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诸子之学

战国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发达的时代。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都起了根本变化。大家平等自由，形成了一个大解放的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当中，一些才智之士对于当前的情势，有种种看法，有种种的主张；他们都想稳定动乱的局面。有些人拥护旧文化、旧制度；有些人起来批评或反对旧文化、旧制度；又有些人要修正旧文化制度；还有人要建立新文化、新制度；还有人压根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

这些人都根据他们自己的见解各说各的，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便是诸子之学，大部分可以称为哲学。

二，诸子的身份——士

诸子都出于职业的“士”。“士”本是封建制度里贵族的末一级；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成了有才能的人的通称。

在贵族政治未崩坏的时候，所有的知识、礼、乐等等，都在贵族手里，平民是没分的。那时的有知识技能的专家，都由贵族专养专用，都是在官的。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贵族有的失了势，穷而不能自用专家。这些专家失业后流落到民间，有的以卖他的知识技能为生；有的不限于伺候一家贵族；有些居然开门教授起来。

渐渐地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士农工商”的“士”。

这些“士”，这些专家，后来居然开门授徒起来。除此之外，他们不免根据他们专门的知识技能，研究起当时的文化和制度来。这就有了种种看法和主张。诸子百家便是这样兴起的。

三，诸子的代表

（一）儒家——孔孟荀

孔子第一个开门授徒；孔子名丘，他家原是宋国的贵族，贫寒失势才流落到鲁国。他自己做了儒士；儒士是以教书和相礼为职业的，孔子却只是一个“老教书匠”。他主张“有教无类”，是第一个将学术民众化的人；他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说当世的君主；他一个人开了讲学和游说的风气，是“士”阶级的老祖宗；他是旧文化、旧制度（西周的文化和制度）的辩护人，以这种姿态创始了所谓儒家；他将周文化的代表《诗》《书》《礼》《乐》等拿来作学生的必修科目。

孔子是个博学多能的人，他讲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养成为国家服务的人，并不在于养成某一家的学者。他教学生读各种书、学各种功课之外，更注重人格的修养。他说，为人要有真性情，要有同情心，能够推己及人，这所谓“直”“仁”“忠”“恕”；另外，要遵守社会的规范。凡事只问该做不该做，不必问有用无用；只重义，不计礼。孔子的政治说，是“正名主义”。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正名定分，维持社会秩序。他所谓的“述而不作”，其实是以述为作，是理论化旧文化、旧制度，要将那些维持下去。

孟子名轲，邹人。孟子说人性是善的人都有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孟子主张“仁政”“王政”；他认为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都是为民设的，君也是为民设的。

荀子名况，赵人。荀子说人性是恶的。孟子反对功利，荀子却注重它。孟子注重圣王的道德，荀子却注重圣王的威权。荀子从功利主义出发，给一切文化和制度找到了理论的根据。

以上儒士多半是上层社会的失业流民；儒家所拥护的制度，所讲所行的道德也是上层社会所讲所行的。

（二）墨家——墨翟

原业农工的下层失业流民，多半成了武士，以帮人打仗为职业的专家。墨翟便出于武士，是墨家的创始者，鲁国人，后做了宋国的大夫，出身大概很微贱，因为“墨”原是作苦工的犯人的意思。

墨家是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首领叫做“巨子”；墨子大约就是第一任“巨子”。他们不但是打仗的专家，并且是制造战争器械的专家。

墨家虽以打仗为生，却反对侵略的打仗；他们只帮被侵略的弱小国家做防卫的工作。《墨子》只讲守的器械和方法，攻的方面，特意不讲。这是他们的“非攻”主义。

此外，还主张“兼爱”主义（视人如己，互相帮助，不到利他，而设利己）。

墨家注重功利，凡与国家人民有利的事物，才认为有价值。国家人民，利在富庶；凡是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是有用的，别的都是无益或有害的。

他们是平民的代言人，所以反对贵族的周代的文化和制度。主张“节葬”“短丧”“节用”“非乐”，这些跟儒家相反。他们说他们是以节俭勤苦的夏禹为法的。

（三）道家——杨朱老庄

反对一切文化和制度的是道家，道家出于隐士。这一派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独善其身的聪明人。

杨朱是道家的先锋，建立“为我”的学说，主张“全生保真，不以物累形”，所谓“真”，便是自然。

老子，相传姓李名耳，楚国隐士。楚人是南方新兴的民族，受周文化影响很少；他们往往有极新的思想。老学以为宇宙间事物的变化，都遵循一定的公率，在天然界如此，在人事界也如此，这叫做“常”。顺应这些公律，便不需避害，自然能避害。老子认为，处世接物，最好先从反面下手。“顺应自然，无为而为，不治而治，那就是无不为，无不治了”。自然就是“道”，宇宙万物都是自然的，这是老学的根本思想，也是庄学的根本思想。

庄子，名周，宋国人，庄子主张绝对的自由，绝对的平等。按庄学说，凡天下之物都无不好；凡天下的意见都无不对；无所谓物我，无所谓是非；甚至死和生也都是自然的变化，都是可喜的。

庄子排除是非，是当时“辩者”的影响。“辩者”，汉代称为名家，出于讼师。代表人物是邓析、惠施、公孙龙。

儒墨道各家有一个共通的态度——托古立言；他们假托古圣贤之言以自重。孔子托于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尧舜，老庄托于传说中尧舜以前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

（四）法家——韩非子

法家不托古而变古，出于“法术之士”，法术之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法术之士创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帮助当时的君主整理国政，做他们的参谋，这就是法治。法术之士有重势、重术、重法三派，而韩非子集其大成。

韩非子，韩国的贵族，学于荀子。他采取荀学、老学和辩者的理论，创立他的一家言；他说势、术、法三者都是“帝王之具”，缺一不可。势的表现是赏罚，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技巧，法是规矩准绳，明主制下了法，庸主只要守着，也就可以治了。君主能够兼用法、术、势，就可以一驭万，以静制动，无为而治。

诸子都讲政治，多偏于理想，只有法家的学说，从实际政治出来，切于实用。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分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

（五）阴阳家——驺衍

古代贵族养着礼乐专家，也养着巫祝、术数专家，他们多用于丧祭。礼乐专家后来沦为儒士，巫祝、术数专家沦为方士。汉代所谓的阴阳家便出于当士。古代术数注意于所谓“天人之际”，以为天道人事互相影响。战国末年有些人更将这种思想推行起来，并加以理论化，使它成为一贯的学说，这就是阴阳家。

齐人驺衍是阴阳家的首领，创为“五德终始”说。“五德”就是五行之德。他认为五行是五种天然势力，所谓“德”，每一德，各有盛衰的循环。

四，统一思想，诸子归一

吕不韦，统一思想的第一人，与门客合撰一部《吕氏春秋》；目的是想化零为整，集合众长，统一思想。基调是道家。

淮南王刘安，教门客编了一部《淮南子》，也已道家为基调。

董仲舒向武帝建议：“六经和孔子的学说以外，各家一概禁止。”武帝采纳了他的话。从此，帝王用功名利禄提倡他们所定的儒学，儒学统于一尊。加之，儒者通晓以前的典籍，熟悉以前的制度，而又能够加以理想化、理论化，使那些东西秩序有序，灿然可观。儒学独尊，已成定势。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同样适用于史书典籍的流传。各家所言，各有其据，也各有其推崇者和追随人，但是所言是否可以长久流传，有时取决于上层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