每当下了雨,人们就得及时地去石窊沟、红子崖沟等沟沟岔岔的低洼处去担水。河里发山水有时时间较长,那就得靠水畔有土的地方挖池澄水,如等不上澄清时就干脆将洪水担回家,倒入水瓮后抓一把石灰洒入水中,只有这样才能澄清快,不误吃。河里的山水一小,全村老少都要参加载坝,载住塌,塌了载,直至载住为止。这是解决人畜饮水最主要的渠道。尤其是秋后河里发最后的一场水,误下甚也不能误了载坝,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全村人一冬天的消冰吃水,沿河一带的村子都是这样的。记得有一年冬天,附近几个村都载坝失败,唯有石沟塔坝里有冰,当看到坝里冰不多时,本村的外村的出现了攒冰抢冰现象,肩挑的、人背的、驴驮的、车拉的,面对这种情况,村委会立即召开会议,专派赵挨师负责照看冰的动向,除断路制止外村人的打冰外,还在河里的冰上用红泥水每天刷道限制村里人的抢大冰剩小冰。那年冬天,差不多每天天不明就听到赵挨师用铁皮卷成的广播桶通知:打冰严禁打了红道,谁要打了对谁就不客气！

2. 抢水

载坝蓄住的水,人畜混用,水畔上大小牲畜的粪便随处可见，当看到天干水少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抢水攒水了，那时候，每家不是放一个水瓮，少者俩三个，多者五六个，担回家的水，倒入水瓮时都要用筛面的萝子过滤一遍，因为水里边有河柴棍子、水虱子（水虫）、蝌蚪、蛤蟆衣、羊粪珠等。村里人常说：不干不净，吃上没病，这句话也许就是根据吃水说下的。

3、等水

   每当天旱水雨河里不发山水时，吃水就得去村里的水土沟，沙泉的井沟、井房子（人工打下的深井）担水。由于水量小，担水的人多，只好排队等水。有的人早上将桶担放在那排上队，不误上午去地里劳动，有的念书娃娃以桶担排队，不误上学，因为有时一天也等不上一担水。常因为先来后到的，桶担在人不在等情况发生嚷架的，甚至打架的。

4、远距离取水

俗话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可也没办法，如遇上少有的大旱之年，就得去往返十几里的大淋池石檐下的泉子上担水，也有去楼子坪的姨子沟取水。据老年人讲，过去有的去朱家川灰炉寝（河里有一较深的石窑）驮过冰。甚至有过到县川河的高石崖河槽脱水、脱冰。

5、家家户户院里做水窑

1984年国家号召做水窑蓄水解决人蓄饮水，并给予每做一水窑补助五百元，在此期间，全村家家户户都做了大小不同的水窑，水的来源主要靠下雨后河里发水载坝澄清用潜水泵吸入水窑，也有的人家将房窑顶硬化，下雨是将水引入水窑。如遇天旱，就得顾上专门拉卖水的车来蓄水。总之，从此彻底解决了人担、牲口驮拉水的现象。正如沙泉老支部书记周栓给沙泉公社、历任十位书记分别总结评价的；八任书记苗交岐，家家吃水院里提。

记不清了，大概子二零零几年，由国家投资在坡底村打出了深井水，接着通过村委申请，国家投资铺设管道将深井水引入村内，从此解决了水源，提高了水质，水窑的水来源由吸、变成放。2014年，又通过村委申请，国家再次投资，全村家家户户引进自来水，可谓是人蓄饮水彻底解决，过去的担提水桶变为废铁。

说到沙泉的历任人民公社、乡党委书记，从人民公社成立到2019年的乡党委，共经历了十七任书记，他们分别是：张玉贵、贺保和、杨恒生、刘三厚、韩忠亮、郭安荣、金明伟、苗交岐、张茂华、丁满仓、王雨田、韩斌、李晓峰、李裕民、李永智、王永峰、苗永旺。

交通 

五六十年代，阳方口至保德（绕天窊、刘家山）公路经过村里，坐班车回县城还的绕韩家楼走单寨才能回去。现在去保德的沿河公路六十年代末才修成，并且全是土路。当时西八县只有一个阳方口汽车运输公社，每天发往各县城只有一趟红颜色的班车（村里大人娃娃都叫红楼楼车），至于其他车辆，偶尔可见局限于拉粮、拉碳的载重四吨的解放牌卡车，每遇下雨下雪自然也就不跑了，所以村里人一般几十里地的走亲访友、办事全是靠步行。就是到了七十年代初人们回县城要是坐班车往往是一天回不去，因为坐上保德发阳方口的班车到了韩家楼得倒车，如遇时间紧没赶上或人多坐不下，只得在韩家楼住下等第二天的车。对此，村里人像卖点农产品，换买些日用品得到县城是，一般是去保德的时间多。

74年，国家以民办加补助的形式开通了沙泉绕社梁、旧县至县城的县乡公路，这条土路的开通方便了人们回县城的出行，阳方口运输公司随即也加开了一趟走沙泉（沙泉回县城车票价为1.6元）回河曲的客车，不过车少人多，有时两三天也挤得坐不上、走不了。

记得在六十年代村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有一辆胶车（村里人叫胶皮车）.这种一般由三头骡子拉运的木棚子、车轮和现在汽车轮子相似的“胶皮车”，一般至少的固定两人掌控，即赶车的、纠磨杆的。当时村里赶胶车的是候引在，拉磨杆的是苗为小。记得最清楚是王成气老婆子郭三女因为出地劳动收工坐胶车挤得跌下来被车碾压过造成骨折，因当时缺医少药，加之穷的没钱，只能以“扑鞋虫”可接骨的民间方子生吃了很多“扑鞋虫”，最后还是造成了终身残疾（记得存变子在村里东家出西家进的在有花台的潮湿地方掏挖过“扑鞋虫”）。

记得村里1967年才使用上平车，不知当时是村里出钱购买还是国家无偿调拨，常记得在安装平车是轰动了全村，大人娃娃围下一圈看，孙海旺负责技术组装，就连安装好后去荣家沟拉碳期间，队里还的给海旺子挣上高工分专门跟了好几回，怕半路上出来毛病。

五六十年代，每到冬天，沿河下面的公路上跑的最多的车辆就是神池、五寨的二牛抬杠的牛车，那种车连轮子也是木头做的，用两条牛拉，走的慢、声音大，尤其是到了冬天下了雪，天不明就听到了拉碳牛车吱吱扭扭的车驼声了，所以人们都叫它“烂大牛车”。神池、五寨气候冷，秋收结束早，每年村里没收完秋时，神池、五寨的拉碳牛车就开始跑上了，因此沙泉沿河的存在有句谚语叫：地冻车驼响，萝卜蔓菁正才长。

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日本”（日本人侵略中国，凡经过的地方，农村的人叫过日本）时（估计在一九四零年左右），常住三岔的日本人将通汽车的公路修至石沟塔黄子沟沟口那，汽车也开到过那，五十年代就有的村对面的杨树条就是当时日本人曾修过的公路路面，也许是汽车能通到石沟塔，听老人说，石沟塔当时也临时驻扎过日本人，地址在换命买下富财旧窑那左右处，西面过去还有引在子的两间窑。据说，站在引在子院内的日本人发现了南坪畔探头探脑瞭望的二秃子，开枪击中其头部身亡。

农田基本建设 

村里的农田基本建设先后搞了二十年，其中抓的较紧的还是农业学大寨期间，当时的口号和要求是：四点中起床，五点钟上梁，带上干粮。七四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之后，县里提出的战斗口号是：削平圪峁锁住沟，手牵黄河绕山走，林草万顷六畜旺，建成北国鱼米乡；顶风雪，冒严寒，泰山压顶腰不弯，豁出去，拼命干，二年建成大寨县。

1、平田整地。村里当时的平田整地主要集中在漫水湾、地茭塔、前后小沙会、红子崖等第。后来在黄子沟口那搞过二年改河在造地。

2、修梯田。曾经修过梯田的地方有红子崖、大小铺子湾、舍菓梁峁、寨峁圪旦等。

3、打坝。打坝时间最长的水土（托）沟的土坝，生产小队时打过，并大对也打过，打住塌了，塌了再打，最终也基本没有受益，黄子沟做个规模较大的石坝，当时作为公社的拳头性项目，是沙泉、高坡、坡底、石沟塔四村的联合项目工程，可惜做在中途，被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洗平，记得几年内人们心情不能平静。

说到打坝，正是贺俊明、魏双全自发的在红子崖沟做石坝还是成功了，受益了，即现新盖庙前的几亩坝塔地。后又有苗培跃、菅混飞在偏梁沟口平出了十几亩土地。

植树造林 

村里的植树造林，自记事以来就一直没有停过，除村四旁绿化外，水土沟、杨树条、偏沙子、大小榆坺嘴、长梁、公社林场的小蒜嘴等地栽了几十年树，一直到规模之大的退耕还林至今。

文化教育 

五十年代，村里识字的人很少，据老年人讲，高换子（李修道)是村里之前文化比较高的。进入六十年代，村里识字的人也只有马义，温七，贺水昌等几人，当时，每到过年写春联，一过腊月初八就得开始在马义老汉那排队。到后来相继有七十三，菅兰换，王存录，贾润师，李贵才，再后来有贾丑牛，温换银，贺俊光，苗水旺等才不同程度的念书识字。经统计，现村里240余人，除未到上学年龄的外，纯属文盲的不到十人。

1、李修道。小名李高换，不知是甚文化程度，听老年人说字意很深，教过书，是七十三等人的老师，解放初期在乡上任过职，曾有过一儿一女全夭折，本人也因病早逝。

2、马义。黑大耳村人，和尚出身，村里人长期叫沙树老汉，五、六十年代算的上村里的“老秀才”，能写会画，会做纸杂，性情很好，妻子王外芳因病瘫痪在床13年，不嫌不弃，一直养老送终。深受村里人和社会好评。

3、温怀智，小名温七。旧制小学文化程度，五十年代曾任过农会秘书。

4、贺水昌，小名双保住。小学文化，任过村长。喜好看书，五六十年代，每到过了年的正月初一初二，村里人都要听其说一阵书（小时候叫捣古书）。

一、文化人才迅速发展增长

随着形势的发展、时代的变迁河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的观念意识在不断提高。加强文化教育，培养娃娃们念书引起了村里人的高度重视。从七十年代初，村里有文化、甚至是有高等文化的人层出不穷。

  六七年，温换明、李手翻阴塔农中毕业后，相继有李治厚、苗雨旺、贺俊兴、马跃飞、贺文华、苗混旺、刘文军、苗竹林等高中毕业，经统计，中专以上毕业的有：

   温换明，五寨师范毕业（中专）。苗振旺，山西农业大学毕业（本科）。李德峰，太谷交通学校毕业（中专）。李银宽，五寨师范毕业（中专）。贺俊杰，忻州农机校毕业（中专）。菅混宽中专毕业。苗雨鲜，山西省农行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毕业（中专）。贺增荣，忻州师范毕业（专科）。刘文全，河南平顶山专科学校毕业。苗曙张，西安工业学院毕业（本科）。李晋芳，忻州师院毕业（本科）。李晋宇，天津工业大学毕业（本科）。苗竹英，忻州商校毕业（中专）。李星，西安建筑工程学院毕业（专科)。李媛，山西师范学院毕业（专科）。温国飞，山西财经大学毕业（专科）。苗艳，临汾师大毕业（本科)。贺彦荣，硕士研究生毕业。苗彤（苗振旺之女），硕士研究生毕业。贺敏，大学本科毕业（贺俊杰之女）。贺琳，五寨师范3+2毕业（专科）贾红梅、贾宏伟等等。

二、在外工作的人

文化教育的提高，为村里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坚守的基础。通过学校毕业分配、农转非户口安排、临时工作转正、考试录用、当兵转业安排等多种渠道，村子虽然不大，但在外工作的人不少。

1、李再如，当兵转业，后至灵石县任武装部政委，正处级干部，已去世。

2、苗挨所，当兵转业至山东，离休时享受副处级待遇，现居住山东阳谷县，今年88岁。

3、李贵才，去世时已在原邓口粮食系统上班。

4、贾润师，去世时已上班教书。

5、王存录，参加工作后一直在原朔县（现改为朔州市）科协上班（已退休），国家落实科技人员政策时全家户口农转非，接着搬至朔州居住，四个娃娃全都安排就业。

6、温换银，大同煤矿工人（已退休），俩个孩子全在大同就业，一直居住大同。

7、田书琴，阳泉煤矿工人，后调回河曲税务部门（已退休），大儿子田丰在河曲税务局上班，二儿子在忻州市税务局上班。

8、苗水旺，当过公社农业技术员，后辞职回村任支部书记十几年，现为乡挂职县财政补贴干部。

9、温换明，五寨师范毕业后分配为国家正式教师（已退休）。妻子贾彩清在县兽医系统上班（已退休）。女儿温晓琳在太原上班。儿子温晓峰在六固联校任校长。

10、六十一（李建忠），当兵后上过老挝前线，后转业至忻州电业局上班，豆罗居住几十年（已退休）。妻子菅秀兰农转非户口后，在忻州市荣军养老院上班（已退休）。儿子李向东现任忻州军分区后勤处长。女儿李霞在忻州市电业局上班。

11、李双全，沙泉邮电所跑邮工多年，后转正调五寨邮转站、朔州邮转站开邮车一直至退休。妻子李巧林河曲二轻局退休。俩个儿子分别在五寨邮运站、朔州邮转站上班，其俩个媳妇子都在五寨教书。

12、李手翻，随女婿一直在五寨居住，在五寨生产资料公司上班，后任盐业公司经理（已退休）。

13、苗雨旺，高中毕业后任过民办教师，当过公社通信员，后参加信用社、银行工作。先后在岢岚农行、河曲农行任副行长，农业发展银行河曲支行、偏关支行任行长，96年调回忻州市农发行一直至2013年退休。妻子菅秀花户口农转非后在河曲粮食系统上班退休。大女儿苗竹林在河曲农行上班。儿子苗曙霖大学毕业后在山西省农业发展银行上班，其妻付敏珺在忻州市中医院上班。

14、刘富财，沙泉乡农业技术员，省财政事业干部（已退休)。大儿子刘文全大学毕业后就业于晋神公司沙坪煤矿任办公室主任、科长，现回在公司上班，其妻王成香，忻州市煤气供热公司职工。二儿子刘文军，就考于晋神公司沙坪煤矿，现任环保科科长。其妻魏慧俊就业于河曲邮政储蓄银行。

15、李银宽，五寨师范毕业后分配为正式教师，一直在沙泉任教。妻子苗换娥，河曲县供销社上班退休。儿子李晋宇大学毕业后就业于上海一家公司，近几年被公司派往美国。女儿李晋芳在县城教书。

16、温国飞，就业于太原一家公司，搞推销。

17、苗振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林业厅工作，现任山西省森林有害物防治检疫局局长（正处级），业务职称为正高级工程师。妻子全英，现任省林业厅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科长，职称为副高级工程师。女儿苗彤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考入山西省科技厅上班。

18、苗竹英，忻州商校毕业后就业于运城市林业局。

19、苗永青，青岛中专毕业后，在县污水处理厂上班。

20、苗雨鲜，中国农业银行河曲县支行职工。

21、贺俊杰，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岢岚，先后在宣传部等单位上班，后任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妻子、女儿都上班。

22、贺俊耀，沙泉医院上班至退休。

23、贺彦荣，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业于上海。

24、李德峰（觅住），忻州公路段上班，技术员。

25、李星，就业于忻州市天燃气公司。

26、李媛，就业于河曲农行。

27、王建皓，在大柳塔神东公司上班。

28、贺建军，任沙泉乡政府通信员、线务员。女儿贺玲，就业于河曲邮政储蓄银行。

29、苗艳，大学毕业后先考为村官，后又考为乡镇事业干部，现就任于文笔镇政府。

30、李治厚，民办教师转正，一直在沙泉教书。女儿李跃先，就业于河曲中学任教。

31、侯玉英，就业于忻州高速路管理处。

32、贺毅，知名大夫，河曲县中医医院副院长。妻子儿女都上班。

33、营混宽，学校毕业分配保德，先后任尧圪台乡党委书记、县经贸局局长等职。

34、王觅银，就业于偏关县工商管理局。其妻偏关人，正式教师。

35、王觅换，当兵后开车，曾给现任山西省政协主席薛延忠开过车，现任晋中市工商管理局副局长（副处级）。妻子、女儿都在太原上班。

36、王晓建，就业于晋神公司沙坪煤矿。

相继上班的有贾红梅、贾宏伟等，就不一一列出。

建成文化大院 

改革开放，世纪更新。村支部、村委会抢抓机遇，招商引资，利用土地资源，先后引进多家涉煤企业为村民创利分红，脱贫致富。尤其从二0一一年以来，新当选的支部村委与驻地企业进一步协调关系增进友谊，实现了互利共赢，收入翻番，将致富的快车驶向高速。

随着村民经济收入的增长，丰富文化生活已显的十分紧迫。支部、村委和广大村民几经商讨，形成共识：架桥通堑，过河发展。在河对面的小沙会兴建一处专供村民休闲娱乐的文化大院，并立马行动，付诸实施。南北跨度十六米的钢骨水泥双孔桥于二0一二年“五一”开工，“七一竣工”。接着文化大院又于二0一三年四月十日破土动工，到七月上旬全部结束。新建成的文化大院，集文体娱乐、红白理事、村委办公于一体。正面一排六间二层楼房，南面一座现代化大戏台，东西两边，高垒围墙，大院占地近两亩，连桥带院总投资近百万元。利民工程，惠及子孙，环境优美，鼓舞人心。

修起了村民浴室 

随着全村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面对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村委会又于2018年投资近三十万元修起了村民浴室。全村老少定时能洗上免费的热水澡，这在地处全县的高山区来说确实不易。

发布：晋北文化平台

作者：苗雨旺 刘富财

编审：张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