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工分是六七十年代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它是到村里分粮、分钱的依据。因为父亲是村里的会计，日常负责计工分。母亲要在家带弟弟妹妹，从未参加过生产队的劳动，帮生产队放牛也能挣工分。因此在有学上的时候，我只能上午上学、下午帮母亲放牛。

　　从五六岁起，家里打米磨粉的活计就被我承包了，每次院子里有人去一个叫“葫芦堰”的地方打米磨粉，我都得背着背篓装着粮食跟着，那会还没有电，打米（把稻谷去皮）和把麦子、玉米磨成粉全靠水力。葫芦堰就利用自身的水利优势造了一个水力磨面作坊。别人挑一担粮食，我就背一背篓粮食，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的前行。

　　等到八九岁，就要跟着父亲上山种地，由于个子太小，一次只能挑半桶水，但是频率上却要和大人保持一致。等我辍学以后，家里挣工分的重任就主要靠父亲和我。在按天算工分的时候一个男人能挣10分工，一个妇女一天能挣7分工，一个半大孩子3.5分工。最让我开心的是为了解决“磨洋工”的情况，村里开始实行按工作量计算工分，就是做多少活计多少工分。我常常一天能挣到十几二十个工分。挖花生是我最喜欢的活计之一，工作量小，速度又快，挣工分最容易。但是也不能只图快，因为有监督的人，那人在挖过花生的地上拿一个小簸箕随机量出一小块地，再用锄头检查挖过的土地，要是发现土里有两颗花生，工分减半，发现三颗花生，一天半干。

　　印象很深的是一次村里分红薯，因为父亲是会计，要看账本，别人就提出帮我家把红薯挑到存放红薯的地窖里，这次我是监工。但我这个监工可不好当，别人挑一担，我要背一背篓，还要防止别人把红薯挑回自己的家，只得一路小跑着跟着那个强壮的汉子。“耶，你这个二女子还是可以哟！”终于那汉子忍不住向我父亲竖起来大拇指。可是在家带娃、做家务的母亲对我永远是一副骂骂咧咧的态度，母爱，谁不想要？可那永远是可望不可及的东西。

　　十二三岁时，就分田到户了，我们家分了八个人土地，有田有土，山间还有林地。八个人土地都是我和父亲两个人耕种的，天不亮就出工，一直做到毒辣的太阳晒得人受不了才收工，皮肤晒得黢黑，倒衬得一副牙齿格外整齐、洁白。我的牙齿真的特别好，在那个从来没补过钙的年代还能生得这么整齐漂亮，也算是一个奇迹。现在五十多岁，还没一个牙齿下过岗，吃起炒胡豆嘎嘣脆，是我的最爱。母亲却从来不理解我们，也许是因为她从来没上山下地做过农活的缘故，总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回得那么晚，活路缺总是做不完，为此常常对我破口大骂，好像我一天在地里玩似的，唉！真是“未经他人苦，却骂他人懒”。祖母因为已经七十多了，已经不再参与地里的活计。但我家林地还算多，林间的树木枝丫由我和父亲砍下来搬回家，她就负责把这些枝丫砍成短截，扎成小把小把的，方便放进灶眼里燃烧，这样的工作她一直重复了很多年，直到后来她九十多岁，白内障已经很厉害了，还在摸索着砍柴。这样勤劳的老人的命运却不好，九十六岁的时候臀部长了一个瘤子，做手术后恢复不好，只能瘫痪在床，我母亲那样只知道用嘴使唤孩子的人，在孩子们都成家外出后怎能把婆婆伺候好，祖母就这样在床上辗转半年后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