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三代论”的源起，作者在此也进行了溯源。
宋太宗时期“讲道兴学”有二：一是扩大重建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馆），“以待天下贤俊”； 二是诏诸儒编撰大规模类书，说明宋太宗对士大夫一般政治地位的提升发生了关键的作用。但“回向三代”的意识大盛于仁宗时期（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孝宗论用人择相”条），对士大夫提出的“三代”也集中于这一时期。作者选用几家议论予以佐证，如石介的《汉论》，尹洙的《岳州学记》，欧阳修《本论》（认为排佛应重修三代政教之本），李觏（他的“回向三代”有两个特色：第一，以《周礼》代表着“三代”文化的最后结晶； 第二：不但有“托古改制”的具体计划，且积极向士大夫们推荐他的论著，以其施行）。四人活动时期皆在仁宗一朝，有复归“三代”的明显倾向。
看到笔记中有这样一句“已经不是小时候了，说句真话都要思前想后”。
此时已想不起为何会有此感慨！
不必再去回想！
“回向三代”一直是古文运动（宋代儒学复兴的第一阶段）的主导观念，经过七八十年发展，士大夫们在“三代”的召唤下有了革新的心态，这也是神宗熙宁变法的思想背景。
在《言事书》中“法其意”，说明了“回向三代”运动的真精神所在，朱熹欲复“二帝三代”是从道学（或理学）的角度出发的，回向“三代”的运动自仁宗中时便指向变法改制（庆历与熙宁变法都是这一运动的直接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