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慈济做真善美志工的日子
当时的杭州有真善美志工，其中一位是某位志工的儿子。一开始跟着做，活动需要拍照，就拿着联络处原有的相机去拍，拍完了还要做简报。
拍照比较简单，做简报、写文稿，相对就比较复杂，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挑照片，挑好的照片还要写图说。写文稿，对于我来说，就更难些。这和自己写点感想不一样，它要有文章的结构，再有文章要有可读性，可读性来源于活动中志工与其他参与者互动细节的记录，最好有对话的细节，这些不管是活动前、中、后，都要花费很多的功夫。
那个时候，一开始还好，只是做简单的真善美事务。但是随着活动的增加，另外慢慢要承担协调管理的工作——出班前(活动开始前)要找人承担、通知活动时间地点行程安排注意事项;出班中要关注各项记录的进度、处理一些突发状况;出班后要产出文稿、简报、初剪带(后来慢慢开始做文稿、视频初剪带，传回大爱台用于新闻播放)，感觉压力就大了起来。
渐渐的，性格里的一些问题就暴露出来，比如抱怨、易怒、求好心切等等。做真善美志工，看似只需要拿笔，拿相机，对着电脑打字看视频，实际上要耗很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在体力不济和情绪的双重作用下，很长一段时间，看似在做志工服务，但是很难做到甘愿做欢喜受。
不过幸好资深的志工都很包容，当时也有很多的真善美培训和座谈，既有在大陆这边的培训，也有在台湾的培训。每次培训完，感觉就像充了电一样，又有了新的力量投入真善美的工作。
这里要插播一件事情，2009年因缘际会进入顶新集团资材事业群董事长室人资本部人文组工作，时任董事长是慈济人，要把慈济的理念和人文在企业里推广。
企业里的工作，和慈济的志工服务，有不同之处，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再者因为董事长的关系，工作之内和工作之外，都和杭州慈济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在工作中，我发现自己能力的不足，不管是工作经验，还是与人沟通、表达能力，都很欠缺。于是在2009到2014年的五年间，在工作和慈济两边，有了双份的锻炼机会。
回到真善美，2010年左右，决定买一台单反相机，一个是单反相机拍的照片效果比较好，可以更快的捕捉一些精彩的画面，再者随身有台相机，随时可以用，不然每次出班都要借相机，诸多的不方便。
买相机是自己攒的钱，要七千多，快接近自己两个月的工资。但是想到当时去台湾参加慈济的活动，都是公司出差旅费，想想其他志工都是自费，我要把这笔钱拿出来用于慈济、用于工作。
那个时候真善美志工有三个板块，文字笔耕、照相、摄像，一开始我主要做照相，后来兼着笔耕和摄像，再后来照相的志工多了起来，就逐步转到摄像和行政企划。
2014年到2015年，在杭州慈济工作了一年，算是“职”志合一。那段时间做的事情，有的做完了，有的没做完。做完的是杭州慈济大事记，一直追溯到杭州慈济正式成立(2008年正式成立)之前的大事，这样可以让后来的志工完整了解杭州慈济的历史。没做完的是活动档案，活动档案算是一个图片集，将每个活动的照片精选出来，冲洗后张贴在纸上，配上图说，做成文件夹。
2015年，2016年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慢慢地退出了真善美志工的服务。后来也偶有出班，但是次数和早年差了好多。
虽然这几年没很少做真善美志工，但是那些年真善美志工的锻炼，对于现在做访视志工、会务陪伴志工等有很大的帮助。在做这些志工服务时，会比较留意照片、文字、视频的留存。
现在如果需要做简报，做采访，剪辑简单的视频，因为有过去的基础，做起来也比较得心应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