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花溪的杜甫草堂

   2023.12.20

    成都的文人，哪个没有去过杜甫草堂？

    来成都的文人，哪个不去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作为文人笔下一个符号性场所，从唐朝到元代，逐渐从对其诗歌成就的肯定，发展到对杜甫精神和灵魂的褒颂。至明代，草堂在官方引领下几乎成为精神宗教的场所，忠君爱国的精神被不断强化，同时也是文人自我投射借以抒怀、吊古怀今的场所。至此，草堂由个人居所，转为象征文学成就、文化精神、诗教意味和借以抒怀之地，多重功能融合叠加，成为古今文人心中的圣地。

    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演变。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冬天，杜甫携家带口由陇右 (今甘肃省南部）入蜀辗转来到成都。

    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年）春，杜甫在友人的帮助下，在成都西郊风景如画的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春，茅屋落成，称“成都草堂”。杜甫赋诗《堂成》一首：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他的“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狂夫》）中提到的也是这所草堂。他在这里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因曾被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衔，而又被称做杜工部。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严武病逝，失去唯一依靠的杜甫只得携家带口告别成都，两年后经三峡流落荆、湘等地。

    唐大历年间（766年11月－779年12月），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的大部分被时任四川节度使崔宁的小妾（浣花夫人）任氏族据为私宅。再往后，任氏把宅院捐献给僧人，作为寺庙，即梵安寺，也就是后来的草堂寺的前身。到唐末，随着动乱加剧，战争频繁，杜甫留下的草堂以及梵安寺逐渐荒芜。

    唐代，文人笔下的“草堂”多是肯定杜甫诗歌成就的代称。

    杜诗在天宝五载(746年)前，流传尚不广，杜甫的诗名并不高。至大历年间，杜甫已经成为诗人追摹思慕的对象，在诗坛取得了与李白并称的地位。安史之乱以前，杜甫已经创作了诸如《望岳》、《画鹰》、《房兵曹胡马》、《饮中八仙歌》、《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高都护骢马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好诗，但承平日久，人们对杜甫那些“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的诗句，或一时听得不能入耳，“诗人或不尚之”，对杜甫那种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安史之乱爆发，渔阳的铁骑踏破了人们承平的酣梦，五十年间如反掌，痛定思痛，人们吟诵着杜甫那些富于真知灼见、诚挚深情、忧国忧民的光辉诗篇，才逐渐认识到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价值。特别是杜甫身陷贼中不变节，冒死奔赴凤翔行在，“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爱国赤诚和崇高壮举；他才受左拾遗即不顾个人身家性命，挺身而出疏救房琯的直臣形象，壮声英概，令人生敬。这时，人们对杜甫的人品诗品才逐渐有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有学者考证，任华是唐代正确评价李杜诗歌和并尊李杜第一人。

    有学者考证，最早对杜甫诗歌做出高度评价的是中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唐人推崇杜甫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在后来的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中均得以体现。元和十一年韩愈作的《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

    杜甫离开成都后60年，晚唐诗人雍陶入蜀任职，途经成都，专门到浣花溪草堂缅怀杜甫，作《经杜甫旧宅》，感时伤怀，情致深长：“浣花溪里花多处，为忆先生在蜀时。万古只应留旧宅，千金无复换新诗。沙崩水槛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山月不知人事变，夜来江上与谁期”。雍陶明确把浣花草堂同杜甫的诗作联系起来，并期望杜甫草堂旧宅能万古长存。

     902年(五代前蜀时期)，对杜甫充满崇敬之心的六十六岁前蜀诗人韦庄，沿着浣花溪寻找杜甫的草堂。草堂早已湮没在岁月的长河中，曾经的草堂旧址，“台荒绝四邻。” 不过，“芜没已久，而砥柱犹存”。拨开荒草，还是寻到了当年杜甫修建草堂的砥柱，韦庄决定在旧址“诛茅重做草堂”，以纪念杜甫。他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弟弟韦霭，韦霭“芟夷结茅为一室”，韦庄“思其人而成其处”，定居在新建的草堂里。草堂得以保存。

    韦庄有意挑了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新居，又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浣花集》，以表达对杜甫的崇敬之情，表达自己继承杜甫的忠义志向、纪念杜甫人格。(韦庄是唐朝诗人韦应物的第四世孙，被很多人引用的“我有一壶酒，聊以慰风尘”，就是韦应物写的。)草堂修好之后，韦庄写了一首《燕来》：“去岁辞巢别近邻，今来空讶草堂新。花开对语应相问，不是村中旧主人。”从燕子的角度，写出了新建草堂后的喜悦之情。韦庄重修的这间草堂，保存了近170年。

    晚唐郑谷在《蜀中三首》中有“扬雄宅在唯乔木，杜甫台荒绝旧邻”描述，这表明，晚唐时期杜甫草堂旧址虽已荒芜，但柱砥犹存，且成为人们凭吊杜甫的处所。

    宋人笔下的“草堂”增加了对诗圣的崇敬和对杜甫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精神的赞誉。北宋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人充分肯定了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王安石《四家诗选》称“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而草堂作为杜甫的文化遗迹，在宋代有两次较大规模的重修。南宋以后，士人群体将浣花草堂的兴衰命运与士之优劣相提并论。受时代动乱、朝廷光复无望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南宋文人对杜甫形象的认识更添凄凉悲慨与家国之思，对杜甫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形象的书写也增多。

    北宋初期，韦庄修建的草堂已“废而不葺”，有僧人在附近修筑寺庙，即梵安寺。因后来与草堂相邻，故又称草堂寺。

    1083年(北宋元丰年间)，成都知府吕大防“复作草堂于旧址，而绘像于其上”。在草堂故址上重建茅屋，立祠堂(又称工部祠堂)，并刻杜诗于碑上，绘杜甫像于壁间，始成祠宇。吕大防的修缮，使杜甫草堂成为纪念性祠宇，后世的修缮都在吕大防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而杜甫居住的茅屋，则退居为“杜甫故居”。

    吕大防留下了知名诗作《万里桥》：“万里桥西万里亭，锦江春涨与堤平。拿舟直入修篁里，坐听风湍澈骨清。”还有一篇《合江亭记》：“沱江自岷而别，张若、李冰之守蜀，始作堋以揵水，而阔、沟以导之，大溉蜀郡、广汉之田，而蜀已富饶。今成都二水，皆江沱支流，来自西北而汇于府之东南，乃所谓二江双流者也。沱旧循南隍，与江并流以东。……”

    吕大防之后，哲宗元祐初，胡宗愈“好事者随处刻其诗于石”（《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将杜甫草堂诗刻于石碑，为草堂新增了诗碑。这一次重建距杜甫离开成都已有三百余年，重建的规模较之前更大，这奠定了以后历代维修草堂圣地的基础，对草堂得以流传至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139年(南宋高宗绍兴9年)，草堂倾塌。四川制置使张焘见草堂有“骞陊摧剥”之像，遂下令对草堂进行修缮。他筹集资金，调集工匠，“吊少陵之遗像，置酒沧浪，亭并浣花，竹柏濯濯可怜”，在旧有基础上广植竹柏，新建亭台，断石为二十六碑，遍刻杜诗一千四百余首立于其间，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旁重建一座气象一新的杜甫草堂。此次培修的草堂已具备祠宇性纪念馆的规模，草堂从这个时候起称“杜祠”。这是宋朝对草堂的第二次大修，是对凭吊、咏怀杜甫的进一步发展。之后，围绕草堂的其他纪念性建筑陆续出现，草堂开始成为成都的一处纪念古代名人的文化圣地。

    1236年，蒙古兵攻入成都，“城郭尽毁”，但草堂却没有受到伤害。

    元朝蜀官纽璘“兴文复礼”，曾自己出钱兴建三座书院，“请以文翁之石室，扬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于学宫”，又请谥杜甫曰“文贞”。

    明以前，“草堂”已奠定基本形象，它是杜甫诗歌成就的代称，也是凭吊杜甫的祠宇性纪念馆，更是杜甫儒家仁爱忠义精神的浓缩。

    明代，草堂形象继承前代，也由诗歌成就和精神品格两部分构成，此外，明代草堂四次重修背后是“忠君爱国”精神的加强。

    1390年正月初一，首任蜀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就藩四川成都府。朱椿对杜甫也是崇拜有加，他在公务之余，去浣花溪寻找草堂故址，结果看到草堂“隘且就圮”。遂决定“拓而新之”。并亲自撰文祭奠杜甫，足见官方对草堂的重视。此次重修仍在草堂旧址上进行，且沿用草堂旧名，是对前代的延续。由于浣花溪旁边的草堂仅存故址，衰败不堪，朱椿另辟地一块，“命工构堂”，重修草堂，并题写匾名，以让“过者仰慕乎先贤”。

    1393年，新建的草堂落成，朱椿亲笔撰写祭文，方孝孺作碑记。朱椿在《祭杜子美文》中说：“先生距今之世数百年，而成都草堂之名至今日而犹传。先生之精神犹水之在地，无所往而不在。予尝纵观万里桥之西、浣花溪上寻草堂。故址黯衰草兮寒烟，是以不能无所感也。于是命工构堂，辟地一廛（chán），匾旧名于上。”对杜甫忠义精神大加赞扬，“一饭之顷而忠君爱国之惓惓”“慨秋风之茅屋，惟忠义之不忘”。“先生之精神，犹水之在地，无所而不在焉”道出他对杜甫精神的赞颂，表达了作为第一代蜀王心系百姓的社稷之心。此后，朱椿又对草堂多次营缮培修。

    明臣杨廷和在《重修杜工部草堂记》中阐述了草堂屡废屡修的原因和杜甫值得推崇之处。“成都草堂，唐杜工部旧居之地也。堂屡废矣，辄新之者，重其人也”，他认为修缮草堂是对杜甫的重视，杜甫以其功德成为被后世祭祀的“仅可指数”之人。“盖子美之为人，孝友忠信，大节俱备，读其诗，考其素履”，对其为人和诗歌大加称赞。“子美之名若草堂”，“草堂”交织了杜甫的忠君爱国精神，也寄托了明官方“尊贤厉俗，其于风教，岂曰小补之哉”的重望。

    1500年(明)，鉴于草堂已陈旧残破，四川巡抚都御史钟蕃倡议重修，并将此事上报给时任蜀王朱宾瀚。朱宾瀚是朱申鑿的儿子，朱让栩的父亲。朱宾瀚对此大力支持。此次维修，草堂“门临官道，望之翘然。筑祠三楹，中奉（杜甫）遗像”。(值得一提的是，这时供奉的杜甫遗像，并非如今大家所熟悉的中学课本中的杜甫画像。如今的杜甫画像，是徐悲鸿的学生、现代水墨人物画一代宗师、泸州人蒋兆和所画。1959年，蒋兆和受命创作杜甫画像时，杜甫像原型无从参考，无奈之下，他参照自己的样子画出了杜甫像。那么，弘治13年重修草堂后供奉的杜甫遗像到底是怎样的呢？惜乎该像早已佚失，现在没人知道了。)

    1500年的这次重修草堂，载入草堂史册，也被众多历史书籍采用，并误以为此次维修奠定了如今草堂的规模。其实，46年后(1546年)，草堂还有一次更大的重修和扩建，其规模远远超过朱宾瀚时的重修工程，可惜很少被提及。

    1546年（嘉靖25年），草堂再次出现年久失修状况，成都府知府和蜀王府长史将此事报告给时任蜀王朱让栩，朱让栩批准重修。四川巡按御史姚祥（《成都城坊古迹考》记为姚礼）重新规划，“乃遂辟廊庑，起甍（méng）栋，引流为池，易甃（zhòu）以石，规模壮丽，增于故昔盖十之六七，费白金三千有奇。”修好后，还特地拨给守祠人以田地。

    这一次重修，不仅完善了草堂的布局，还扩大了规模，真正奠定了如今杜甫草堂的规模。时任四川巡抚的张时彻写了《重修杜工部祠堂记》，称赞朱让栩说：“是举也，见今王绳武之孝焉，尚贤之诚焉，非恭俭乐善，其孰能之？”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申鑿与朱让栩写的《草堂晚眺》，情趣与情绪迥然不同。朱申鑿时，草堂还没有重修，有些残破，所以朱申鑿在傍晚时看草堂，感觉有些萧条、荒凉，情绪比较低落。而朱让栩看草堂时，草堂经过他的父亲朱宾瀚和他的重修后，到傍晚时分还有游人，所以他非常肯定地说“未荒凉”，情绪较高。

    明代，文化专制，詩人受文化禁忌的影响，借评论前人表明自己隐晦的心迹。或感同身受，或谈论对杜甫忧国忧民的社稷之心的领悟。明初陈南宾《游草堂》写：“茅屋秋高风瑟瑟，布衾铁冷雨床床。浣花溪上应回首，千载令人忆草堂。”化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凭吊杜甫之忧国忧民。明中叶杨慎《子美草堂》写：“子美羁栖久蜀州，百花潭上草堂幽。……我来已处千年后，只觉依稀是旧游。”杨慎的一生同杜甫般充满坎坷，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代由盛转衰之时。嘉靖三年他卷入“大礼议”事件，得罪世宗，被贬云南。他晚年常以杜甫自况，认为自己的境遇、精神与之相通。途经云南古白崖时，他写“东家采樵女，适遭猛虎餐。哭声起邻屋，行者为悲酸”。被贬永昌时，个人的不幸让他面对云南美景的同时，也注意到底层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苦痛，这与杜甫的三吏三别遥相呼应。故杨慎笔下的“草堂”是他咏怀杜甫，感叹自我人生的对象，有沉郁闲愁的色彩。“我来已处千年后，只觉依稀是旧游。”受时代影响，明人笔下的“草堂”更添一份诗人内心的写照，在对杜甫高尚人格的称赞中包含了自己或喜或悲的心绪。

    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入川，草堂毁于兵火。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朝均对成都草堂进行了重建和修缮。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修缮，基本上奠定了今日草堂的规模和布局。

    清光绪十二年（1866年），为纪念唐代成都冀国夫人，在花径红墙的中部修建浣花祠。

    民国后期，地方军阀混战，草堂成为军队马厩和伤病者医疗的病院，这段时期对杜甫草堂的破坏很大，祠宇门窗、亭台水榭均被拆毁，所悬挂楹联匾额损失殆尽，多被官兵取下当柴禾烧了；工部祠内的杜甫塑像遭到风吹雨淋，不得已，草堂寺的僧人给雕像戴上斗笠。 

    1952年，杜甫草堂又经全面整修后，正式对外开放。

    1955年，杜甫草堂成立杜甫纪念馆。

    1958年3月7日，毛泽东在参加成都会议的闲暇时间，参观了杜甫草堂。 他游览了草堂的各主要景点，观赏了陈列的杜集版本等文物和楹联。同为诗人，就兴趣而言，毛泽东似乎更喜欢李白的浪漫，而远杜甫的现实感，他后来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

    1959年，由时任成都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李劼人主持杜甫草堂的大规模修建。为修建杜甫草堂组织了一个筹委会，成员多为文化名流，博学鸿儒。修缮主旨为“注重杜甫的人民性，不能将草堂修得富丽堂皇，雕梁画栋，要突出建筑的古朴和园林的幽静之美”。

    1961年，杜甫草堂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2年，杜甫诞辰125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宣布杜甫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诗歌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和古希腊的荷马，英国的拜伦、雪莱，德国的歌德、海涅，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印度的泰戈尔一样，他的名字为全世界所熟悉，在世界范围进行广泛的纪念。”

    1985年，更名为“杜甫草堂博物馆”。

    1997年2月，政府拔出专款，借鉴川西民居的特点，重建了杜甫的茅屋。

    1999年，建成“杜诗书法木刻廊”，陈列着百余件杜诗书法木刻作品。

    2001年底，在草堂内发掘出唐代生活遗址和一批唐代文物。

    2002年，原草堂寺大雄宝殿大雅堂正式开放。

    2005年，重建“万佛楼”，复原了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东有崇丽阁，西有万佛楼”之风貌。

    在韦庄第一次重修草堂之后，经过了唐宋元明清各代王朝的完善和扩建，才形成了现在规模的杜甫草堂。草堂经过历代修缮，成了幽静美丽的园林，园内亭台楼阁，花木扶疏，徜徉其间，心清神怡，站在忧心忡忡的杜甫像前，不由令人肃然起敬。

    杜甫草堂（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青华路37号，国家4A级旅游景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知名度最高且最具特色的杜甫行踪遗迹地。

    草堂占地面积近300亩，完整保留着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和清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修葺扩建时的建筑格局，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照壁、正门、大廨、诗史堂、柴门、工部祠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两旁配以对称的回廊与其它附属建筑。

    如今，杜甫草堂博物馆珍藏有各类资料3万余册，文物2000余件，包括宋、元、明、清历代杜诗精刻本、影印本、手抄本以及近代的各种铅印本。还有15种文字的外译本和朝鲜、日本、韩国出版的汉刻本120多种，是有关杜甫平生创作馆藏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杜甫草堂收藏的“杜甫诗意画”在中国画坛成为一个专题画类，全国各大博物馆多有收藏。现代大家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刘海粟、吴作人、李苦禅、王雪涛等也多以杜诗画意为题材创作出风格各异的精品。

    杜甫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地，没有远方那么令人向往，没有少年的天那么绚烂，他如同精神上的父亲，陪伴我们过日子，陪伴着我们经历生老病死，你会发现，杜甫和我们一样，就在那生活的底部和深处。

    杜甫草堂，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Ever since, it’s been China’s most famous place of literary pilgrimage.”(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部拍给西方观众的纪录片,倒能够唤醒国人内心的“杜甫”，让他的诗歌穿过时空，照亮前路，成为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力量。)

    杜甫草堂不仅具有历史底蕴，审美意义，更有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