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要求最大限度的努力，最为严苛的自我限制。非此即彼——常见的极端。要么是圣人和英雄，要么是俗人、吸血鬼、一无是处之人。俄罗斯人不承认中庸。假如不能成为榜样、楷模，那就再无所谓治学是否端正，对艺术是否了解……我们只承认完人，仅仅是为人正直正派，那是远远不够的。
起初的柳比歇夫和其他年轻人一样，也渴望建功立业，成为拉赫美托夫，成为超人。直到后来，他才逐渐触及与生俱来的人性弱点，并鼓起勇气继续前行，一步步逼近最为险峻的峰顶——平凡的人性。
他用了很多年才明白，最好的不是震惊世界，而是像易卜生所说的，活在这个世界。
这样，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科学，都会更好。
柳比歇夫的优势首先在于，他明白这些事比其他人早了一些。
帮助他想明白的正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需要他……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儿了。至于在最早期，根据一切计算（柳比歇夫恰恰是喜欢并精于计算的），他的工作需要付出常人所无法比拟的精力，以及比一辈子更多的时间。当然，他相信自己能够克服，但为此他需要想方设法获取额外的精力和时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单是他读书的法门，很多其他工作方法的优势也得到了凸显。似乎他早在几十年前就将一切都计算好了、考虑到了。连自己的寿数似乎都被他预见到、考虑在内了。
他的一切计划，包括最后一个五年计划，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即他至少需要活到90岁。
但眼下，他只是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钟，包括所谓的“边角料时间”：坐电车，坐火车，开会，排队……
还在克里米亚时，他便注意到希腊女人会一边走路一边织毛衣。
于是他便开始利用散步时间来捕捉昆虫。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一遇到废话连篇者，他便开始演算习题。
他对“边角料时间”的回收做到了十分精细的地步。坐车时他会阅读口袋书，或者学习外语。比如，英语，他基本就是利用“边角料时间”掌握的。
在全苏植物保护科研所工作时，我经常出差。一般我会携带一定数量的书到火车上读，如果出差时间预计比较长，我就会通过邮局往出差地寄书。随身携带的书的数量，则根据上回的经验增减。
一天当中的读书时间如何安排？早晨，趁头脑清醒，我会看些艰深的（哲学、数学）。工作一两个钟头之后，我就读些轻松的，比如，历史或者生物学。脑子累了就看小说。
在路上阅读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不会觉察到旅途的不便，更容易适应；其次，较之于其他情况，此时神经系统处于最好的状态。
坐电车时我也不会只带一本，而是带两三本小书。如果是从始发站上车（比如，列宁格勒站），那就有座，不仅能看书，还能写字。要是在人满为患的电车上，有时候甚至脚不沾地，那就得是拿着方便、读来轻松的口袋书了。在如今的列宁格勒，很多人都在电车上看书。
但“边角料时间”终究是不够的。与此同时，对时间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研究越深入，涉猎范围就越广。必须先认认真真地钻研数学，接着是哲学。他越来越确信，生物学与其他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所从事的分类学促使他对达尔文主义产生了批判态度，尤其是以自然选择为进化论主导因素的理论。他不怕被人斥为活力论或者唯心主义，但这要求他必须钻研哲学。
后来，他又逐渐意识到，他还绕不开历史，绕不开文学，甚至绕不开音乐……
需要不断地勘探新的时间资源。显然，人无法连续不断地每天工作14~15个小时。只能研究如何正确地使用工作时间，向时间要时间。
柳比歇夫确认，他个人每天顶多从事8小时的高强度工作。
他坚持记录工作的起止时间，误差不会超过5分钟。
工作中的一切间断都被刨除了，我计算的是净时间。净时间小于毛时间，毛时间是指一项工作的总耗时。
