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秩序的崩解，引发了东亚诸种族群分布的大幅改变。这一线索，当从南北两个方向讨论。
先从北方言之。东汉时，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北匈奴旋即解散，其中一部辗转迁移，历时数百年，最后进入欧洲，分合之间，匈奴也因为不断吸收当地民族成分，在到达欧洲中南部时，其内涵的族群成分，已不再是离开中国北方草原时的匈奴。
南匈奴逐渐移入中国边塞，也逐渐汉化。“五胡乱华”时代，羯族也是匈奴旧日别部。匈奴与羯建立五胡政权中最早占有中国北方的胡人政权。
中国东北方的鲜卑族在五胡之中最后占了上风，拓跋氏建立北魏，又由宇文氏与高氏分裂北魏，建立北周、北齐，三者总称为“北朝”，将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局面，合为一个北方中国的征服王朝。隋唐帝国再度统一中国，毋宁是北朝的延续。
东汉末季，天灾人祸，加上不断的疾疫，北方汉族或是走了，或是死了，人口减少。在东汉末季到五胡乱华，可能减了三分之一至一半！各种胡人入侵，既填补了汉人地区减少的人口，同时也因为他们入侵，更多的汉人流亡南方。这一次为时两百年的人口变动，在中国历史时期，实为规模最大的一次！
胡汉族群的混合过程，因时间与地区而有不同。胡汉文化融合的过程，时有反复，总体则是一步一步涵化为中古北方的新文化。涵化的方向，大致是胡人汉化。例如，北魏政权的汉化，即相当显著，拓跋贵族几乎都与汉人大族通婚，读汉文经典，运用汉人的官僚制度治国。然而，留在北边的六镇，却保持胡俗，近塞居住的汉人，也因此沾染胡风。
五胡一批一批进入中国北方，广大的北边与西边，则不断有新兴的草原族群迭为雄长。高车、柔然、突厥、回纥等前后成为草原上的主人，党项、吐蕃、吐谷浑等也兴起于西面。唐初的北方，突厥帝国声势之盛，不下于匈奴，唐末五代则又有契丹代兴了。吐蕃雄踞西藏高原，一度足以抗衡大唐，疆域奄有青海河湟及四川、云南的若干部分。云南的南诏，本是吐蕃属国，却也踞有南土，俨然一方雄长。回纥兴起于西边草原，也有能力插入唐朝与吐蕃之间，蔚为不容忽视的强大族群。隋唐建立朝代，突厥曾经干预两朝的纷争。安史之乱，唐室也仰仗回纥与吐蕃的兵力与资源。
从表面上看，唐代之盛，俨然天可汗，中国的羁縻州府，遍布于北边及西边。胡人酋长，几乎无不接受中国封号，中国也往往动员这一族打击那一族。然而，深刻地观察，这一段中古的中国历史，已经纳入东亚与东北亚的列国体制，中国不能自外于周边的列强，中国也不过是其中角色之一。棋局上多角竞争，迭兴迭衰，中国并不是唯一的主导力量。
南方的发展，呈现另一模式。东汉一代，北方郡县人口持续缩减，相对的，长江流域不断增设郡县，亦即不断有人移向南方，中央政府的控制也日益充实。
南方土著承受汉人南来压力，有些被消灭了，有些更往南移，大部分土著人口则于汉化之后，与南移汉人混合，再难分别彼我。
北方人口南移，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徙。东汉北方曾有数次严重疫疾，可能引发逃避他乡的迁徙。黄巾之乱，青、徐骚动；三国时代，北方战争不断；两晋八王内争、永嘉之乱，中原板荡；南北朝时，淮河流域是战场；隋唐承平不久，安史之乱后，幽冀青徐、中原、关陇，战祸连年。凡此，都引发北方汉人大批南移。
这些大批南下流民，大率以大姓为核心，挟带依附人口，成群移往南方。三国时代，吴国的一些大族，不少即以这一方式形成地方势力，支持吴国的政权。永嘉之乱，南下的大族，例如王、谢，是大群移徙人口的核心，但因三国时代的朱、张、顾、陆之属已占了吴郡地盘，遂只能向会稽等处发展。”
北人南移的路线，如前文所述，遵循交通大道南移。大致说来，东晋青徐人口，经过淮上进入吴郡与会稽，其中包括南朝的社会精英。留在江北的人口，则是北府兵的兵源。中原与荆州的人口，在三国时代，一部分入蜀，一部分渡江。永嘉以后，这一条道路上的流民，沿湘、赣诸水逐步开展，大率先到者占了近便地区，后到者便须移往更远更偏僻的地区。这是一个长期逐步南徙的现象，汉人终于填满了中国东南及南部沿海。
最后一批大规模的南徙，当是隋唐五代，中原纷乱，南来移民充斥粤、闽。无论在北在南，中古时代的族群移动从未间断，族群之间的掺和融合，也不断进行。
隋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掺杂了不少胡人文化及南方文化，已与秦汉时代的中国文化大不相同了。
摘自许倬云《万古江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